薩孟武

1897年生於福州安泰河邊朱紫坊。

1903年入家塾，同學中有堂兄師俊、堂弟本炘和胞弟本鈞。

1905年就讀第二公立小學。后因鼠疫輟學。

1907年-1911年就讀明倫小學，同學中有本鐵、本剛、本棟、本澄等。

1911年入林長民所辦私立法政附中。

1912年留日，入成城中學三年。曾與吳清源之父吳毅同住，學會圍棋。

1916年補習一年後入第一高等學校。一年後轉到第三高等學校。

1921年-1923年，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系，獲法學士學位。

1924年回國，在上海以譯書、撰文為生。曾主編反對共產主義的雜誌《孤軍》（后改名《獨立青年》）一年，同人中有何公敢、周佛海、郭心嵩、陶希聖等，多為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生。期間曾在大夏大學兼課。

1925年，開始編著《中國社會政治史》（1944年出版）。

1927年與《孤軍》社同人整個加入國民黨政治部宣傳處，任編輯科科長。主任吳稚暉，副主任為陳銘樞及劉文島。

1928年在南京中央軍校任編輯部主任，上校銜。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總教官陶希聖。

1930年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行政系任專職教授。

1937年抗戰爆發，隨政治學校遷芷江，再遷重慶。

1946年-1948年，赴廣州擔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

1949年後到台灣，曾任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曾當選“立法委員”。

薩孟武出身於著名的福州薩氏家族，其始祖為輔佐元世祖經略吐蕃有功的色目人（屬西突厥部落葛羅祿）答失蠻，元代中期賜姓薩，後為蒙古族同化，明后更“從漢俗，弗稱氏”。故如今其後人有的自認蒙古族，有的自認漢族。因先祖曾世居雁門，故常稱雁門薩氏。元代末期一支遷居福州，名列福州八大家族。

家族中人才輩出，包括元朝詩人薩都剌，明朝宣德年間禮部侍郎薩琦，近代更有薩孟武的叔祖·著名海軍將領薩鎮冰、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薩本棟和中山艦殉難時的艦長薩師俊等。

《三民主義政治學》

《新國家論》

《中國社會政治史》

《中國政治思想史》

《西洋政治思想史》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水滸傳>；與中國古代社會》

《儒家政論衍義》

《中國憲政新論》

自傳《學生時代》

自傳《中年時代》

作品介紹

《中國政治思想史》

本書原由台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初版於1969年9月，增補5版於1987年3月。凡6篇35章，論及先秦政治思想、秦漢政治思想、魏晉南北朝政治思想、隋唐五代政治思想、宋元政治思想、明清政治思想等。自稱“偏見不少”，“不免參以著作人的價值判斷”。

葛荃以“基本沒有受到政治局面變幻的影響”評本書：“在中國台灣地區，1949年前後，一批學者移居台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沒有受到政治局面變幻的影響，得以延續下來。（《近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綜論》）

薩孟武一生思想的亮點，在其“國家主義”之信仰：他以為近代以來之“國際關係”，“全為弱肉強食之世界”，西洋所謂“世界主義”，所謂“人道主義”，是不涵蓋“吾華人民”的；甚至西洋所稱之“人類”，亦不包含“吾華人民”。故中國當以“國家主義”自救，使一般民眾“皆有國家意識，努力求國家之統一，努力刷新國家之政治”。目標是“強中國家，使彼輩強者認吾輩為人類，記憶吾輩為人類也”……

本書詳細介紹了中國歷代政治思想史。本書旨在網羅民國時期的學術精品，為讀者了解和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化學術成果提供讀本。本書是一部沒有受到政治局面變幻影響的學術著作。

《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薩孟武先生以研究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解讀《紅樓夢》，引領讀者深入賈府的家庭生活，重新認識中國傳統家庭，剖示傳統社會的文化與倫理格局，演繹社會風氣的流轉，見解精微，啟人心智，是一部別開生面、言近旨遠的大家小書。

