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

王筠的文學創作活動與蕭梁立國相關，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地位；作為昭明集團的重要成員，他的命運也隨著梁代政治的變遷而時有起落。王筠在唱和詩創作中確立了同韻自和和的方式在閨情題材方面與沈約、蕭統的風格接近，具有語言清麗、音聲婉轉、風格柔婉細膩、長於經營末句的特點。其“一官一集”體是按任官順序編定編年體系列文集的典範，開創了文集體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類型。

王筠，自天監三年(504)起家，至普通元年(520)丁母憂去職，是王筠入仕后的第一個階段。此前他已享有文學聲譽，“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23歲釋褐為中軍臨川王宏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侍從幼年的昭明太子，踏上近30年的追隨歷程。天監六年，任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主簿，參與神滅與神不滅的大論戰；隨著沈約遷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又除尚書殿中郎，與之建立起密切的文學交往。此數年間，王筠在府、宮、朝之間不斷遷轉，關鍵即是文學。殿中郎用人首重文學，梁武帝曾指出：“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鷦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但因職非清要，素為琅琊王氏所輕。王筠態度卻很積極，傳曰：“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他引陸機、王坦之故事為受職依據，傾向於以文華著稱的陸機，所謂“何所多恨”顯示出他作為文人的價值取向。

天監十三年十二月六日，釋寶志卒於建康，武帝於十四年八月將其葬於鐘山獨龍阜開善寺，並敕“王筠勒碑文於寺門”，時王筠已遷為中書郎。另外，王筠在天監十三年至普通元年十月間又曾以中書郎兼湘東王繹府國郡事。此期累官至太子家令，復掌東宮管記，直到母親亡故。16年間，王筠累佐強藩，侍從東宮，又自尚書至中書，在40歲前班升七階，仕途平順，雖居官不高，卻職屬清要，尤其在文學方面比較活躍。但在政治上與晉安王蕭綱卻始終未見關聯，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王筠仕途的第二個階段以居喪復起始，至出守臨海被訟落職終，歷時10年。普通六年(525)，王筠以吏部郎復職，約在大通初(527)遷太子中庶子，再人為昭明僚屬，又相繼領羽林監及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遷司徒左長史。就在此時，變故突降，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王筠為哀冊；丙申立蕭綱為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政局的重大轉折令玉筠的人生隨之發生變遷。王筠入侍東宮以來，主賓融洽，備受禮敬，故在昭明卒后，尚被敕撰哀冊，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蕭綱繼立，王筠自東宮出守臨海，人生走入低谷，詩風在圓轉流美的追求上流露出“窮而後工”之貌。王筠此前歷事臨川王宏、豫章王綜、湘東王繹，但普通六年豫章王叛魏，次年臨川王薨；昭明卒時，湘東王年方弱冠，故當東宮易主時，王筠的政治基礎已經崩潰。昭明逝后，蕭綱排斥王筠的跡象甚為明顯，如中大通後期完成於湘東王雍府的《法寶聯璧》一書就與王筠無關，而參撰諸臣中不乏昭明舊屬，且王筠尚是佛徒；其在中大通五、六年間還朝時，又因侵刻被劾。自大同元年王筠二次復起至蕭綱即位前，始終未能再入東宮。臨海屬揚州，至中大通三年六月，揚州刺史仍是蕭綱，王筠出至臨海，顯為蕭綱之意，種種跡象都應是王筠與蕭綱長期疏離隱患爆發的結果。

王筠在大同元年(535)二月二次復起，走過一段較為暢達的仕途之後，於侯景之亂中慘淡謝世。這最後的16年是王筠文學創作的成熟期，但連綿的戰火將他的成就永遠塵封在久逝的歷史之中。王筠先復起為紹陵王綸長史，蕭綸三年正月出任江州刺史，王筠方出府遷秘書監，隨後歷太府卿、度支尚書，數年間已漸近權力中樞。大同七年，這一不斷上揚的升遷之旅又遇到了一次挫折，蕭介出任侍中，阻斷了王筠的入相之路。至再徙為光祿大夫，復遷雲騎將軍、司徒左長史時，巳至中大同元年(546)。太清三年(549)五月，蕭綱即位；六月立長子宣城王大器為太子，以王筠為詹事。太子詹事為東宮職僚之首，任總宮、朝，是王筠一生居官的頂峰，依當時情勢，雖有臨危受命意味，亦只是備位而已。大寶元年，有盜夜入其宅，王筠因驚懼墜井而卒，終年69歲。

