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的傳說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約170萬年前到四五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創造的原始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中國是發現遠古人類文化遺存最多的國家，是世界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漫長的原始社會終於走到了盡頭，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原始社會的結束和奴隸社會的開始。

中國人稱自己是“炎黃子孫”，稱黃帝為“人文初祖”，炎帝、黃帝、蚩尤和堯、舜、禹的傳說，反映了我國原始時代末期社會的情況。應注意黃帝之所以受到後人尊敬，是因為他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是華夏族的祖先，是中華文明的創始者，即“人文初祖”。禪讓制，應掌握兩點：一是它實行的時間，是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二是它的實質，是一種民主推選部落聯盟首領的制度。

舜的時候，黃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嚴重災害。舜任用禹去領導治水。禹帶領人們用疏導的方法，把洪水引進江河和海洋。經過13年的努力，終於戰勝洪災。在治水過程中，禹晝夜辛勞。後人高度讚揚他的治水功績，稱之為“大禹”。

禹的時候，階級已經產生，我國原始社會走向瓦解。相傳禹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父親修築土城，來保護家庭財產。禹當上部落聯盟首領以後，對外用武力征服別的部落，把俘虜當做奴隸。對內享有特權，召開部落聯盟會議時，到會的首領都要帶 財物來送給禹。有一次開會，一個部落首領遲到了，禹就把他殺死。

現今的羌族有30餘萬人，主要分佈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縣、茂縣和松潘縣，以及與這一帶毗鄰的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境內。羌族是一個古老而年輕的民族。說其古老，其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相傳夏代的創始人、中華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就生長和興起在川西北的羌地。說其年輕，因為羌族正式作為一個民族確定下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事。如今的羌族除主要聚居在四川西北以外，還有少數聚居在貴州銅仁地區，那是明代才從四川遷移過去的。

大禹在我國名聲很大，許多人了解羌族是從大禹與羌人的關係開始的。筆者曾受邀去北川參訪“禹穴”這個傳說中大禹出生的地方。禹穴在北川縣中部禹里鄉，這裡有石紐山和摩崖甘泉，相傳大禹的母親聖母最初就住在此山並飲用甘泉的水，從此才孕育了大禹。在禹穴對面，至遲從唐代開始當地人就建有禹廟來紀念大禹。例如大禹紀念館等一系列仿古建築。

大禹與羌人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國古代的史籍很多，早在戰國時期就有大禹生於西部石紐的說法；到了漢代，正統的文獻多說“禹生西羌”或“禹興西羌”，並在當時的碑銘中有這樣的記載。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現今的羌族地區多有大禹的傳說和傳說中的大禹的出生地。比如汶川縣綿池鎮、理縣通化鎮、什邡縣就聯坪等地都有“石紐山”、“禹穴”這些古迹的存在。這是因為漢代人說“禹生廣柔石紐”。那時的廣柔縣地域很廣，幾乎包括了上述各地，加以這一帶從來就是羌人聚居區，羌人崇拜大禹，所以他的傳說與遺跡就自然遍布在這一帶羌族地區了。（來源：文摘報 作者：李紹明）

西漢時司馬遷著《史記》。當時的古漢語和漢字已基本統一，因而筆者將《史記》中的禹傳說，稱為禹傳說的漢語版本。《史記》將禹傳說集中寫成《夏本紀》，使其成為夏禹的正史。史遷在其他篇章里時而引有禹傳說。如《六國年表》里說：“禹興於西羌”。但《夏本紀》的夏禹史，語焉未詳，無法使人知曉禹生於何時何地，創業於何鄉何土，又死於何方何處。因為此，史遷所言的“西羌”、“塗山”、“會稽”、“禹穴”等地名，竟成了爭論不休的千古之謎。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史遷所記，是當時諸子百家的主流說。儘管其內容早已支離破碎，在當時的人看來，禹的主要歷史就是如此。兩千餘年來，《史記》代表的漢語版禹傳說，事實上已成為禹歷史的正統。

按《史記·大宛列傳》講，司馬遷是見到了《山海經》的。他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紀》已失傳，《山海經》今尚存。二書的言禹事，史遷卻認為是“怪物”而“不敢言之”。可見二書之語言文字表述，是有怪異不明之辭，史遷沒看懂，故未加以引用。當時人劉歆在《上山海經表》里卻指出：“《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並言“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指明經文載有鯀禹之事。約四百年後，東晉郭璞在《注山海經敘》里，大談“怪所不可怪也”，而且申明《山海經》為“夏后之跡”。研究證明，《山海經》的確是一種“禹書”，司馬遷與其擦肩而過，不能說不是遺憾。