自傳《學生時代》

自序

本書固然是回憶，而在回憶之中，又夾以許多感想。感想也許有的流於偏見，但由於這種偏見若能給予青年讀者以一種暗示，讀者由於暗示，能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則作者不勝榮幸。

本篇回憶只述到大學畢業時為止，一篇極平平凡凡的回憶，人是平平凡凡的人，事也是平平凡凡的事，不值得讚揚，也不值得漫罵，寫了出來，不過供人茶餘飯後開心而已。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自傳《中年時代》

自序

本篇回憶是繼續《學生時代》而寫的，由回國，寫至來到台灣為止。

我一生在福州滿十六年，在日本滿十一年，在上海滿六年，在南京滿七年，抗戰軍興，在路上尤其是湖南一帶，約有一年，在重慶滿八年，在廣州約二年，住在台灣最久，有十九年，即由民國三十七年，現在是一九六七年，整整十九年了。本書所述乃來到台灣以前的事，還是平平凡凡，既不謾罵別人，別人謾罵亦不反駁。但過去人俗風俗，盡量敘述，因為返到大陸之時，這種人情風俗也許都改變了。

關於回憶錄，人們喜歡看的乃是平凡的小事，至於說明我與那一位要人，有什麼關係，我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這種文章，閱者大率不喜歡看，而且看了覺得頭痛，故我盡量捨去不談。由平平凡凡的事，認識當時的民風土氣，這是本篇的寫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作品一覽

薩孟武：“替天行道”的意義

“替天行道”，為梁山泊的口號。這個天道觀念不但涵義複雜，而且性近玄學，我現在只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觀念，由此說明梁山泊終是草寇集團，沒有得到天下的希望。

原始社會都是血統團體，而以氏族為基礎，到了血統團體進化為地域國家之時，血統關係尚未完全脫掉。這個時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統治別的氏族，而其族長則上升為國家的元首。例如黃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長，而有熊氏又是當時最強的氏族，所以黃帝同時又為中國的元首，其他如青陽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都是他們當時最大的氏族。氏族乃集合許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內，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同樣，由氏族演進為國家之時，元首也須慈愛其臣民。家長要管束其子弟，必須立身以正，足為子弟的模範。子弟服從，一家就可統一，而有相當的威力，而能壓服氏族。氏族既已壓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別的氏族，而組織國家。這就是《尚書堯典》所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的根據。

這種思想雖然發生於血緣團體之內，但是血緣團體變成地域國家之後，中國人仍用這個觀念來解釋國家。就是他們仍把國家視為家族的擴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擴大，君主為臣民的父母，臣民為君主的赤子，君主與臣民的關係無異於家長與子弟的關係，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君主亦須慈愛其臣民，所謂“仁政”就是由此而產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由此而產生的。

但是國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點，在家族之內，父子關係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誰都不能變更。反之，在國家之內，君民關係卻不像父子關係那樣的自然，於是又發生了誰是君、誰是民的問題。

人類總喜歡用自己周圍的現象，擴充之以觀察萬物，古代中國人不但用家族現象觀察國家，且用家族現象觀察宇宙。家有家長，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國有元首，元首亦須慈愛其臣民，同樣，宇宙之內，亦有一個主宰，而能慈愛萬物。這個宇宙的主宰，中國人稱之為天，日月照臨，風行雨施，這就是天的慈愛。天是宇宙的主宰，人類社會不過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類社會也受天的支配，這種天道思想由來甚久，《尚書》之中有不少的“天命”、“上帝”、“神后”之言。而把這種觀念組織為一個有系統的學問者則為漢儒董仲舒。在秦漢時代，法家思想最見流行，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家思想也見用於政治之上。法家主張法治，希望人主“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但是法由人主制定，“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這樣，要束縛人主於法律之內實非易事。儒家主張人治，希望人主任賢使能，使“賢者居位，能者在職”。但是決定誰是賢能的權力又屬於人主，“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豁而愚子胥，故滅于越”，法不能拘束君主，人不能掣肘君主，君主不受任何拘束，即君主的權力乃如漢順帝所說：“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主既有如斯權力，而法治與人又莫能匡救，在民主思想尚未發生以前，學者只有求助於“天”，於是董仲舒就應用陰陽家的學說，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使人主見到天象，有所警惕。他主張：“春秋之治，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同時又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復說：“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自董仲舒之後，吾國政治並不受法家思想的影響，也未受儒家學說的支配。真正控制中國政治的，乃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陰陽學說，吾人觀廿四史之五行志即可知之。