王筠少負才名，深受沈約的賞識，認為超越時人，並以謝□所說"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來稱讚王筠的詩。在太子府中任職時，常和著名的文人劉孝綽、陸□、到洽、殷芸等游宴酬唱。他勤奮好學，自稱"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手抄經、史、子書百餘卷。《梁書·王筠傳》說他16歲即寫作《芍藥賦》，後來又奉□撰《開善寺寶志大師碑文》，詞句麗逸，但二文均已不傳。他另外一篇為人嗟賞的《昭明太子哀冊文》,見於《梁書·昭明太子傳》,雖然不免有諛辭，但在同類文章中，還是比較可讀的一篇。他的詩講究聲律，注意用字，一些寫景的詩篇也偶有佳句。

王筠晚年自編文集，以歷任官職為集名，有《洗馬》、《中書》等集100卷。今存張溥輯《王詹事集》，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沈玉成）

一官一集

文集體例不僅是作品的編排方式，更是作家對文學創作的性質與過程的理解與記錄方式。王筠對文學史的一大貢獻，是確定了以仕歷為斷限，按任官順序編定系列文集的體例，即“一官二集”體，依此編成的8部文集，包括《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10卷，及《尚書》30卷。其意義是突破以文體類型為撰集標準的作法，在“一官一集換頭銜”的架構下，以任官的時空線索編集作品，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間建構起作家的創作編年史，使文集成為一生居官為文之跡的記錄，這是文集體例史的創新。

文集編集體例起於梁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別集類敘稱：“集始於東漢。……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胱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上舉諸集除主筠外，以文體類型為主要編撰方式，或為全集與選集；或為後人補輯，多無編年特徵。只有江淹前、後集是各錄建元初以前與永明以後詩文而成才有大致的時間區分。因此，主筠按“一官一集”原則編成的8種文集是一個更大的發展，它對創作歷程的劃分更細緻，體現的變化更清晰，自覺意識更強烈，正如宋祁所云：“每官各為一集，獨有王筠。由是而觀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王筠集更是一部梁代文學編年史，它的散佚不僅是王筠的損失，更是梁代文學研究的損失。“一官成一集，詩學源流正”，這一創舉引來歷代追隨，以對《臨海集》的模仿最突出，用所經歷或任官地名取代官名為命集之例，使文集的編年紀行特徵更鮮明，“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河頭”，一生行跡，開卷瞭然。如《浩然齋雅談》卷上：“坡翁謂陳師仲曰：‘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合於此體的，唐人有鄭谷《雲台編》、《宜陽集》二種，《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二《雲台編》提要稱其“乃隨時裒訂，分帙各行者”；宋人仿效最夥，楊億“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內外製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皆屬此類；楊萬里有《江湖集》、《荊溪集》、《西歸集》、《南海集》等9種，是仕途遷轉記錄與詩風變化之跡的結合，即“楊誠齋詩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變”。范成大也是一個顯例，“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后自裒次，為《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包括《驂鸞錄》、《桂海虞衡志》及《吳船錄》等，有“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後之名”的稱譽。徐鉉《騎省集》與蘇轍《欒城集》、《欒城後集》、《欒城第三集》，以及陶弼《邕州小集》、陸遊《劍南詩稿》、洪皓《鄱陽集》、董嗣果《廬山集》與《英溪集》等皆屬此類，沿至明清，足見文人對此體的鐘愛。

詩藝特色與“能壓強韻

王筠一生經歷未廣，與社會下層很少接觸，多沙限制了視野，未能樹立起獨樹一幟的個性化詩風，其個人特色恰恰與主流文學風氣有關。其詩以應和酬唱為多，有五言20首、四言1首，重對偶，用典密，句式整飭，有板滯、堆砌之病。《古詩鏡》卷二三評其《寓直中庶坊贈蕭洗馬》曰：“王筠下語方整如砌，絕少氣韻流動，‘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此是小兒排語。”即指這類作品的不足。這與王筠以學識為詩的傾向有關，其“清靜好學”，《自序》又講到一生苦讀並手抄經史子集的情況；且與王筠唱和者，主要是梁武帝、蕭綱及士族名流，其詩難免有借隸事以炫博、因對偶以求工的特點，與沈約、任嘮等人情形非常接近。但這類詩體現了王筠與永明文學的淵源，以及藝術技巧上的特點。

