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

張溥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兩人相互砥礪，崇尚節氣，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風日下的文壇。天啟四年（1624年），二人在蘇州創建復社。天啟六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1628年），與張采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骨幹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因此，“二張名重天下”。崇禎二年（1629年），組織和領導復社與閹黨作鬥爭，復社的聲勢震動朝野。

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

幼年勤奮好學，所讀書必手抄，抄畢吟誦即燒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崇禎四年(1631)中進士，后改庶吉士。曾與郡中名士結為文社，叫做復社，興復古學，進行文學與社會活動。復社表面是講學"以文會友"，實際是評議時政，並與貴族大官僚鬥爭的一個政治集團。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張溥名聲很大，復社影響甚廣。《七錄齋集·國表序》載有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其影響遍及南北各省。執政巨僚由此頗為忌恨。里人陸文聲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張溥等結黨，案未結而溥已故世。

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反對公安、竟陵兩派逃避現實，只寫湖光山色、細聞瑣事或追求所謂"幽深孤峭"的風格。但他在提倡興復古學的同時，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與前、后七子單純追求形式、模擬古人有所區別。

張溥散文，在當時很有名，風格質樸，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記》，讚頌蘇州市民與閹黨鬥爭，強調"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為"縉紳"所不能及。敘議相間，以對比手法反襯五人磊落胸襟，為傳誦名篇。

張溥著作有《七錄齋集》。包括文12卷，詩3卷。此集今存明崇禎時刻本。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張溥於各集前均寫有題辭。此集是張溥為"興復古學"而編輯的一部規模宏大的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說:"此編則元元本本，足資檢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殷孟倫注)，將各集卷首題辭首次輯成一書，並加必要註釋。是研究漢魏六朝文學及張溥著作的重要參考書。張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32卷。《歷代史論二編》10卷。《詩經註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張溥又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補撰論正。

位於太倉市區西街，建於明代天啟、崇禎年間，為三進組合式的院，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築風格。也是市博物館所地，內設復社紀念堂、文物陳列館、太倉名人館、“四王”紀念館等。

張溥之死，結束了晚明眾多文人救國的白日夢，也是一場時代的悲喜劇。“讀罷驚魂似夢裡，千行清淚不成悲”“八月胥江濁浪奔，千人縞素為招魂”多少人為之失聲痛哭，多少人因此驚惶無主。張溥是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風前，慷慨西行倍可憐”，多少人含悲流淚悼念著“西行”的張溥。

一介書生張溥，成長於晚明風雨飄搖的時代。他滿懷一腔熱血，繼東林而起，聯合正義之士，組織和主持文人團體復社，欲只手撐起明朝搖搖欲墜的天下。二十三歲時他在蘇州創立應社，團結了吳中有抱負的文人；二十六歲憤而作《五人墓碑記》，風神搖曳，正氣浩然，矛頭直指腐敗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貪官；二十七歲入太學，目擊朝綱不振，醜類猖狂，與北京文人結成燕台社，作檄文揭發閹黨罪行；二十八歲又召集了尹山大會，在會上，張溥倡導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團為復社，關心國家政事和民族興亡。崇禎六年，三十二歲的張溥主盟召開著名的虎丘大會。“山左（西）、江左（西）、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朝野震驚。

在當時，復社成員發展幾乎遍及國內，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愛國文人陳子龍、夏允彝、侯岐曾、楊廷樞、顧炎武、歸庄、陸世儀、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內中堅，蘇州一帶的文人入盟最多，他們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結成了浩蕩洪大的政治力量。由於張溥等人的籌劃和努力，當時的文人士氣大振。一掃“寧坐視社稷之淪胥，終不肯破除門戶之角立”的明時士習，打破門戶之見，以國家為重，年輕的張溥在閹勢熏天的日子裡，不計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樹起了以文會友的旗幟，來綰結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義的勇氣，歆動天下。然而，這只是書生意氣，他在幕後操縱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聰明反被聰明誤，抱著遺恨而死，年僅四十，留下了值得後人深思的無數問號。

張溥生於蘇州太倉。幼年時，家中財產被身為工部尚書的兄長張輔之凌奪、訟爭，父親張虛宇鬱郁而死。張溥因為庶出（其父與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連家中的奴僕也譏笑他“塌蒲屨兒何能為”。但張溥不妄自菲薄，他灑血書壁，暗暗發誓要自強不息，與好友張采日夜在家苦讀，並對經典不憚一而再、再而三地抄錄、默誦，直到能夠流利背誦為止。著名的“七錄齋”的故事由此產生。明天啟四年，張溥與江南文人在蘇州創立應社，人員有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吳昌時等十一人，後來又發展夏允彝、陳子龍、吳應箕等加入，以文會友，兼議朝政。他們崇尚氣節，欲在明末的風雲變幻中有所作為。應社諸人就是未來複社的骨幹。

蘇州周順昌被捕，五人奮起於平民百姓間，為周順昌鳴不平，結果不屈而死。張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塊無字石，便寫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記》。文中讚揚五人“激昂大義，蹈死不顧”，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事後他對張采說：“我們這些人應當為國事奉獻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結燕台社、吳江結復社，都是“目擊醜類猖狂，正緒衰歇”，憂國憂民，指出應對污濁的政治反抗，伸張正義。自復社建立后，他們更是連連發起驅逐閹黨顧秉謙、阮大鋮的行動。