但是蒼蒼者天，不能直接統治人民，必須授命於一人，令他代天統治，這個人就是天子，天子為天的兒子，代天統治人類。但是天是慈愛的，所以天子必須體天之德，同家長愛其子弟一樣，愛其赤子；否則天命不祐，天必奪其帝位，以另給別人。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萬章章句上》）

但是天不能言，何由知道誰人能夠體天之德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凡人能夠得到百姓的歡迎，都可以視為受命於天，而為天子，所以在上文所引萬章與孟子的對話，又繼以下列文句：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同上）

“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尚書泰誓下》），在中國歷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因受百姓歡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聰明的人常能體天之意，施惠於民。不過人民二字尚覺空泛，“人絕對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歡迎”，但是至少必須得到最有勢力的人的歡迎，孟子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就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巨室（土地貴族）最有勢力。那末，秦漢以來，哪一種人最有勢力呢？中國本來是個農業國，秦漢以來，又是個官僚國，而中國所以成為官僚國，又由於農業國的生產條件而來。何以說呢？中國經濟乃是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這種農業經濟最容易產生割據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又不許割據局面的存在。因為中國農業的基礎是築在水利經濟之上，這個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協力，而後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據，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築堅固的堤防，而不顧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漢明帝時尚有“左堤強，則右堤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之詔。兼以農業依靠水利，齊桓公會諸侯於陽谷，以“無障谷”為盟約之一。所謂無障谷是謂“無障斷川穀，專水利也”。水利的獨佔亦可破壞中國的農業。由於這個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的國家要預防割據局面的復興，不能不打倒土地貴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貴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階級，以組織官僚國家。這樣，士大夫階級就代替了土地貴族，而取得統治權。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因為中國是官僚國，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中國是農業國，所以農民也有很大的勢力，誰能夠得到士農的歡迎，誰便可得天之助，而為天子。但是怎樣才能得到士農的歡迎呢？於此，我們又須研究他們兩者的生活狀況。

士人就是知識階級，他們利用知識，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識，以取得社會的及政治的勢力。他們維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師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祿俸。若就普通的情形來說，士人都想做官。這種士人階級產生於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沒有知識分子，不過他們生活非依靠於知識，乃依靠於土地的收入；他們做官非依靠於知識，乃依靠於門閥，所以他們與知識階級不同）。然在當時，士人階級的人數尚少，他們做官容易，所以在《論語》裡面，孔子門人未曾以“仕”為問題，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戰國時代，士人階級已覺過剩，由是就發生了生存競爭，而令土人注意到“仕”的問題，所以在《孟子》裡面，孟子門人喜歡問“仕”，而孟子且以“仕”為君子的職務。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豈但以“仕”為君子的職務，且又以“仕”為君子謀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聽的說，在於行道，不好聽的說，在於救貧。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於仕，所以聖主賢君要得到士人的歡迎，必須大開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當的地位。

農民的生活怎樣？他們耕田，他們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來過度剝削。孟子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所以明君在位，必須“不違農民”、“薄其稅斂”，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君主能夠這樣待遇農民，農民亦必謳歌盛德，而願為之氓。

總而言之，不管是誰，只要他對於士人能夠尊賢使能，對於農民能夠薄其稅斂，必可得到士農的歡迎，而成為天子。在吾國歷史上，最能實行這個政策的，一是漢高祖，他於十一年下詔求賢，詔曰：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十一月過魯，又以太牢祀孔子。明太祖的作風有似於漢高祖。他於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表示崇奉儒家之意，同年九月亦下詔求賢，詔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岩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漢高祖入關之時，致力收羅人心。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入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執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秦時，“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食”。漢興，在財政極度困難之際，還是“輕田租，什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以後，又改為三十而稅一。明太祖於至正十六年，攻下應天，他的作風有似於漢高祖入關之時。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蜂起，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過望。