王筠在齊末開始創作，卻與永明文學淵源深厚。祖父王僧虔與族叔王儉不長於文學，但對永明文學都有影響，特別是作為永明體奠基人的，王融是他的從兄弟。王融母為謝惠宣女，王筠少時又與謝覽、謝舉兄弟交好。永明文壇宿將劉繪與王融是內親，故王筠與劉孝綽兄弟也是世交兼同道；加之沈約對青年王筠的提攜褒獎，都是造就王筠詩風的重要條件。沈約說“自謝胱諸賢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視之為永明文學的傳人。在應和酬唱領域，王筠開創了“能壓強韻”的同韻自和技巧，對永明文學重聲律的特點有所發展。王筠作詩以長於聲韻為突出特點，王、沈之交，就建立在善於運用聲韻調和詩歌音樂美的基礎之上，傳云：“約制《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註：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仆嘗恐人呼為霓(註：五雞反)!’……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案此乃善於辨聲之顯證。《古今通韻》卷三“霓”字註：“范蜀公鎮曾召試學士院，其詩用‘彩霓’字，學士判為失韻，引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作入聲讀為據，當時士子為之憤口。司馬文正公光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平聲也。’……蓋以賦句為‘駕雌霓之連蜷’，連五字平，為不諧葉，故云。原非謂‘霓’柢讀‘臬’，不讀‘倪’。”案司馬光是說，在“駕雌霓之連蜷”中，除“駕”屬去聲外，餘五字連平，有失諧美；王筠將平聲八齊的“霓”讀為人聲，便使全句語流平中見折，吞吐有致。關於永明文學重視聲律的記載中很少有如此生動具體的事例，只有王筠長於藉助音聲變化營造詩歌的節奏美，才能在初見草稿即能有此出色表現。謝胱的“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一語出自王筠傳也絕非偶然，所謂“圓美流轉”，以語言流暢、聲韻協調為標誌，正是沈約對王筠詩歌的一貫評價，“語如轉彈逢真賞”，《報王筠書》稱道其詩“聲和被紙，光影盈字；……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故“擅美推能，實歸吾子”，與論謝詩“調與金石諧”相一致，體現了沈約對王、謝在詩美追求共通性的認識，這是王筠在唱和詩創作中形成“能壓強韻”特色的基礎。

晚唐以前，“強韻”一詞獨見於《梁書》王筠傳，日：“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應是對王筠詩歌藝術特點的普遍看法。“能壓強韻”的特點在天監前期已經形成，出在“公宴”之際，又當與唱和時的用韻方式有關。宋孫何漢曰“壓強韻，示有餘地”，宋祁說“已輕安仁為老聲，更惱王筠賦強韻”，均極言其難，也應是《梁書》記載的本意。由於唐前文獻沒有說明“強韻”的內涵，須從後來用例探其原意。對“強韻”一詞的使用首見於晚唐，以宋人使用最多，所有詩例皆涉及與用韻相關的三種唱和方式，即出韻、疊韻與分韻。先是出韻，即李商隱稱“呼唱首曰強韻”；另如皮日休《寒夜文宴聯句》“清言聞后醒，強韻壓來艱”與黃滔“強韻押難，非才頗愧”二例。宋有蘇軾《廣停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贈我皆強韻”與陳師道《和舅氏公退言懷》“追陪強韻愧難過”等例。出韻難押，《金玉詩話》“押簁字”條載王師炅戍江左，有人夜夢女子在空中以巨簁簁物，落地者都將死於戰亂，其中就有徐鍇，後果知徐鍇已死於圍城之中；此後“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哲《登高齋》詩，押‘簁’字，平甫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簁。’此事奇譎而盤屈，強韻中可謂拽虎手也”，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當然，若酬唱者次韻相和，原韻更是強韻，如陳造《次韻王簽判二首》“新詩出強韻”。其次是疊韻，即詩人同韻自和。范成大《複次前韻呈時舉》所次“前韻”者，指其《招……耿時舉避暑，次時舉韻》詩，有“賡詩代仆吶，非敢玩強韻”句，知為次韻自和。第三是分韻，有蔡襄《憶弟》“酒酣襞紙探強韻”等例。

