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學士
內閣學士
內閣學士,清代官職,為內閣大學士的屬官,其員額於康熙十二年(1673)后定為滿洲六人、漢族四人,其品級於雍正八年(1730)以後定為從二品,一度兼禮部侍郎銜。
明代閣臣有時亦被稱作“內閣學士”,例如陳文。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罷中書省,設“四輔官”,不久又罷。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為皇帝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稱為內閣。仁宗時,任用楊士奇、楊榮為華蓋殿、謹身殿大學士,權力加重。明世宗時,改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將大學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內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實有宰相之權。
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以後,內閣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進一步的提高。因為朱高熾和朱瞻基登極時,朱棣時期受到重用的內閣大學士如楊榮、楊士奇、楊溥等人都還在位,並以前朝舊臣元老的地位和極深的資歷受命輔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務交給內閣辦理,於是內閣的權力逐漸加重。
從明英宗朱祁鎮開始,後面的歷屆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懶惰或寵信宦官的人,他們往往會將政務交給內閣處理。於是,內閣地位進一步提高。內閣地位提高的一個顯著標志是內閣擁有了“票擬”大權。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內閣大學士看過,然後用一個小紙條寫上處理意見,再送進宮裡由皇帝最終決定,這叫做“條旨”。皇帝看過以後,把紙條撕了,再親自用紅筆寫上意見,叫做“批紅”,亦稱“硃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執行,這就是正式的諭旨。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擁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權力,代表著具有絕對權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內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決定權還在皇帝手中。
內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內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體現在其所寫“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時期,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萬曆前期張居正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硃批”的藍本,在這種情形下,內閣權力迅速增大就成為可能。
內閣學士
關於宦官政治,民間不少人存在很大的誤區,認為明朝因宦官的存在極其黑暗。明朝傳國將近三百年,如果真的是腐朽透頂的話,自然不會有此國祚。有明一朝,自朱元璋罷黜丞相之位后,因工作量過大,皇帝就不能常到內閣,只能由內閣條旨票擬送進去批。時日一久,內閣逐漸成為一個變相的宰輔機構,這便是外廷,與之相對應的是由司禮監組成的內廷。
在這種格局下,形成了一種初步的權力平衡。甚至在皇帝不作為的情況下,國家仍然可以在內外廷的合作下保持穩定,如明神宗萬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幾年沒有上過朝,有的朝臣從開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沒有機會見他一面。但國家仍然可以做到繁榮穩定,甚至出現了萬曆年間的資本主義萌芽。皇帝和內閣的聯繫,在某些時候是通過太監溝通的,皇帝有事交給太監,再由太監交給內閣;同樣,內閣有事,也先報給太監,再由太監上呈皇帝,這在某些情況下給了太監弄權的機會,明英宗以後,武宗、熹宗等皇帝的不問政事,經常將“批紅”的大權都交給了宦官頭子,於是內閣的職權受到宦官的鉗制。出現了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的局面。
有些人據此認為明中葉之後的政治極度黑暗,其實不然,不少名臣都是出自明中葉之後,如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他們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使得內閣更加具有民主性,如徐階任首輔時,就在面對分歧時在所有閣臣中用舉手錶決的方式得出最終決定。作為皇帝的輔助機構,內廷的作用與內閣不可同日而語,國家大略的推行以及政治抱負的實現都是由內閣來完成的,而內廷則只能扮演一個配角。
清廷入關前,曾設文職機構文館;天聰十年三月,改文館為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設大學士、學士等職;順治年間改稱內閣。以大學士分兼殿、閣之銜。乾隆年間,規定三殿、三閣大學士之制。但因實權掌握在滿洲貴族手中,內閣職權低落,參預重要政務的人多由皇帝指定,不一定是內閣成員。
軍機處成立后,實權集中到軍機處,內閣徒有虛名,僅成為傳達皇帝諭旨、公布文告的機關。但名義上仍為清代最高級之官署。清末仿行君主立憲制,設責任內閣,以舊內閣與軍機處合併為最高國務機關。北洋軍閥時期改稱國務院,習慣上仍稱內閣,其成員稱閣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