明末，朝廷中高官鬥爭激烈，大學士像車輪似的轉換。復社興起時，周延儒為首輔，他是張溥考取進士的宗師，復社中有許多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周便利用了這支力量。其實在周延儒的內心對東林黨與復社均無好感，甚至還有些仇恨。後來，周延儒被罷官，溫體仁當上了首輔。溫早就對復社和張溥目為眼中釘，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溫育仁、吳炳等作了《綠牡丹傳奇》，譏誚復社，故意挑釁。如今他一朝成為首輔，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動屬下伺機陷害張溥、張采。張溥會試中會魁，授庶吉士，為官守正不阿，不為權貴所容，“執政要人耿耿視”，溫體仁等在皇上面前累進讒言，並與同黨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製出《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又託名制《復社十大罪檄》，說張溥以天如為名號是把自己比作天，並說復社欲傾覆宗社，並將自然界的風蝗之災附會說是因復社招致。復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黃道周等大臣同情復社，復社又集“宇內名宿”，作《留都防亂公揭》揭露閹黨，雙方鬥爭激烈，幾乎勢均力敵。不久，溫體仁被多疑的崇禎帝罷官，後來又被賜死。時人《題壯悔堂集》有句云：“傳奇最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褒貶自見。張溥等復社成員累受挫折，誤以為只要能推出他老師周延儒，就可以改變大局，於是全力推動這個老奸巨猾的大官復出。“太倉張溥為門戶計，鳩金二十萬賂要津，宜興（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東山再起，全靠張溥的幕後活動，正在這個時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婦女據為己有，被張溥抓住把柄。因此張溥就“以數事要（脅迫）之”，將話挑明：我動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復出，必須改變以前的作為，這樣才可以重新獲得大家的信任。機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應。

周延儒重新當上了首輔，朝政也確實有所更新。張溥興奮異常，與復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國事現狀的許多主張，到處議論朝政，還把自己的建議寫成二冊，呈給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圍中，覺得大有作為的時機來臨了。孰料樂極生悲，書生意氣哪敵得了政客綿里藏針的狠毒。當他興沖沖返回太倉家中，當夜就腹部劇痛不已，一命歸西，死得實在離奇。由於人為的歷史遮蔽，真相迷濛湮沒。好友黃道周為之作墓誌銘並揮淚題詩，詩中也隱約留下了對其死因的懷疑。計六奇《明季北略》上則較確定地說，是吳昌時用一劑葯送張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復出，張、吳兩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爭權奪利的鬥爭中，吳昌時把大權握在手中，不願張溥嘗鼎一臠，就出此毒計。當然，吳昌時的背後還能看到周延儒獰笑的影子。

張溥少年得志，鋒芒畢露，不但對這個老師的某些行為看不上眼，而且經常要他按照復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對這個學生恨之入骨，只是為了利用才虛與委蛇，哪裡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個貪錢又貪色的人。不妨回頭看看發生在此前的一件事。東洞庭山富室有一個死了丈夫的少婦，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當然不願意，告到縣裡，娶親的害怕，不得已將少婦盛妝送給了周延儒。周“一見寵悅”，當時恰值朝廷發表他重為首輔，他溺於美色，拖延著不肯進京出仕。張溥就拿了縣裡的捕單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麼師生之禮，把捕單朝他面前一擲，周延儒不由大怒，張溥不買他的賬：“這不過是小事一樁，您用不著發這麼大的火。如果您現在不肯出山，將來恐怕會有比這更壞的事情。”這老滑頭一聽，馬上變了臉，對張溥說：“沒有您這番話，我看不到這一點。”竟然將學生也恭恭敬敬稱您了。於是就帶著那個少婦走馬上任。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卻結得極深，無形中為張溥後來的命運埋下了伏線。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罷了一些人的官職，作過些“好事”。這使張溥、張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認為周延儒以前仇恨東林黨，現在知道錯了，就可以引導他走上正路，真以為周延儒一夕之間就變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張溥一死，這些讀書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兇險。周同谷的《霜猿集》有關張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國方言好做官”的詩句，詩後有註：“張西銘（即張溥）訃音至，延儒驚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張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冊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在周延儒眼中，張溥實在是個礙手礙腳的人物。張溥將自己一展鴻圖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則把自己為所欲為的希望寄托在張溥的死亡，這真是悲劇的點睛之筆。

張溥一死，全國性的復社頓時失去了領袖。周延儒的身邊就被吳昌時輩包圍了，他們開始為所欲為，最後不但自己丟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滅亡。

（張）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抄，抄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后名讀書之齋曰“七錄”……溥詩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

選自《明史· 張溥列傳》

翻譯：張溥小的時候就很好學，所讀的書必然要手抄下來，抄完了，朗誦過了，就焚燒掉，然後又抄，像這樣六、七次才算完。右手拿筆的地方，手指和手掌都磨出了老繭。冬天手的皮膚都凍皺裂了，每天把手放在熱水裡浸好幾次。後來把他讀書的房間稱為“七錄”……張溥寫詩作文思路敏捷，各方人士問他索取詩文，他不起草，當著客人面寫作，一會兒就立刻完成。所以他在當時名聲很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