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兵

戚家軍抗倭史

一代名將戚繼光出身名門，受張居正派遣來浙江時，浙江沿海的兵力嚴重不足，實戰中，察知明軍作戰能力較低，難以抗倭，多次上書請求訓練新軍。三十七年，在岑港(今屬舟山)作戰失利，戚繼光被免職。后因倭禍日甚，被重新起用，戚繼光覺得明軍必須得好好訓練，而且最關鍵的還是士兵素質太差，作戰時還能衝鋒陷陣，一遇強敵，就面如土色，甚至棄兵而逃。戚繼光認為，這些兵都來自城鎮，沒有親身感受倭寇之害，也就沒有立功殺敵，報效祖國，為民除害的信念，所以要招一支素質較好的新軍進行訓練成了戚繼光最急切解決的問題，當時的浙江義烏髮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幫助戚繼光找到了合意的新軍。

義烏南鄉倍磊村有一“寶山”，歷來傳說有銀礦，引無數奸商、地主眼紅，這便是八寶山。嘉靖三十七年，永康鹽商施文六路過倍磊，聽說八保山一帶的山坡有銀礦，頓起貪薏，召集同鄉人方希六等九十餘人，並哄騙景寧、龍泉等地兩千多人，進行挖掘。義烏縣陳氏族領陳大成得知此事，立即帶了親信、子弟、農民三千多人，用鋤頭、柴刀、棍等農具兵器打死一千多人.當時正值十月，大雪紛飛下的義烏人那勇敢不怕死，而且一呼百應的優點，正是明軍所需要的.於是水到渠成，戚繼光來到義烏縣城，重新招募士兵，儘管戚繼光選兵的標準很高，但仍挑選了4000餘親兵，形成”戚家軍”。

當戚繼光下定決心罷去所部舊兵，前往義烏招兵時，是那麼信心十足，他相信血氣方剛威武勇猛的義烏人一定會爭先應募。然而，他忽視了義烏人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愛憎分明，險些空手而歸。陳大成就是一個典型，疾惡如仇的他多年來目睹了朝廷的腐敗，十分痛恨殘害百姓的官員，一聽說有官府來募軍，就向族人宣布：”誰也不許投兵!”之後，戚繼光親身前往陳大成家，勸告他”好男兒應報效祖國。大敵當前，更應儘快消滅外倭，才保國泰民安”，聲聲激動人心的誠摯言語,不禁讓陳大成熱血沸騰，面對這位痛打倭寇的青年將領，陳大成緊緊握住戚繼光的手，當場表態”我第一個報名”，第二天，踴躍的義烏人如山如海般來應募，讓戚繼光破格挑選了4000人，一大批好漢如陳子鑾、童子明、朱珏等就產生了，然後在戚繼光的精心操練下，紀律嚴明，作戰英勇，戰鬥力級強，大大改變了明軍的腐朽不堪局面。

四十年，倭寇萬餘、船數百艘蜂擁浙東象山、寧海、桃渚諸地，戚繼光確立“大創盡殲”的滅倭戰策，集中水陸軍先至寧海，而後依次剿除，九戰皆捷，擒斬倭寇1400餘，焚死、溺死倭寇4000餘,史稱“台州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升都指揮使。又募義烏兵3000，參加鎮壓進入江西的閩粵起義流民。