“強韻”內涵又可用王筠詩來驗證，葉夢得《玉澗雜書》說：“唐以前人和詩，初無用同韻者，直是先後相繼作耳。頃看《類文》，見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雲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也。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筠后又取所余未用者十韻別為一篇，所謂‘聖智比三明，帝德光四表’者，比次頗新巧。古詩之工，初不在韻，上蓋欲自出奇，后遂為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這對明確“強韻”的內涵有很強的指導性。中大通三年九月，蕭衍父子與王筠唱和，蕭綱作《蒙豫懺悔詩》，武帝及王筠各以《和太子懺悔詩》與《和皇太子懺悔詩》一首相酬，即“梁武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今三詩俱存，在用韻上沒有關係。但王筠尚有《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其小序記載第二輪唱和的情況說：“《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口口聖旨即疏降，同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招采餘韻，更題鄙拙。”武帝據王筠詩韻另作一首，即“同所用十韻”，也即葉氏所說“仍取筠韻，蓋同用‘改’字十韻”。接著，王筠“招采餘韻，更題鄙拙”，又作《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在此兩輪唱和中，王筠出韻，梁武同韻相和，王筠同韻自和。按王筠《和皇太子懺悔》今存“改、采、罪、海、待”五韻，《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詩》則用“海、在、殆、凱、宰、彩、怠、倍、徘、彩”十韻，皆屬“十賄”部；除“海”、“彩”重出外，與筠序所稱“招采餘韻”合，也與葉氏所說“筠后又取所余未用者十韻別為一篇”者合，即王筠以同韻自和是事實，只非次韻而已。武帝和詩已佚，但葉氏據《類文》對第二輪唱和的描述與筠序一致，則武帝以同韻相和亦是事實。因知所謂“能壓強韻”，至少指王筠長於疊韻；同韻相和則創自武帝，“詩人以來，始見有此體”，葉氏未加甄別，“上蓋欲自出奇，后遂為格，乃知史於諸文士中獨言筠善押強韻以此”的判斷失之含混。至於以出韻和分韻為強韻則是後來理解，梁代尚無此意；特別是當時盛行的分韻賦詩風氣應與王筠無關。在唱和詩中強化用韻的地位，在當時是一種新奇的技巧，在詩史上是對唱和詩創作方法的重要貢獻。《蔡寬夫詩話》說：“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韻之失。”但已是另一個話題了。《唐詩紀事》卷六四稱“《梁書》云：昭明善押短韻，吳均善押強韻”一語，顯然也是錯誤。