但是，我們還應該為史遷說兩句公道話。他為何在《大宛列傳》的跋語里提到《禹本紀》和《山海經》兩本書呢？我們細看張騫出使西域所提到的地名，其實與夏禹和虞舜有關，如“大夏”和“媯水”。禹建大夏，舜在媯水娶堯之二女，已是文字記載的傳說。在現存的《山海經》里，媯水已演變為“郁水”，卻仍然記著大夏。司馬遷沒有明說，但他很可能考慮了這個問題；至少表明了他看張騫所說的大夏、媯水，乃至邛杖、蜀布，與《禹本紀》和《山海經》應該有點關係。否則的話，在此提及二書豈不多餘？司馬遷是偉大的歷史學家，處理史料非常嚴謹。他雖然在《五帝本紀》一開始就寫了黃帝，卻在跋語里又說：“《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可見史書中也有不談黃帝的，也許它就是真理。在《夏本紀》里，他在正文中寫道：“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而在跋語里又說：“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日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史遷這一多說並存的治史方法，儘管有沙子，但金子也不會遺漏。

司馬遷接觸的禹傳說，實際上也使用了羌語版或羌漢融合語版的材料；由於當時已經分化，甚至是異化，所以他不得不疑，有時也疑得正確。如“禹會諸侯江南”的“江南”，實際上是蜀人倒裝語“南江”。《海內東經》云：“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高山是岷山的古稱，城都是“都城”，此指“廣都”(又作“都廣”)。這就是禹都“陽城”，其地就是“會稽”。經文把會稽寫作“集獾”或“會稽”，史遷又作“會稽者，會計也。”足見會稽是記音字。“會計”是塗水會合稷水，本應叫“稷塗”，經文因形訛將它變成了“醌塗”、“巧塗”和“列塗”。這是甘南的兩條水，在北邊的“稷水”叫“北江”，就是今之白龍江；在南邊的“塗水”叫“南江”，即今之白水江。北江與南江在今之碧口會合，故稱為“會稷”(倒裝語稱“集獲”)，又叫做丑塗之水，合水處之山則叫巧塗之山。《大荒南經》上說：“巧塗之山…一禹攻雲雨。”郭璞註：“攻謂槎伐其林木。”這是禹在會稽的行跡記載。禹到會稽並非巡狩，而是“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考陽城之故地，當在今甘南文縣境，其地就是“都廣”，因城池在塗水(南江)，之北岸，水北為陽，故稱陽城。

在《山海經》里，禹的羌語名曰“顓頊”，帝嚳的羌語名叫“姑逢”(即鵠，又作“觀扈”)。禹王與鵠王有交替關係，由於人族名分化，後世把禹與顓頊、鵠與帝嚳分別斷為兩人，也就“層累地造成”了古史的顓頊系。司馬遷把顓頊與帝嚳寫進了《五帝本紀》，形成了我國古史的千古大錯。近代史家們找不到顓頊的來歷，往往把帝嚳與帝舜相混，其原因由此自明。再者，禹的羌漢語融合名叫“蜀”，西漢時揚雄著《蜀王本紀》，當時的人包括史遷，都沒有把古蜀史視為禹的歷史，而是將其當了諸侯的地方志。由此可知，西漢時禹的歷史不僅被漢化，而且被異化。

司馬遷的《夏本紀》是漢語版禹的正史，其《五帝本紀》中的顓頊和帝嚳，則是禹與鵠的異化和漢化，成為漢語版的古帝史。禹傳說的漢語版本，當然還有他書，如《尚書》、《吳越春秋》等。它們的特徵是直接稱“禹”，禹是所謂夏代首君的漢名。

著述古蜀史的專書，以西漢揚雄的《蜀王本紀》和晉人常璩的《華陽國志》為著名。兩書所記載的古蜀，表面看是“蜀史”，實際上說的是“禹”。《蜀王本紀》純說蜀王，而《華陽國志》卻說到了禹是巴蜀的先祖。以《蜀王本紀》為代表的古羌漢語融合版本，它的特徵是把禹稱為“蜀”。