四十一年，福建倭患日趨嚴重，戚繼光奉命率精兵6000入閩抗倭。至寧德，乘退潮率將士攜稻草蓋淤泥，涉海進攻橫嶼島(今寧德東)倭巢，斬倭2600餘。轉兵福清，深夜攻佔牛田(今福清東南)，被倭寇稱為“戚虎”。乘勝進至興化府城莆田，偃旗息鼓，出敵不意，奪占林墩(莆田南)，先後搗毀福建三大倭巢。戚家軍一鼓作氣發兵突襲，但由於姦細通敵，偷襲受挫。陳大成、王如龍帶兵在關鍵時刻改正攻為助攻，冷靜理智，拚死搏鬥，勇猛地插入倭寇心臟，形成兩面夾擊之勢，將大部倭寇剿滅。四十二年，新倭日增,圍興化,據平海衛(莆田東南)為巢。戚繼光第三次赴義烏募兵萬人，奉命率中路軍與右路福建總兵俞大猷和左路廣東總兵劉顯協力作戰，攻克平海衛，斬倭2200餘，繳獲器械3900餘件，救出被掠男女3000餘。同年冬，倭寇萬餘圍仙游(今屬福建)，戚繼光領兵僅6000，遂行緩兵計，等待援兵，各個擊破，解仙游之圍。次年，乘勝追至同安縣王倉坪、漳浦縣蔡坡嶺，殲逃倭數千。四十四年，率水陸軍至梅嶺(在今詔安境)，圍剿勾結倭寇的海盜首領吳平，迫其逃至南澳島(今閩粵交界海域)。旋與廣東總兵俞大猷合攻南澳島，俘斬吳平部1200餘人，焚死、溺死逾5000人，毀船近百隻，吳平遁逃(一說投海死)。奉命兼管廣東潮州(今潮安)、惠州及駐江西的伸威營軍務，擔負保衛自浙江溫州至廣東惠州數千里的海防重任。與譚綸、俞大猷等抗倭名將浴血奮戰十餘年，基本蕩平東南沿海倭患。

吾浙是倭患的重災區，胡宗憲說：“自倭奴入寇東南，惟浙江為最。”而平息倭患的主力戚家軍是以義烏兵為主體而組成的，戚繼光在東南御倭凡十二年，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浙江，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基本上平息了浙江倭患，亦多賴義烏兵的衛國獻身。因此，很有必要研究義烏兵的招募、組成、及其對浙江歷史的影響，可以說今日義烏小商品市場的開發、發展，追溯其歷史淵源似乎亦與義烏兵有著微妙的關聯。

戚繼光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從山東備倭南調至浙抗倭前線，先任都指揮僉事，時年28歲，次年七月升任寧紹台參將，在龍山所之役中表現出非凡的鎮定和英勇，給浙撫(后升任總督)胡宗憲以很好印象，嘉靖三十六年遂調紹興籍兵三千供戚統率抗倭。但是在實戰中發現這些兵員並不理想，懦弱而畏敵。他痛感欲抗倭必須有一支自己組訓的英勇善戰的軍隊。

一個偶然的事件觸發了他決心招募義烏兵的念頭，嘉靖三十七年(1558)義烏髮生外地礦徒與義烏人的大規模械鬥，其經過只有萬曆、崇禎《義烏縣誌》有詳細記載，這份記載文獻很珍貴，可補正史之缺。招募義烏農民礦徒事起於盜礦和械鬥事件，崇禎《義烏縣誌》卷八《時務書·礦防》：“縣之南五十里為八寶山，以坐落第八保，故名，而流俗傳以為寶者，舛也。……嘉靖三十七年永康鹽商施文六載鹽過閭里，熟睨八寶山之麓一帶小山土色炤熠產礦，即起盜心，乃構黨方希六等九十餘人，由楓坑到山挖掘。近坑居民覘知之，奔報平望倍磊之豪有力者，而陳大成宋廿六等聚族謀曰，犬夫也，而貪無藝，實逼處此以與此同時旦夕爭此土也，吾屬無噍類矣，則投袂而起，共率子弟詣坑手搏方希六呂廿四等十四人解縣，。而趙公故長者，念鄰屬不忍置之城旦鬼薪第，善諭遣之，而賊於是稍稍縱矣。是年六月十九日施文六復訌，眾千餘人據坑，而賊恃頭領金周謝素驍勇，能飛刀刺人，則大張赤幟于山林，示為國增課，招引亡命益無所顧忌，陳大成等仍督眾子弟奮前捽擒十一人解府收系，而郡侯李公因出示坑場殺死者不論，烏人奉是檄也以往，則無不控拳礪刃願為上用者，於是已得趙公趨兵剿賊之令，陳大成遂統率陳榆陳祿陳文澄等親兵數百追逐上山。是時薄暮日光反射，天忽微雨，賊望之，色盡赤目炫氣奪我兵周麾以登疾戰遂戮死首惡施文六金周謝等三十人，群賊披靡遁去。賊既收合餘燼，以強悍聞，乃潛以銀沙和入土礦，往紿景寧龍泉等縣人煽聚慣賊楊松等三千餘人，至七月二十一日蜂擁到山斬山木而材之，豎立柵寨馮陵我境土，鹵(虜)掠我村墅，居民大震，於是趙公遍檄各都選兵防禦，且懸賞以購於市。……陳大成等椎牛以饗士，宋氏亦各出私財犒之，遂領兵三千踴躍逆擊，　(疑是-，急纏也)賊師承而殪之，俘馘三百餘人。……十月處賊以敗回。”

