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意識

盆地意識，歷史上，由於四川盆地物產豐饒而使四川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體，成為一個相當獨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識通常有自足、自滿、自大（有時有夜郎自大或坐井觀天）等多種意思。

在許多人看來，四川多奇山異水，同樣，四川人則多奇異人士，這也和四川盆地的封閉性和自成一體有關係。

國學大師程千帆曾述及這種現象：“四川這個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曉得四川的學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學者還很看不起外面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驕傲的地方”，“四川要麼不出人，要出一個人就很奇特”。

條件富庶的川人的“懦弱症”

四川盆地意識的強弱有時間上的差別，也一直有地域上的差異。相比之下，盆地意識深厚的並不是四川的落後地區，而是發達的成都平原地區。

四川地區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確實養了一些懶散之人，這一點在成都平原地區顯得尤為突出。《隋書》中稱“溺於逸樂”，正是“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的原因，這自然是指條件較好的成都平原地區。《宋史》認為蜀人“懷土罕趨仕進”，與《隋書》的記載異曲同工。這樣的文化氛圍與古代安土重遷意識相合，加上古代四川地理環境的相對閉塞又更加促使了這種安土重遷意識的加深。

歷史時期四川地區各小區內經濟文化發展差別是十分大的，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區“土曠人稀”，物質基礎較差，民性自然不可能有因沉溺於遊樂而不思進取，可能多是受地理環境封閉的影響，主觀上倒很難說成是有不願外出的意識存在。

《隋書·地理志》稱四川成都人“士多自閑”，這可能在事實上造成了蜀人喜治學而不求仕進的風尚，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蜀人在外的影響，故范鎮《東齋紀事》認為這種現象是在張詠以後才有所改觀的。

四川人如果有點盆地意識，可能還與自古以來成都人“懦弱”而難以走出外面競爭有關。在歷史上許多史籍都記載“蜀人懦弱”、“蜀兵怯懦”，主要是指成都平原上的那些“衣食不期而至”的悠閑者，四川其它地區的民性還是十分剛悍的，不然晉代不會有“巴有將”的記載，也不會有宋代川南“義軍”的威名，後來也不可能有川軍出川抗戰的業績了。

由此看來，歷史上四川人有盆地意識存在，但其深厚只是在一定的時期內，而且也主要是指成都平原的“蜀人”而已。不然，籠統言四川人有盆地意識，怎能解釋近代四川人在中國叱吒風雲的歷史？可能也難以解釋現在十萬“川軍”民工在外打工的現象。

不過四川、重慶人對傳統的家鄉文化的依戀仍是十分強烈的，許多“少小離家老大還”的長者仍是鄉音未改，對麻辣的喜好也使許多人食俗不改，也影響到外地人，這正是川菜風行全國的基礎。今天四川、重慶人已經大量走出去了，但卻以出賣勞力為主，省內城市“棒棒”、“扁擔”、“背篼”流行，省外“川軍”成了出賣體力民工的代稱。古代四川人在一些時期有樂於詩書而不求仕進的傳統，青山綠水，衣食易求，美人美食美酒美茶，詠詩作畫，好文刺譏，悠閑安逸，確實使歷史上一批四川文化人樂此不疲。今天，我們有魏明倫有棒棒軍有李伯清等等，在全國不乏影響，但四川的文化還不應僅僅如此，我們還應有更多的融入全國主流文化的科學家、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

由於為封閉性盆地地理的原因，四川的自我整體意識比一般其他地方強。民國時期，“川人治川”在四川有很強的號召力。近代歷史上四川曾是保路運動、自治運動、獨立運動踴躍的地區。自秦朝起中國基本上一直採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制度，為防止官僚腐敗因此採用官員任用籍貫迴避制度，在政府層面並不實行自治。而在民間，和傳統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民國以前實行鄉紳自治。

當國難當頭時，四川人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比如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央勢力無法滲透入四川，當抗戰爆發時，除了歡迎中央政府遷川外，川人並且立即動員起來，川軍很快就組織起來開赴前線。四川人有頑強的抵抗精神，在宋朝末年和明朝末年，四川都發生了壯烈而長久的抗戰。