古羌漢語的融合與分化，尚屬假說。這裡的“蜀”，在漢是蟲，作“禹”。《說文》：“禹，蟲也。”所以蜀史中稱禹為“蠶叢”，《說文》釋“蜀，葵中蠶。”可知其蟲言蠶。“蜀”中有蠶，但它已經變了，這就是族屬圖騰的變相。《海外南經》云：“蟲為蛇，蛇號為魚。”郭璞註：“以蟲為蛇，以蛇為魚。”也就是說，“蜀”既是蛇，又是魚。“蜀”在古羌語呼“顓頊”，其義為魚。《大荒西經》以亞神話說：“蛇乃化為魚，顓頊死即復甦。”在語言邏輯上，蜀就成了古羌語的“魚”以及漢語的“禹”。可見禹為魚是翻譯，蜀為禹是漢化的轉注。所以，蜀王在漢為禹王，在羌則是魚王。我們在蜀字里，可以看到古代羌漢語融合與分化的現象，同時也看到了轉注造字的端倪。然而蜀字還有另外一種表述法，即“蜀”圖騰的形態描述。我們在《釋蜀》(載本刊2005年第4期)中指出，蜀字是由兩個“一目一蟲(蠶)”組合的圖騰，因此蜀字在圖飾上有“兩個目”和“兩個蟲”。兩目兩蟲被《華陽國志》表述為“蠶叢(重)”和“目縱(重)”，所以《蜀王本紀》也將蜀表述為“蠶叢”。蠶叢就是“兩蟲”，也可以叫“雙蛇”，《山海經》作“兩青蛇”或“兩黃蛇”。古羌語表述雙蛇卻呼“仆牛”(《大荒東西》)，直譯為“蛇紐”，意思為兩蛇相紐。蛇紐在漢文獻中被寫作“石紐”，如“禹生石紐”，其意思就是禹生在蜀地。今羌族同胞崇拜的“白石”，當指其為“伯蜀”，也就是“伯禹”。

《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把蜀之先王稱為“蠶叢”，指的是蜀的蠶主族。蜀的目主族則是“目縱(重)”，它就是“巴蛇”。《華陽國志》云：“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即言巴和蜀曾經是一個合族，也就是蜀中有巴，巴中有蜀。常璩將鯀禹記在《巴志》中，又在《蜀志》中說：“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可見他把巴蜀分離了。其實，巴蜀原為一族，只是到了禹的後期，巴與蜀才出現分裂，這就是蜀史家們常說的巴蜀有世仇。古代的“巴蜀”應為一族，用一個“蜀”字來表示；鵠族則是“鳧”族，用“鳥”字來表示。所以蜀、巴、鵠三族合族為國，《大荒西經》用“(鳥蜀)”字來表示。(鳥蜀)字被稱為“魚鳧”，《山海經》卻作“魚婦”，雲“有魚(蜀)、偏(巴)、枯(鵠讀如姑)，名日魚婦(鳧)。”《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也作“魚鳧”，李白詩《蜀道難》言“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可見後世已把魚鳧分化出來，搞亂了歷史的邏輯。由此可知羌漢語融合版中的“蜀”，人們偏頗地將它視為蠶叢，又把蜀、巴、鵠三位魚鳧王分化出一位多餘的魚鳧。

在禹傳說的羌漢語融合版里，沒有說到禹的名字，只是突出一個“蜀”字。這段蜀王史，其實是禹王史；由於被分化，長期以來沒有解密，遂被史家們錯判為方誌史。

曠世奇書《山海經》，郭璞在《注山海經敘》中稱其為“夏后之跡”；近人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里，又說它是“蜀人書”。此乃山海學研究指點迷津之論也。關於蜀與夏(即禹)，史家們已有新說，如林向先生在《蜀與夏》中提出的“蜀夏同源論”。蜀夏與顓頊的關係，李學勤先生在討論《帝系》與巴蜀文化時，曾講到“夏與蜀都出於顓頊恐怕不是偶然的。”特別要指出的是，上世紀80年代，鄧少琴先生在其《巴蜀史跡探索》里引溫少峰先生之論云：“夏也，蜀也，顓頊也，同一族屬。”筆者以為，這應是“蜀夏顓頊同一說”的先聲。

《山海經》雖然是漢字記錄的書，但其中夾雜有不少羌漢融合語，甚至還有用漢字聲假或轉注的“古羌語”。所謂古羌語，即由漢字記音之語彙，其聲與義與今羌語支語言的聲與義相似相類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山海經》是代表禹傳說的古羌語版本。儘管經文里也夾雜著禹和蜀字，然而其版本的特徵則是將禹呼為古羌語“顓頊”。