卷三《方輿考·山川》：“八寶山，在縣南五十里，舊不載，近因妄傳有礦，嘉靖三十七年間，永康處州礦徒數千人訌聚開坑，知縣趙大河督率近山居民陳大成等平之。義烏之民，因以勇武稱，而兵事之多亦自此始。”

戚繼光發現義烏人勇敢剛強，如果把這種鬥志轉移引導到抗倭鬥爭中去，定可勝敵。他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上書《議練義烏兵》：“無兵而議戰，亦猶無臂指而格幹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遞陳兵於疆邑，人奮荊棘御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即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胡宗憲接書後即批准其議，“制府入其議，乃罷所部舊兵，假以便宜，同義烏令趙公大河亟募之，遂與趙為莫逆交，而練卒遂有成雲。”

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九月，戚繼光至義烏招募。起初，金華知府並不支持，出示阻止，幸賴知縣趙大河深明大義全力支持。趙大河，江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時倭寇兩浙，特簡民間壯丁親督騎射，義烏兵稱精稅可用自大河始。上功幕府擢浙江僉事監軍。”〔趙大河到任后很快平息礦徒械鬥，“永康處州礦徒數千人訌聚開坑(礦)，知縣趙大河督率近山居民陳大成等平之。義烏之民，因此勇武稱，而兵事之多亦自此始。”〔在平息械鬥中趙大河深獲義烏之民的好感，樹立了良好的形象。由趙大河出面協助，戚繼光招募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據戚祚國記：“乃謀之縣尹，以驥幣往，成幡然出，願屬家嚴，於是子弟雲集。……有王如龍者，為括徒中雄長，聞檄而率子弟出山。”戚繼光記曰：“是年(嘉靖三十八年)秋罷臣舊兵，使往義烏，民心風偃，義士雲集。”陳大成、王如龍等率眾應召，所以很快就招了四千餘名義烏兵。

義烏兵參加修築的長城：九門口長城、山海關的老龍頭、北京金山嶺長城、河北撫寧的董家口長城。

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綿延萬里。在山海關有一老龍頭，在老龍頭有一入海石城。萬里長城龍頭之龍頭——入海長城就是義烏兵所修築。

《老龍頭大事記》載道：“公元1579（萬曆七年），都督戚繼光指令參將吳惟忠築老龍頭入海石城七丈。”此外，在清乾隆《臨榆縣誌》，清康熙及1994年版的《山海關志》中也都有類似記載。

吳惟忠，字汝誠，號雲峰。義烏吳坎頭人。曾隨戚繼光身經百戰，屢立戰功。隆慶二年隨戚繼光一起奉調薊鎮。隆慶五年，因修長城有功，提升為標下右營游擊將軍，再升沌營標下左營游擊，萬曆四年（1576），升遷為山海關參將。

400多年前，生產力還相當低下，要在大海中修建石城，其工程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從不言敗、知難而進的義烏兵，在戚繼光的指導下，吳惟忠“經過實地勘察，並經與富有經驗的將士和施工設計人員反覆磋商，確定和設計了當時條件下最佳、也是前所未有的海中施工方案，創造性地修築了這道海中高牆壁壘，完善了這個薄弱環節。”（《戚繼光研究論集》）