同時，又能安撫農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該地田賦。這種免租對於人心乃有極大作用，“奚我后，後來其蘇”，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軍來臨，乃是理之必然。

聰明哉明太祖，對於士人尊孔招賢，對於農民，減租免稅，士農階級當然謳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過濠州和尚，而又做過流丐，他於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舉事，附郭子興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興死，明太祖才漸漸自樹一幟，然既出身於和尚，當然可使士人懷疑，所以必須尊孔招賢，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經棄釋歸儒，而安其心。他又因為做過流丐，很容易使人誤會自己為盜匪，所以每次攻城掠地，先則安民，次則減稅，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夠得到天下，是應該的。

梁山泊雖然標榜“替天行道”，但是他們的行為又常常與天道背馳。他們在江州劫法場的時候，“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第三十九回）。這種舉動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數年，除流氓降將之外，又未曾用過一個士人，至對付近鄰的農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泊過來借糧，準備抵抗（第四十六回）。試問這樣行動何能收攬民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惡是懷”。梁山泊不能“施惠於民，當然民不懷德，民不懷德，當然皇天不祐”。這是梁山泊失敗的原因。 ；（本文摘自隨筆集《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唱童謠及聽故事

我生於甲午戰爭后三年，戊戌政變前一年，即丁酉年。時為清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我已看過兩世紀了。

在中國，這是開始轉變的時代，大家族開始轉變為小家庭，手工業開始轉變為工廠工業，家塾八股開始轉變為學校科學，天子至尊開始轉變為主權在民。一切都開始轉變，在這轉變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解放於大家族之外，解放於手工業之外，解放於家塾八股之外，解放於皇帝專制之外。而最先實現解放的，卻是婦女的足，由纏足解放為天足。

我記憶力頗強，幼年的事歷歷在目，我記得初次學步，時為陰曆七八月早晨，太陽射在粉們，映至堂上，特見光亮。我又記得初次學唱童謠，時洪水為災，家人都逃至樓上。十一叔教我唱童謠。什麼“小鳥兒，啄波波”呢，什麼“月光光，照池塘”呢，我至今還會唱。我又記得西太后萬歲節，大約是在陰曆十月間。福州城內最熱鬧的市區（南大街），一路天空均用白布為幕，下用紅布綴成壽字。時為秋末冬初，天氣晴朗。平時我們兄弟皆深居簡出，雖在白天，也不許越出大門一步。此時乃各由乳姆抱至南大街，坐在店鋪柜上，看高腳及許多化裝遊行。

在此期間之內，台灣已經割與日本．而列強又欲瓜分中國，我家許多叔父均赴日本留學了，後來也變成革命黨。社會上流行一種愛國歌。我年齡尚幼，不知愛國歌之內容如何。一兩年後，我同堂兄師俊（大我一歲）都會唱《聖人歌》。前數句為：“聖人聖人，至智至靈，大成玉殿，萬古留名。”中數句為；“左手三千徒弟子，右手七十二賢人。聖人頭戴珍珠冠，手執白玉笏，身穿銀鳳紫龍袍，腳踏虎豹兩蓮花。”我年齡雖幼，還會發生疑問，以為聖人左邊的人太多，右邊的人太少。而聖人穿戴有如廟裡菩薩，不像是一個人。《聖人歌》最後數句是述十願：“弟子有十願，第一願正心誠意，第二願聰明在智，第三願三場得意，第四願四書學習，第五願五經博覽，第六願大藝皆通”，第七、八、九願已經忘記了，“第十願天下太平”，繼以“平平仄，仄平平，希望弟子都聰明，一鼓名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當時口雖能唱，其中意義未必了解。因為唱得爛熟，所以過了六十多年，還能默寫出來。