《山海經》是禹時代的記錄。瑞頊是禹的羌語名，意思為“魚”，羌漢語融合作字為“蜀”。在《山海經》里，凡顓頊之稱皆禹之名，只要我們前後貫通皆合符節。古羌語呼“顓頊(禹)為“魚”，故形成許多魚圖騰的描述。如《海外南經》說“蛇號為魚”；《大荒西經》還說“蛇乃化為魚，顓頊死即復甦”，並將顓頊國稱為“有魚”；還有亞神話的魚，《西次三經》的“文鰩魚”(如圖)，《大荒南經》的“海上捕魚”、“食魚”，《海外南經》的“兩手各操一魚”，《海內南經》的“人面魚身”等等。古羌語呼“捕”為蛇，“捕魚”言“蛇魚”，即言“巴蜀”；“食魚”讀支魚，言“魚氏”，指蜀的姻族；“文鰩魚”指禹，《夏本紀》雲“禹，名日文命”。《山海經》里“文王”、“文魚”、“文石”不泛其稱。“鰩魚”即“鳥魚”，鳥古音讀如“搖”，《南山首經》將知鳥寫作“招搖”，《海內東經》把鶴鳥作“居繇”，是為內證。鳥魚即是髑(魚鳥)族徽的描述，因鳥是鵠，又叫它魚鳧。所以禹也是魚鳧王。在《海內經》里，禹的“夏像”被稱為“延維”，郭璞注“委蛇”。委蛇就是文獻中的倒文“豕韋”。古羌語呼“豕”為魚，呼“韋”言鳥，翻譯過來是“鳥魚”，也就是魚鳧。

“夏”是禹祭天的全身像，有了夏字后才能夠稱禹為“夏后”(參拙文《釋夏》，載本刊2007年第1期)。《山海經》沒有夏禹、夏后之稱，只把禹的朝廷稱為“鮮朝”(經文倒裝作“朝鮮”)。“鮮朝”是“禹朝”的羌漢融合語。禹在漢音言“魚”，在羌則呼“禹”為羊。古人造字就是如此樸素，將魚、羊合文為“鮮”，於是禹朝就變成了“鮮朝”。《大荒北經》說到鯀禹家族時，提到個“戎宣王”。這是個禹的衍生名。“宣”乃“鮮”之假，“戎”乃“我”之形訛。“我”形訛為“戎”，吳其昌先生在70年前就有說(《古史辨》第七冊)。古今羌語言鳥呼“我”(阿)和“烏”(韋)。故戎宣王可譯為鳥魚王或鳥鮮王，即禹王。史實證明是禹王建立了所謂“夏朝”，因而蜀應在夏之前。史家們往往以為夏在蜀之先，實在是搞錯了。《華陽國志》分別在《巴志》與《蜀志》中說，巴和蜀都“歷夏、商、周”，這不是常璩的杜撰，當有史料所本。蜀王是禹王，是禹王建立了鮮朝，即禹朝，後世稱其為夏朝。

在《山海經》里，顓頊指禹，由此我們可以考察到禹的生地和葬地。《大荒北經》云：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項與九嬪葬焉……有赤澤水，名日封淵。有三桑無枝，丘西有沈淵，顓項所浴。

經文“浴”不是洗澡，而古羌語言“羊水”，指“生育”。顓頊生在“沈淵”，“沈”為“蜀”的讀音，聲近蛇或樹，蓋言“蛇淵”，即蜀淵。禹生於蜀淵，淵指水之上游，即蜀水。文獻中蜀水作“淖”或“濁”，《海內經》言“取淖子日阿女，生帝顓頊。”古蜀水指今涪江。涪江上游多源。此言“赤澤水，名日封淵”。封淵即是“涪淵”，可譯為“蛇淵”，還可變為“魚淵”，因為它就是“蜀淵”。“赤澤水”言“青白水”，可譯為“青白河”。青白河今叫“青片(白)河”，在北川縣境。北川縣為“禹里”，還有“禹穴”等名勝，其處應該是禹的出生地。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專文討論它。禹的葬地在“會稽”，在前我們已涉及。經文所言“河水之間”和“附禺之山”，提供了再證。河水之間指兩水之間。沒有稷水與塗水(北江與南江)，就談不上兩水之間，也談不上塗水合稷水之“集獲之水”，也就是“會稽之山”。變相的記載回復原貌表明，禹的葬地當在今甘南文縣境。“附禺”是“魚婦(鳧)”的倒文。“附禺”又作“番禺”，其中有輕重唇音的變化。“番禺”當讀為“伯禹”，所以“附禺之山”，又叫“蟠”(音波)；因其有墓葬，稱“蟠冢山”。崤冢山當為禹冢之山。清初蔣廷錫《尚書地理今繹》說蟠冢分南北，大致在今甘南地，其說近是。“附禺之山”似蔣說的南蟠冢，其地在今陝南寧強以西，正是兩河流域處。禹的葬地尚未有考古發現。筆者疑其地玉壘山可能有線索，其地之“碧口”可能就是“蟠口”，也只是立此存照而已。

《山海經》作為禹傳說的羌語版本，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在《山海經》里，我們初步統計有五百多條漢字記音或半譯的古羌語，這對於回復禹傳說和我國上古史的真實面貌具有重大的意義。通過禹傳說三個版本的簡要辨析，不難發現，以往的史家把禹的歷史分割成了夏史、蜀史和顓頊史，這是我國古史的大錯案。

2011年6月入選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21年6月，入選第五批國家級非遺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