入海石城的修築，使整個山海關長城南襟渤海、北倚燕山，從而做到有效封鎖海面，控扼要塞，使長城宛如一條巨大的索鏈，將山、海、關聯成一體，構成極為險要的地理形勢。

除了入海石城，北京的金山嶺長城也是義烏兵修築的。

萬曆四年（1576），戚繼光開拓三屯營城（今遷西縣西北），從此，義烏兵大多居此。金山嶺距北京城130公里，是京畿要地，然而在嘉靖年間雖然已經過一番整修，但是並未築台，加之邊牆修得低薄，日子一長，又大多傾圯，無法阻扼游牧部族的武裝襲擊。於是，從隆慶三年（1569）起，戚繼光調配士卒，開始了艱巨的築台、修牆工程，金山嶺長城是其中一段。

金山嶺長城，東枕海拔2000多米的霧靈山，高聳起伏，地勢雄險。義烏兵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因地而異，依山造勢，在眾山之中，選哪條山脊既可節省修築經費，又可更有效地起到抵禦侵略者的進攻呢？義烏兵進行了充分的勘察論證。在金山嶺長城司馬台關東的制高點上，建有一台，稱“望京樓”，和望京樓相鄰的為“仙女樓”，兩樓之間有一段直上直下的城牆最為險絕。望京樓西城牆還加築障牆，即在牆體中加砌兩米高的單牆，隔不遠又砌一隔牆。這樣，在與敵短兵相接時，便可憑障步步為營，可見營造者的匠心。

河北省撫寧縣董家口長城，是義烏兵參與修建的又一處長城。董家口長城聳立在燕山東段的崇山峻岭之上，是戚繼光上疏修成的薊鎮長城的重要關塞之一，護衛“天下第一關”——山海關長城的北翼要塞。在突兀險要的山嶺上，築有16個烽火台，全長近9公里，最高處海拔556米，還築有3座城堡。

董家口長城依陡峭的花崗岩山背而建，蜿蜒曲折、氣勢磅礴，縱深防禦體系完備，烽火煙墩遙相呼應，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明長城軍事防禦體系的獨特風貌。

不久前，義烏市為了收集史料，派人來到了河北省撫寧縣董家口長城，在義烏兵後裔的引領下，好不容易在灌木叢中找到了一塊長城碑。由於年代久遠，碑文已漫漶不清，只隱隱約約看到“浙江金華府易武人……”很顯然，“金華府易武人”即“金華府義烏人”。當初義烏兵大多為文盲，普通話也說不準，在功德碑上誤記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聯想到義烏兵功勛卓著，可記入史冊的卻寥若晨星，這也在情理之中，可義烏兵修長城之史實卻將永遠載入史冊。

最雄偉的當屬九門口長城。九門口關位於葫蘆島市南部的綏中縣李家鄉,雖說是葫蘆島市的,但是離河北省更近(東距綏中城 62.5公里，南距河北省秦皇島市的山海關15公里)，全長1704米,是明長城的重要關隘，被譽為"京東首關"。九門口長城始建於北齊(公元479-502年)，明代義烏兵對該長城進行了大規模修建。該長城的建築特點在於突破了既往長城遇水即斷的規律。在百餘米寬的九江河上，先打入3米多深的木樁，在木樁上再鋪設1米厚的大石塊，最上面鋪就7,000平方米的過水條石，俱為縱行鋪砌，邊緣與橋墩周圍，均用鐵水澆注成銀錠扣，史稱"一片石"。在四百多年後的今天，九門口長城建於河床上的樁基仍然保存完好。由此可見義烏兵做事的聰明與認真。在一片石之上，築有九座泄水的城門，關口也因此而得名。形成“城在水上築，水在城下流”，因而稱為“水上長城”。據介紹，此處為長城唯一的一段逾江而建的。現存的九門口長城則是1989年遼寧省政府在明代原址上修建的。

為了修建、戍守長城，不少義烏兵繁衍生息在他鄉，特別是在長城腳下，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義烏村”，他們視長城為祖業，護長城為己任。

