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五羊雕像

越秀五羊雕像在廣州越秀山木殼崗上，有建於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這是著名雕塑家尹積昌等根據五羊的傳說創作的。雕像連基座高11米，共用130餘塊花崗石雕刻而成。體積約53立方米，僅主羊頭部一塊石料，就重達4千餘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頭部高高豎起，口中銜穗，回哞微笑，探視人間，餘四隻羊，環繞其身，或耍戲，或吃草，還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態各異，造型優美，栩栩如生，情趣橫溢，令人流連忘返，浮想聯翩。據說當年雕像竣工時，曾有一些議論，有人提出既是五仙人騎的羊，怎會還有在吸奶的乳羊呢？其實仙人五羊都是美麗的神話，既是仙羊，無論大小，自有仙風仙骨。雕塑家發揮其超群的想象力，匠心獨具。由歷史傳說而創作出來的五羊石雕經過40多年的歷史檢驗，被譽為廣州的城徽，為歷史文化名城增色不少。1999年7月，五羊石雕被廣州市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古老傳說

大約在周朝時，廣州連年災荒，田野荒蕪，農業失收，人民不得溫飽。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傳來一陣悠揚的音樂，並出現五朵彩色祥雲，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綵衣，分別騎著不同毛色口銜稻穗的仙羊，降臨廣州。仙人把優良的稻穗贈給了廣州人，並祝願這一地區永無飢荒，祝罷仙人騰空飛逝，五隻仙羊化為石羊留在廣州山坡。從此，承仙之願，稻穗飄香，年年豐收，廣州便成為嶺南最富庶的地方。這就是廣州有“五羊城”、“穗城”、“羊城”名稱的由來。關於五仙降臨的年代，有各種各類的說法。有人說發生於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年），有人說五仙降臨是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相時候，是為戰國時期。還有一說是，晉朝吳修為廣州刺史，有五仙騎五羊背著五穀來到廣州州治的廳堂上，吳修於是在廳堂上繪五仙人像以為祥瑞和紀念。據說今廣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觀就是五仙降臨之地，廣州人在此為紀念五仙人專門修建了五仙觀，在大殿內還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在今五仙觀東側，還有一塊巨大的紅砂岩似腳印狀的凹石，被稱為“仙人拇跡”（拇跡指腳印）。

起源和意義

細考羊城的得名，我們發現確實很有趣，它起源於五羊降臨的神話，但傳說中的仙人為什麼騎羊而不騎馬、鹿等等呢？五朵彩雲、五位仙人、五色仙羊為什麼是“五”而不是“四”或“六”呢？為什麼羊口銜的是“谷”而不是“草”不是“花”？這個美麗的神話故事究竟記載著上古先人的什麼信息？

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人類告別了野蠻時代進入文明的社會。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離不開物質基礎，在我國原始社會首先是畜牧業發展。從漁獵時代的野生動物作為食物的主要來源，到懂得收養獵物有了原始的累積，就慢慢進入畜牧時代。“畜”就是從食物積“蓄”開始的，五畜成為養生食物的主食，其中以羊為主。據古代文獻記載，中國的養羊歷史很長，傳說伏羲時起，即教民飼養家畜。當時，人們的狩獵工具已有新的發展，發明了網，可以用網來捕獲活的野羊。為了儲備過冬和防止自然災害，將捕來的活野羊等野生動物圈養起來就成為十分自然而然的事。飼養家畜也是早期人類從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的農牧業生活開端。古文字學家認為，“伏”字即是降伏的意思。“伏羲”含有將野生動物降服成為溫順家畜以供享用和供犧牲之意，“羲”字本身又含有羊，即將野羊降伏為家羊的意思。而羊性溫馴，是最早被人類牧養的家畜之一。

中國第一個朝代——夏，已經有了養羊的記載。《楚辭？天問》中雲，夏啟在征服了有扈氏以後，把俘虜罰作“牧豎”，強迫他們“牧夫牛羊”，即成為牧畜的奴隸，這段史料講明，夏朝已出現飼養牛羊的奴隸了。到了商代，中國的農牧業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畜牧在商代經濟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馬、牛、羊、豬、犬、雞”這個六畜概念已形成。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祭祀用羊，數量較多，奴隸主貴族祭祖，十分鋪張浪費。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周代的養羊業到了比較發達的水平。產生於周代的《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集，在三百零五篇中提到羊的就有十多篇。《無羊》篇反映周宣王時期的養羊業相當興盛。春秋戰國時期，對羊的繁殖和經濟價值更為重視了，如《禮記》記載：“大夫無故不殺羊”，“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鄭玄注曰：“古來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做犬羊，是不無故殺之”。可見，羊在當時已是一種財富，多是在祭祀，慶典中用羊，平時就不隨意將羊宰殺，以利於羊群的繁殖壯大。