王筠應和酬唱詩的成就不高，但與吳均的唱和組詩《和吳主簿》六首與所擅長的閨情題材與柔婉風格相通，又是一番面貌，另有淵源。王筠還有五言詩23首，包括樂府古題7首；另有七言樂府、六言、楚歌各1首，及雜言2首，多是閨情與詠物題材。若將《和吳主簿》按題材納入，則閨情詩是王筠詩美風格與成就的主體，很少專事寫景，大多語言清新秀麗，音聲婉轉，風格柔婉細膩；尤長於經營末句，有餘音裊裊、風情搖曳的韻味。《詩品》說沈詩“長於清怨”，文辭工麗，善寫戀情，對王筠有所影響；王筠又在《哀冊文》中說蕭統“屬詞婉約，緣情綺靡”，也是自評。如《閨情》：“月出宵將半，星流曉未央。空閨易成響，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旁。”刻畫思婦好夢初醒，猶自回味的剎那心理；以空閨成響，虛室生光表現思極入幻的感受，表現力很強。《三婦艷詩》日：“大婦留芳褥，中婦對華燭。小婦獨無事，當軒理清曲。丈人且安卧，艷歌方斷續。”格調雍容輕緩，寓艷於質，深得漢魏樂府的神韻。《春遊》云：“叢蘭已飛蝶，楊柳半藏鴉。物色相煎盪，微步出東家。既同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回君流水車。”借物象之春色喻少女春情萌動的情態，手法亦不俗。《雜曲二首》其二：“可憐洛城東，芳樹搖春風。丹霞映白日，細雨帶輕虹。”以工麗的景句結篇，頗有唐人五絕風韻，《竹庄詩話》卷三引《樂府錄》日：“此篇敘景，不言意而意自彰耳。”《東陽還經嚴陵瀨贈蕭大夫》曰：“子陵洵高尚，超然獨長往。釣石宛如新，故態依可想。”句法順接流走，古意盎然。《向曉閨情》表現長夜相思的羞恨，《五日望採拾》傾訴對恩光應接的期待，以及《苦暑》對清曠神情的刻畫，無不宛轉動人。尤以《行路難》最為突出：“千門皆閉夜何央，百憂俱集斷人腸。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人逐情雖可恨，復畏邊遠乏衣裳。已繅一繭催衣縷，復搗百和裹衣香。猶憶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裲襠雙心共一襪，柏復兩邊作八裰。襻帶雖安不忍縫，開孔裁穿猶未達。胸前卻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願君分明得此意，勿複流盪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描述思婦在秋夜為遊子制衣時心理與情感的變化，情致宛轉，音節和暢，與曹丕(燕歌行》風調相近。“猶憶”一句以下，楊慎《升庵集》卷五七“王筠詠邊衣”條曰：“數句敘裁衣，曲折纖微，如出縫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晚年杜甫據此作《百憂集行》新題，又寫下“悲見生涯百憂集”句，可謂心有戚戚焉。“裲襠”句本是對少婦借衣傳情心態的描寫，段成式在《嘲飛卿》其四中與樂府名作《陌上桑》同用，以“見說自能裁柏腹，不知誰更著帩頭”譏刺妓女之假意虛情；清陳世祥則效其筆法，細刻佳人自製春衫的經過，謂“一抹雙心，兩當八撮，曾入詩人體貼間”，也深得原詩三昧。這些詩貼近閨閣生活，體情細微，又絕不輕薄，應是梁代前中期的作品。另外，《(嘲)劉孝綽元廣州景仲座見故姬》與《摘安石榴枝贈劉孝威》二詩詩意分別出自古詩《上山采蘼蕪》和《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和吳主簿》等詩的意象、句法也與漢魏文人五言詩有關，這種風格傾向可以歸到與昭明集團的淵源上。

還要提及的是，陳繹元《詩譜》稱沈約、何遜、王筠等人的詩是“律詩之源，而尤近古者”。從用韻的特點來看，《楚妃吟》平入通押，《贈蕭大夫》、《三婦艷詩》全用仄韻，《韻補》卷四“靈圖白玉檢”與卷五“燒山多鬼怪”二首是去入通轉的例證，但《閨情》、《雜曲二首》其二與《春遊》卻全押平聲韻，絲毫不紊，仍體現出王筠長於聲韻的特點，這顯然是著意錘鍊的結果，是唐律的先聲。王筠對詩體也有創新，《草木十詠》是較早的連章體詠物詩；《楚妃吟》則頗類詞體，《詩紀》卷一五一稱“王筠《楚妃吟》句法極異，……大率六朝人詩風華情致，若作長短句，即是辭也”，當是南朝樂府與詞體關係之一證。

在王筠存詩中，像《俠客行》那種英挺豪放的風格自是別調，若《早出巡行矚望山海》一般略具“窮而後工”意味的作品也是崢嶸乍現，總體上仍是一個主流詩人，易為文學史家所忽略。但上述問題對理解當時文壇面貌仍有幫助，應給予必要的討論。

南朝梁藏書家、文學家。字元禮，一字德柔。祖籍琅邪臨沂（今屬山東臨沂）人。王僧虔之孫。曾任昭明太子蕭統的屬官。仕梁為中書郎，出為湘東王長史，還朝為太子家令。又出為臨海太守，還京，累遷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光祿大夫、司徒左長史等官，為官不仁，恣意貪取。侯景之亂，墜井而亡。然為文被沈約推崇為“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富於藏書，自稱“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手抄經、史、子書百餘卷，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請人幫忙，並躬自抄錄，凡40餘年不間斷。《梁書·王筠傳》說他16歲即寫作《芍藥賦》，詞句麗逸。藏書家沈約，是梁一代的辭宗，然而每見王筠文章，咨嗟吟詠，自嘆不逮。曾對他說：“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仆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於是，沈約於郊居宅造閣齋，他獻上《草木十詠》，題寫之於牆壁之上。沈約晚年，亦仿蔡琰贈書王粲之舉，將其大部分藏書贈與了他，使其藏書益富。著作有《洗馬》、《中書》等集。今存張溥輯《王詹事集》，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