隆慶初年，三千義烏兵隨戚繼光到北京后，修築長城工程浩大，守邊任務也十分艱巨，為穩定軍心，朝廷推行“徙民實邊”政策，修築長城期間及其後較長一段時間，允許外地官兵的家屬前來隨軍守邊。於是，不少家庭就在這異鄉邊塞定居下來，世代繁衍成為今天的長城後裔，也形成了義烏籍後裔相對集中的一個個“義烏村”。

在長城腳下究竟有多少義烏村？想當年究竟有多少義烏兵定居在長城腳下？至今未曾有精確統計，歷史上也沒有任何記載。據秦皇島市文化局調查表明，秦皇島境內374.5公里長的明長城沿線，158個自然村有長城後裔聚居。另據清嘉慶《義烏縣誌》卷四“民兵”條載，萬曆二十二年，知縣周士英在奏疏中稱，義烏兵“歷年來散於北邊、散於閩廣者幾數萬眾”。可見，當初義烏兵散落在北方及福建、廣東達數萬人。

長城腳下有義烏村的信息，最早來自於遼寧省綏中縣。上世紀末這個縣的曹姓人派代表前來義烏尋根問祖，來人說他們的祖先曹仲舉、曹仲高系義烏曹村人，當年跟隨戚繼光修長城來到北方，在此定居后與王、葉、胡、金等姓的義烏兵後裔聯姻，已繁衍了1000多人。根據這一線索，到曹村查閱《稠岩曹氏宗譜》，果然發現有曹仲高其人，系三房三分派曹士孝之子，其他仲字輩都有後人，惟仲高無後，說明他外遷后未返原籍。

據地方志記載，除遼寧省綏中外，在河北撫寧長城一線也有義烏村。駐營鎮董家口村就是義烏兵後裔集居的村落，至今尚有陳、孫、耿、王、駱等6姓123戶人家。董家口長城的一塊石碑上，鐫有“駱總兵官監修”字樣，這個村77歲的駱金山老人說自己就是這位駱總兵官的後人，他至今還能憑記憶向上追述6輩先人的姓名。他時常對小輩們說的一句話是：“我祖上是戍守長城的功臣。”

此外，還有拿子峪、板場峪、梁家灣、城子峪村等，也是長城沿線的義烏兵“後裔村”。

日前，在《新華每日電訊》上刊登了大幅照片——“一個農民的20年守望”，一時引起轟動。其他媒體也以不同形式予以披露。想不到，這位農民也是義烏兵的後裔。

他，就是張鶴珊，現住河北省撫寧縣駐操營鎮城子峪村。

現年52歲的張鶴珊，20多年來，從長城的義務保護員到政府聘用的長城保護員，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的足跡遍及城子峪那段明長城的溝溝坎坎、角角落落。他幾乎每隔兩天就上山巡查一遍長城，每次走十幾里山路，風雨無阻，每年至少要穿破6雙膠鞋。

對守護長城，張鶴珊樂在其中，他從小在長城腳下長大，對長城有種說不清的情感，誠如他自己所言，這一輩子，與長城有著一種割捨不斷的“情結”。

不管遇到什麼困頓，不管遭遇什麼冤屈，張鶴珊無怨無悔，保護長城的決心堅定不移。遠走他鄉也好，朝夕廝磨也好，長城是他永恆的情愫，是他長繫心頭的鏈結。那麼，個中究竟有何緣由？

究其原因，方知他是當年修長城的後裔，而且是義烏兵的後裔。長城大多沿著崇山峻岭修建，因而一路上不僅崎嶇難行，而且荊棘叢生，幸好張鶴珊富有經驗，隨身帶了砍刀，他在前面邊砍荊棘、邊引路。若不是他帶路，真不可想象怎樣才能找到“……浙江金華府易武（義烏）人……”的長城碑。

同行者走一趟就累得氣喘吁吁，可為了守護長城，我們的義烏兵後裔卻是長年累月在此奔波。這是怎樣一種精神在支撐？除了“剛正勇為”的義烏精神再次得到詮釋，還有血緣關係是長城後裔的天然紐帶，對長城的誠心守護，是他們天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