小孩都喜歡聽故事，尤其喜歡聽鬼怪故事。講故事給我們兄弟聽的，是本鐵（小我三歲）奶嬤，她姓陳，我們叫她陳嬤。白天她有工作，講故事都在夜裡。夜裡講鬼怪，我們又愛聽，又害怕，都擠在她的床上。又怕鬼怪由床后，伸出雙手，把我們抓去，大家又爭匿床的中央，聽陳嬤講盤古分天地，講葉向高故事，講許由故事，講羅隱故事。其中，羅隱故事最感興趣，羅隱是貧窮小孩，只有嬤嬤，爸爸早就死了。一天一位看相的人在門口看見羅隱，即告訴羅嬤嬤。你要好好看管羅隱，此子相貌不凡，以後可以做天下第一人。羅隱嬤嬤說，天下第一人就是皇帝，吾子自做皇帝，我要把石臼打破底。我們聽了之後，就問：“什麼叫做石臼打破底？”陳嬤說：“石臼破底，當作枷，枷在人的項上。”我們大家都說：“好重呀。”陳嬤又說：“不但重。而且壓死人。”羅隱嬤嬤時在廚房煮飯，此話給灶神聽了，即往玉皇處報告，謂羅隱母親太過殘殘酷，其子若做皇帝，恐天下百姓將受其害。是晚羅隱睡到半夜，甚似有人把他五臟換去一樣，甚見苦痛，即告訴他的嬤嬤，他的嬤嬤用手掩住羅隱嘴巴，城其不要說話。這樣，羅隱的身體雖然換了，而嘴巴卻未曾換。這叫做“皇帝嘴，乞食身，因為皇帝嘴，所以他說話都極靈驗。說人窮，人就窮。說人富，人就富。說人賤，人就賤。說人貴，人就貴。說人死，人就死。說人生，人就生。因為乞食身，羅隱就以討飯為生，一天一位貴人誕辰，羅隱到他門口，討點錢用。他唱道：“富貴兼壽考，金玉又滿堂，三代祖父孫，門大好開喪”，人家喜事，而羅隱乃說“開喪”，那貴人家奴就用棒子把羅隱打出去，羅隱說，我現在不管你們了，看你們自生自死。自此以後，人們有活到一百歲的，有的未及成年即見夭折。沒有羅隱這句話，人們都可活到一百歲。我們聽了之後，大怪那貴人家奴多事。陳嬤又繼續說：“羅隱是皇帝嘴，所以他說什麼，就是什麼。你看，我們家裡如有糖果，就引來螞蟻，而餅店糖又多，餅又多，乃無一隻螞蟻，就是羅隱說過了。你們再看糞何等的臭，而挑糞的人竟不聞臭，這也是羅隱說過了。”我們問她“羅隱說什麼話”，陳嬤說：“忘記了，一天羅隱上山斫柴，因為倦極，乃睡在岩石之下，醒時看見岩石搖搖欲墜，不覺說道：‘好危險呀，這個岩石若塌下來，我就沒命了。’話未說完，岩石果然塌下來了。羅隱埋身於碎石之下，身死了，只露出頭部，伸出舌頭。此時來了一隻烏鴉，一隻喜鵲，烏鴉吃了說壞話的一半舌頭，喜鵲也吃了說好話的一半舌頭，所以今日烏鴉一啼，家裡就發生不好的事；喜鵲一叫，家裡必有喜事。”此種童話，我們兄弟均深信不疑。（摘自《學生時代》）

本土情懷

拜嶽麓書社所賜，在大陸讀書人眼裡，薩孟武的名字幾乎與中國三大古典文學名著連在了一起。“來訪《<；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之作者薩孟武”，此為當年薩鎮冰訪薩孟武未遇留下的字條。如今，若問起薩孟武為何許人，應者大概也會來上一句“《<；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和《<；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之作者”。對於一名政治學家而言，這未嘗不是一種悲哀。說悲哀，我並非責怪讀者的口味，或對他們的選擇有意見，而是不滿於薩孟武的憲法學和政治學論著在大陸出版界被長期忽略。純學術性著作的銷路雖然比不得暢銷書，但薩孟武對制憲權與修憲權性質不同的區分，與時下學界正走紅的卡爾·施密特之論述似有暗合，不藉此東風出版薩孟武的理論著作，實在可惜。