秦漢時期，是我國歷史發展的高峰。人民積極開墾荒地，耕田植桑，圍欄放牧，農業生產比以前有更大發展。當時的養羊業發展很快，出現了許多養羊、屠羊、賣羊肉為職業的人士。

因此，在中國古代“羊”是非常重要的，和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食”和“羊”就構成“餋”；“膳”（古為善）是口中有羊，“月”表明當時是以羊肉為主食，“用膳”就是用羊肉來餵飽肚子。由此可見“羊”是與上古先人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動物食物。從食魚到吃羊，是中華飲食文明進步的物質表現。

同時，羊是游牧文化的表徵，在經歷過畜牧業為主的生活后，我們的祖先又確立了以五穀為飲食養生的物質基礎，我國經歷農業的開創與發展而成為農業大國，五穀就是農業文化的象徵，“谷”也是“禾”和“穗”。

炎黃文化是羌（游牧）文化與農業融合之“和”，五仙人帶來了“羊”和“谷”，意蘊將中原飲食、文化的根本和精華帶來廣州。廣州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秦漢時期就開始與海外進行貿易和文化的交流，蔚藍色的海洋使廣州的發展空間得到無限延伸。廣州文化是土著的南越文化、中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融合之“和”。“五羊”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陰陽五行學說之“五”與“陽”融合之和；廣州之“鮮”又是北方的羊與南方的魚融合之和。

另外，羊是中國傳統的吉祥之物，能給人帶來幸運，也有人認為羊是廣州古越族人的圖騰崇拜物。羊字古和祥通，中國古代的銅器的銘文中“吉祥”多作“吉羊”。漢元嘉刀銘有“宜侯王，大吉羊。”羊又是美好的象徵、瑞祥之物，自古以來就是六蓄之一。有人認為，漢字的“美”拆開來就是“羊大”，即羊肥大的就是美；漢字的“鮮”，拆開來就是“魚和羊”，而美好的白玉，則用潔白瑩潤的羊膏來比喻，美其名曰羊脂白玉。羊性格溫馴又富有博愛的精神，自古以來，羊與人類就和睦相處，為人類作出了無私的貢獻。它對人從不要求什麼，吃的是草，奉獻給人的卻是羊奶、羊毛、羊肉和羊皮，連羊糞也是很好的肥料。在羊的身上，有一種奉獻的精神和犧牲的精神。因此，羊是廣州先民十分喜愛而又十分熟悉的動物。從出土文物看，廣州漢代是很重視畜牧業的，在廣州漢墓中，發現了不少豬、羊、牛、雞、鴨、鵝等陶塑，造型生動逼真，形象地反映了漢代廣州六畜興旺的情景。在廣州出土的漢代陶屋中，不少有羊圈欄的設置。麻鷹崗東漢建初元年（公元76）年磚墓，出土一間三合式陶屋，后側廊屋就有一個羊圈，一俑正趕著三隻羊沿屋側斜梯進入羊圈。其它漢墓出土的陶屋也有一側設羊圈，幾隻陶羊自己爬上階梯，魚貫式進入圈欄。這就說明漢代廣州，人們喜歡養羊，羊肉是當時人們喜愛的肉食，當時廣州地區養羊成風。

由於有了五羊銜谷這個美麗的傳說，我們這座古老的城市便有了“羊城”、“穗城”、“仙城”等稱謂，後來又有了“廣州”和“花城”的名稱。這五個名字是廣州文化在兩千多年的城市歷史長河中融匯和積澱的產物。廣州瀕臨南海，有人認為，羊城的“羊”，加上三點水，就是“洋”，即三羊。所以廣州文化有很深的海洋文化的背景，廣州市因此又是長盛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而廣州的土著是越族，越族文化長期和漢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交融在一起，三種文化融在一起，三羊開泰，形成了廣州古代文化的特色，即兼容開放的人文意識，富有進取的商業意識和講求實效的務實意識。

