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聖心會

十九世紀中葉后，中國的門戶洞開，而比利時也由於工業革命成熟，國力充沛，有條件向外發展，當時天主教會內也興起了一股新的傳教熱忱。比利時的南懷義（Theophile Verbist），原是一位教區神父，因接觸聖嬰會的工作而認識中國的貧窮與缺乏孤兒院的問題。1862年他創立了「聖母聖心會」，立志前來中國傳教，得到教廷的同意之後，接管由遣使會分出來的蒙古宗座代牧區。1865年冬，他首先率領四位同伴抵達張家口北邊的西灣子（今日的河北省崇禮縣），當時遼闊的地區內只有數千名教友。此新興修會陸續派遣許多年輕的會士前往中國傳教，1880年時，來華的該會傳教士已有20餘人。不幸的是，會祖南懷義竟於來華兩年後感染斑疹傷寒而病逝於灤平縣的老虎溝。

經過十多年苦心的經營，傳教士們成立了松樹嘴子（熱河）、西灣子（察哈爾）、公溝堰、歸化城、河套三盛公、陝北三邊小橋畔等處的教堂。1878年成立了甘肅代牧區；1883年時，內蒙地區已有教友一萬四千名。於是教廷傳信部便將這廣大的地域劃分為三個傳教區：東邊赤峯熱河一帶稱為「東蒙古代牧區」；中間西灣子集寧一帶稱「中蒙古代牧區」；西邊綏遠陝北及寧夏一帶稱為「西南蒙古代牧區」。同年三位神父從甘肅到新疆開教，並尋找失聯教友，1888年教廷同意新疆成立一獨立傳教區。

傳教士初到塞外，發現要傳教必須先解決當地人生活上的問題，起初他們將傳教重點放在蒙人身上，經過幾年之後發現傳教成效不大，因為蒙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根深蒂固的喇嘛教信仰往往使得他們的努力白費。於是傳教士除了陝北城川一帶仍有蒙古教堂外，開始將傳教重心轉向移民口外的漢人，協助他們移民開墾，租地借牛，提供谷種及農具、挖渠灌溉、防禦盜匪，成立圍繞在教堂旁而居的教友村。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后，傳教士到內地建堂傳教，租買土地，並要求歸還先前遭沒收的教產，於是和中國百姓產生了激烈的衝突。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釀成教桉，到了60年代教桉的發生更趨頻繁；而聖母聖心會在蒙古的問題則多是與土地開墾有關的糾紛。19世紀末爆發的義和團運動起源於山東，參與者以「扶清滅洋」為號召，蓄意與教會為敵。1900年春，義和團從山東發展到直隸省境內，6月初進入北京城。這個運動很快就蔓延到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地區。1900年春夏之交，內地義和團相繼進入蒙古東部和西南部。在西南蒙古地區陸續發生了二十四頃地、三道河、小橋畔等三大教桉。其中以1900年7月在西南蒙古發生的二十四頃地教桉最駭人聽聞，該桉是長城以北庚子拳變中桉發最早、傷亡最多、影響最大的一桉。西南蒙古代牧韓默理主教（Ferdinand Hamer）遣散年輕教士后，被拳民所焚殺。至於小橋畔則因有閔玉清主教（Alfons Bermyn）帶領教友堅守教友村圍堡，有效地抵抗了圍攻。根據統計，庚子年間在聖母聖心會傳教區內共計有一位主教、九位神父（包括八位會士及一位中國神父）、二千多名教友遇害。此外，數十年艱苦創設的學校和慈善事業也都摧毀無餘，這對傳教修會來說是一大打擊。事後獲得了八十萬的賠款，其中折成土地約四千頃，其餘以現金及牲畜抵償。

有了土地，吸引了更多的教友加入開墾，教士也向蒙古王公租地。1900年後，利用賠款作為挖渠經費，數十年中完成了許多的乾渠，有些水渠寬有十公尺，深有二公尺，甚至可以容納黃河帆船，運輸食糧貨物及人畜。灌溉面積約有三千頃，每年能夠播種許多農作物，大大地改善了當地農民的生活。

教士們除供給農戶耕牛、設法保護家畜之外，對於家畜容易感染的瘟病，以及許多不容忽視的流行性傳染病也都努力研究，例如霍亂、鼠疫、傷寒等，特別是斑疹傷寒。斑疹傷寒是華北和內蒙最常見的疾病，冬末與春季是發病高峰期，據統計，1910-1930之間有72位傳教士都因感染此病而死亡。呂登岸神父（Joseph Rutten）透過一位波蘭醫生的介紹研發疫苗，並積極培育中國籍醫師，1931年後才成功地抑制了該病。