退而求其次，薩孟武的回憶錄也算值得一讀，可聊補遺珠之憾。兩冊小書中有許多片斷，涉及法律與政治，雖為一鱗半爪，然見微知著，依舊讓我們得窺薩孟武的政治理念，在無專著可讀的條件下，權作解饞之用亦無不可。談到華僑之能夠聚斂巨額財富，薩氏明言，此必仰賴於“帝國主義者”的保護，即對個人財產權的尊重，並特別指出“保護”不僅是禁止個人侵犯個人財產，而是禁止政府侵犯個人財產。言及日本的司法獨立時，薩氏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俄國皇太子訪日遇刺，刺客行刺未遂而被捕，日政府希望法院判處刺客死刑，以不得罪俄國。然日本刑法僅有“凡企圖傷害日本天皇及皇太子者處死刑”的規定，俄國皇太子不屬此列，故法院認為刺客不宜判處死刑，雖政府與法院多次交涉，法院終未屈服。豈料，不僅日俄邦交未有惡化，歐洲各國因日本司法能獨立，紛紛取消領事裁判權。薩氏感嘆道：“由此一事，可知外交無須一意逢迎，只要我能依法辦事，外國不但不會反對，而且還會欽佩。”此類與法或政治相關的事例，星散書頁間，在在可拾。

讀完回憶錄，給我印象最深的當屬薩孟武的本土情懷。從自己幼年求學到成年後教育子女，薩孟武一再強調文言寫作的重要，並痛感歐化語言對中文寫作的毒害，以至於明言自己討厭新詩，並將讀新詩喻為“嘗膽”。舊塾中學童搖頭晃腦讀古文，他也承認有其道理，因為“讀得爛熟了，頭搖得合節了，文章自會做出來。”話說得有些偏激，但也顯露出薩先生耿介可愛的一面。讀名人回憶錄，就為見其真性情，四平八穩，左右逢源的文章反而讀來索然無味，使閱讀快感大打折扣。

1935年薩孟武與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並引發與西化派的論戰，他的本土情懷也在此一行動中得到明確表達。近70年後，一份《甲申文化宣言》同樣鬧得沸沸揚揚，無果而終。此類文化論爭，實在無趣，鼓搗一份宣言出來就能捍衛文化傳統？中國文 化在日韓的勃興靠的是宣言嗎？如此捍衛文化傳統，與那些反文化傳統者，思路的起點毫無二致，彷彿傳統可以像衣服一樣穿上或脫下。薩孟武的本土情懷贏得我的好感，恰不在其參與宣言之發布，我更看重的是回憶錄中那些極具個人化的表達。薩先生安詳平和的心態，浸淫於傳統中的那份陶醉，讓人感到傳統之親合力，卻完全沒有宣言那種咄咄逼人的態勢。引發我共鳴的正是無數微小事例，而傳統也藉此涓滴而成。

出於本土情懷，薩孟武熟諳中國歷史，同時又留洋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自能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即便是一部回憶錄也寫得開闊而毫不拘囿，並常在一筆帶過的敘述中別具識見。抗戰勝利后，美國希望國共和談成功並組織聯合政府，薩孟武認識到此事之不可能，反駁一美國人道：“你們美國南北戰爭之時，為什麼不講和談，而必以干戈相見。”同一時期，夏濟安在日記中寫道：“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國共雙方下令停止衝突，一般人很樂觀，我悲觀。”日後，形勢的發展印證了薩與夏的判斷。

一部回憶錄，若少了各類八卦，就會淡而無味，薩孟武自然沒有忘記添加佐料，除了同時代知識分子的軼事，甚至在書中言及鬼神之事，此類野狐禪則需翻書細品了。

詩曰：早年心事近陶周，唯物思潮共逐流。小說洞明皆學問，西遊水滸更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