在今天．五羊巳成為廣州的城徽標誌。細心的遊客會發現，“羊城“這一別稱，已滲透到廣州生活的各方面：書有《羊城古鈔》，刊有《羊城古今》，報有《羊城晚報》，是有“羊城八景”；乃至許多樓字商標、公司社團、名勝古迹均以“羊城”命名；“五仙觀”如今尚存，“仙人拇跡”依然可見；仙湖街、仙鄰巷、五仙門等都還粘有一點“仙”氣——“五羊仙”的神話，可謂影響深遠。

五羊銜谷的神話故事源於裴淵《廣州記》，廣州大概在唐以後就有羊城、穗城、仙城等別稱。僅就我們所見到的材料來說，“五羊”和“楚庭”一詞見於最早的古籍記載是裴淵《廣州記》。這段晉人的記述材料，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楚庭為楚的宮室或官署或市亭，地點是楚的城市而不是在廣州。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以後的史志中記述到楚庭時，愈說愈玄，牽強附會，原因就是離開了這個根本點而望文生義一番。晉時廣州的州治在番禺（即今廣州市），治所的梁架上畫有五羊圖，懸掛五穀囊。為什麼要畫五羊圖？裴淵引用了當時人們對古老傳說的記述：從前高固（按清人梁廷枏《百越先賢志》說他是越人）為楚相（令尹）時，出現過五羊銜谷聚集到楚庭的事。因為戰國時廣州屬楚，所以把這農牧豐收的祥瑞象徵也畫在州廳的樑上。高固既然是楚相，必然在楚，他不可能身居嶺南越地而為楚相的。換言之，五羊聚於楚庭是出現在高固為楚相的時候，因此，這個楚庭所在地就只能是楚的都城內或楚的某一城邑之中。照文義來說，它就是高固的令尹府衙亦無不可，根本與廣州無涉。二是五羊銜谷的神話雖然成了廣州歷史文化悠久的一個象徵，又是婦孺皆知、膾炙人口的一個美好傳說。但故事的發生據載最先在楚而不在廣州。

《太平御覽》引沈懷遠《南越志》說：“任囂、尉佗之時因楚時有羊五色以為瑞，因圖之於府廳矣”。可見直到五世紀中葉，五羊的神話傳說仍與《廣州記》所載基本相同。唐李群玉《登蒲澗寺后二岩》詩有“五仙騎五羊，何代降斯鄉”之句（見《全唐詩錄》卷84），大概到唐以後不但把五羊銜谷故事的發生地點移到廣州，還加了個五仙進去。以後，隨著這個神話傳說的建祠立祀（北宋時建五仙觀），廣州的古之“楚庭”一名就逐漸讓位於“羊城”這個別稱了。《廣州記》這段有關楚庭，五羊的記述，本身也是傳聞，沒有文獻與史實可供徵信的。

楚庭通常被認為是廣州建城之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廣州城條引唐《通曆》：“楚伐楊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楚子熊渠伐楊越事見《史記·楚世家》：“周夷王時，熊渠興兵伐庸、楊越，至於鄂地（今湖北武昌縣東的鄂城縣）。”他的足跡還未越過荊州。直言之，周夷王進（公元前九世紀）楚的勢力還未到達今湖南境。至於“楊越”一詞，古籍中往往是泛指百越之地。如《史記·南越列傳》的“略定楊越”。古屬楊州，所謂“揚州之南，越地也”；又如《史記·貨殖列傳》“而楊越多焉”。這泛指百越之民。還有“南海”一詞，也是對南方各族居地的泛稱。《國語·楚語上》有“撫征南海”一句，這個南海指的是江南地。又如《左傳·僖四年》：齊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這個“南海”是指我國江南的廣大區域而言，因此，“伐楊越”事無論從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的內容來說，都與嶺南的南越毫無相干。《通曆》的原文我們未得見，僅就引文而論，也不能證明“南海事楚”的“南海”指的就是廣州。顧祖禹把它寫入廣州城條內，以致將廣州城市的興起提早到西周時期，楚庭成了廣州最早出現的城市的名字，這是前人在地理概念上的模糊而產生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