1921年呂神父更募集了足夠的捐款，開始建造歸綏公教醫院並添購設備，成為當時塞外唯一的現代化醫院。該醫院還附設男女護士學校，畢業出來的護士很多分散在綏遠、熱河和寧夏服務。另外，教會在各處廣設診療所，由教士和修女為鄉間民眾治病。

慈善事業方面，每個傳教區都有幾處安老院收容無依的老人，民國以後更陸續設立了許多的安老院。另外，為拯救被丟棄的孤兒，也在各處設立育嬰堂，不但救活了數千嬰兒的性命，也使他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教廷傳信部為了有效管理逐漸增多的教友，於是在1905年將甘肅劃分為北甘肅及南甘肅兩代牧區；1922年將內蒙教區重新作劃分，即熱河、西灣子、綏遠、寧夏、大同代牧區；甘肅及新疆則由聖言會士接管。1929年時由西灣子代牧區劃分出集寧；1932年由熱河劃分出赤峰，而集寧及熱河代牧區由中國教士管理，聖母聖心會士仍在當地服務。當時計有中國神父二百五十多名，十多位修士，三百多位修女，他們都是聖母聖心會所領導、培養出來的。由於對日抗戰日趨激烈，從1943年起，外籍神父修女陸續被送至集中營或軟禁，國籍教士遂取代他們，成為傳教區的真正領導人員。1946年中國成立聖統制，綏遠成為總主教區，而在1951年由國籍教士接管；同年張可興也接任西灣子主教。在牧靈成果方面，依據1945年的統計，聖母聖心會傳教的地區共有233位國籍神父，239位會士，共同牧養二十三萬五千名教友，有神父入駐的教堂224座。

19世紀的塞外並沒有公立學校，傳教士初到塞外，即解決學校問題，起初先設立短期書房，後來逐漸發展成新式教育，有科學、文學、宗教、倫理、社會等科目。教士們深知為求學校發展，使青年學生得到完善的教育，師資訓練是第一要務，因此在每個傳教區設立公學校，以便男女青年學生住校就讀。

1925年到1935年十年內，教會學校的設立又進展更多，增加了學校222所，但其中積極發展的是小學。學生總數超過了兩萬五千人，學校也增至一千多所，出名的有察哈爾南壕塹的養正中學等。另外還有為蒙古的孩子創辦了第一所以蒙文教學的學校。更重要的是，教會內也設立了初學院、六所小修院、以及在大同設立(1922)的大修院等，積極培養本地的聖召，前後培養了180位神父，大同的郭印宮主教即是其中之一。

文化方面的成就首推田清波神父（Antoine Mostaert），日後成為蒙古語言學、蒙古史及民俗學考古學的權威，出版了《蒙語集》及《蒙漢大詞典》；司禮義(Paul Serruys）神父也是這方面很有成就的學者。彭嵩壽(Jozef Van Oost)蒐集民謠及土默特諺語；另外一位康國泰神父(Louis Schram, 一名許讓)，寫了一本《甘肅土人的婚姻》，由費孝通譯出，歷經戰亂，最後才於1998年出版。狄化醇(Leo Van Dijk)、方希聖（Edmond Van Genechten）神父則是畫家，對於聖藝中國化貢獻良多。1947年聖母聖心會在輔仁大學設立「懷仁書院」，作為培養高等人才及會士們的研究機構，不少神父在此進修，可惜後來因時局變化而離國他往，有些在日本及美國的學術界獲致成就。

總計自1865年起至1955年最後一位外國會士被驅逐出境為止，聖母聖心會總共派遣了679位傳教士前往中國華北，範圍有：內蒙、熱河、陝北、寧夏、甘肅、新疆、青海、大同。當中有248位會士死於該地。至1948年為止，還有239位會士在長城附近工作。只就1910年至1930年，20年中竟有112位死亡的紀錄，他們之中有半數未到35歲。在解放戰爭前後，共有六位神父死於中國（如石德懋Leo De Smedt、紀星朗Jozef Verhaert、沙智林Antoon Renson等），最後的一位國籍會士常守義也在入監多年後，死於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