1997年，重慶以及川東南萬州、涪陵、黔江四地被中央政府以西部大開發及三峽工程的名義從四川分離出去。巴文化的地位才得以重新被重視，是為現在的巴渝文化。但也有觀點認為自古未有巴渝文化這個概念，這個詞是近些年才出現的，是重慶劃出四川后因政治而人為製造的，是不成熟的新地域文化概念。從來將巴蜀看成一體，好比山東的齊魯。重慶始終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劃分不會破壞四川人和四川文化的整體認同。實際上，雖說四川各地仍有地方差異，但經過三國時期以來長久的歷史和史上的數次移民潮，巴蜀已經融為一體。

歷史時期四川人在外是否有影響，是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體格局發展相關聯的，也是與四川當時本身的經濟和文化地位相關的。具體講就是當四川的經濟文化地位較高時，盆地意識的影響便小，反之則大。

漢代四川的經濟文化地位在全國舉足輕重，故有漢征八士、其中四川就有四位的說法，且有西漢五大辭賦家蜀居其三的事實，看來至少說在漢代，四川盆地意識深厚是不科學的。

唐代四川的經濟文化地位下降，故盆地意識表現得就相對突出一點。楊升庵曾統計了一個唐代蜀籍詩人的名單，除李白祖籍碎葉城，能算一個準四川人外，只有陳子昂在全國知名度較高。我們知道唐代四川的教育文化在全國的地位低於漢代和宋代，由此看來唐代四川人的“盆地意識”可能比其它朝代更濃厚自在情理之中。唐人修的《隋書·地理志》稱四川人“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看來並不虛妄。

不過宋代卻發生了變化，宋代“蜀學”的影響十分大，《宋元學案》中蜀人的地位已經十分矚目。宋代四川蘇軾、蘇轍、蘇洵、蘇易簡、蘇舜欽、范縝、范祖禹、李燾、張栻、郭允蹈、魏了翁、李心傳等文化名人，在全國都有較大的影響。楊升庵所稱的“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別鄉”的依據主要是以宋代情況為代表。值得指出的是，宋代的四川商人、船工在外也不乏影響，許多人已經與外地人互通婚姻，大有走出夔門之勢。

安土重遷，這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裡並不奇怪，不過由上可見，宋代很難說四川盆地意識十分深厚的。但明清以來，四川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大大下降，四川人在外的影響日益減弱，盆地意識倒是越來越深厚了。明清兩朝在全國各界有重大影響的四川人著實不多。德國人李希霍芬在１９世紀中葉也稱四川人懷悉鄉土，在其它省份很少見到四川人，而且四川人缺乏商業精神，許多大宗的貿易都讓給陝西人和江西人，而錢莊、當鋪都讓給了山西人。不過清末近代以來，四川人又在歷史上風光了一段時期，這又另有原因了。

據描繪，“盆地意識”之貌有八：

一、左顧右盼，畏首畏尾，不敢率為天下先；

二、因陳襲舊，亦步亦趨，不知今朝是何年；

三、仰承上峰，惟命是從，不辨不察，奉陳規為天條；

四、自我束縛，安之若素，無追無求，視脫穎為非分；

五、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哪管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六、自足處優，怡然自得，不知富裕何來、小康何謂；

七、開口“萬一”，閉口“萬一”，寧舍“萬一”之利，不擔“萬一”之虞；

八、口斥“盆地”，心拘“盆地”，附會穿鑿議論一氣，只尚玄談，不思進取。

[1]華夏文化 http://gb2.chinabroadcast.cn/1015/2002-9-24/98@92588_2.htm

[2]四川人民政府網 http://www.sc.gov.cn/zt_sczt/ggkfssn/bd/200812/t20081212_452515.shtml

[1]新華社區 http://www.cq.xinhuanet.com/news/2008-04/01/content_12845103.htm

[2]新華網 http://www.cq.xinhuanet.com/2006-08/11/content_83765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