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本局
農本局
農本局是國民政府控制糧、棉、紗、布市場的壟斷機構。1936年成立，隸實業部，通過發放農業貸款控制糧食、棉花產銷。1938年改隸經濟部，下設糧產調整委員會，掌握、控制國統區糧食運銷；下設福農莊 (后改組為花紗布管制局) 統制國統區的花、紗、布貿易。1940年農本局的糧食業務劃歸糧食管理局。1942年農本局改隸經濟部同年新設的物資局。1943年1月隨物資局一併撤銷，花、紗、布購銷業務由財政部設花紗布管理局接管。
農本局
農本局的資金來源採取專款與合放制度，一方面使政府有計劃有系統地將國家資本投資於農村經濟事業，另一方面又引導商業資本流入農村參加農業經濟建設{37}。為避免銀行業農貸散漫衝突的現象，解決商業銀行農貸的困難，便於銀行向農村投資，農本局對於參加“合放資金”農貸的銀行，給予各種保證與便利條件，為其提供較好的經營條件。一是保本保息。農本局的盈虧由政府負責。二是發給合放資金憑證。該憑證經農本局的許可可以抵押或讓予其他金融機構。三是各參加銀行可將合放資金數目列入國家法定農業貸款數目。四是農本局年度結算有盈餘時必須提取一部分紅利作為各參加銀行的酬金{38}。作為銀行投資農村的居間人，農本局的成立在一定程…… 總之，農本局著力於“全國農業倉庫網”和“合作金庫網”的建設，舉辦各類農產貸款，調劑農產運銷，對於支持抗戰，保證軍需民食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然而，農本局並未實現復興農村的初衷。隨著時局的發展，特別是抗戰的全面展開，農本局無法承擔時代賦予的使命，各種專門機構的設置，使農本局的職能不斷萎縮，這也就決定了其不斷被改組乃至取消的命運。
五十五自農本局——易寅村死滬自從我離開武昌，走安慶，又到上海，勉強就中法大學教授之聘而又不願的時節，忽然朋友陳鋒士在南京組織農本局，邀我幫忙，於是我到了南京，張群勸我不要在國民黨中樞與這幫人接觸，我一時沒有可去的地方，北平是我傷心的所在，顯然是不能去的。我對張群說姑且在這裡混一陣。待他自己另有高就時，再來幫我。
有一個做過孫中山先生大元帥府副官長的湖北人黃大偉，他同張繼夫婦有八拜之交，他們在某處同居一處，他們夫婦間糾紛，每每要黃夫婦來解決。甚至於張繼夜裡演出的下跪典禮，有時也由他夫人去勸解。黃曾告訴我和吳稚老有關張繼的幾件怪事。
一晚，夜深了，黃大偉夫婦都入睡了，他們忽然為隔屋大聲所驚醒，細細一聽，似乎是出於張繼房內，再聽，似乎是張繼呼救之聲，他們不得不起來了。他們到了張氏夫婦房門之外，門卻關著，他們只有先在門縫內一窺室家之好了。這一看非同小可；只見，張繼一絲不掛，在床邊左右“豁虎跳”呢？崔氏娘子卻右手握著一根什麼“家法”在拚命地責打那偉大肥碩的屁股，左一下他便望右一跳，右一下他就望左一跳。
他們奇怪，何以他不能大仗則走呢？
再一細看，原來“崔鶯鶯”那纖纖的左手，卻死命把握著張繼的命根子不放!
黃氏夫婦在門外急了，可是人急智生，只得由黃太太大聲疾呼：“張大嫂！那可性命交關，
這樣玩不得啊!”
裡面一驚手鬆，張繼得救。他們在門外也就逃走。
第二天來講禮，可是理由誰也說不出。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統一北平，閻老西做北平政治分會主席，張繼不服氣，他寫信給幾位元老說：“江山是我們打下，這把交椅，最好靜江先生來坐，否則石曾，倘使兩位都不坐，那末小弟也當仁不讓!”
張靜江同李石曾自然都不去，老西也知難而退。張繼如願以償，他正位了。
在他正位的一天，閻老西是監誓，我也去參加典禮，他左右揮拳式真像狗熊地在演講。
一日，主席公畢回府了，衛隊方才到門房休息。主席從容進了廳房，忽然大聲由廳房傳出，衛隊大驚，一齊衝進房去。這一衝進退不得，只見那主席矮了半段，原來跪倒塵埃，男兒膝下沒有黃金了！那崔氏夫人卻顫巍巍手執“驚堂木”立在案前大聲呼喝著。那衛隊驚惶失措，其中有一個最機警的，他也只得參加禮拜，也跪下了，於是其餘的下等黃金一概放棄都跟著屈膝。
張繼聽得背後有聲，急急回過頭來，雙手亂擺，還是跪著發下主席的命令說：“這……不與你們的事。快去！快去!”
他們只有服從退出，第二天卻打了一個報告給楚溪春司令，於是這佳話傳遍了故都，張主席的治下。
張繼先生“博雅而好古”，讀書雖不求甚解，卻喜摩挲善本，手不釋卷，借了一部國學大師王國維手批的《水經注》孤本來潤飾書房，一天，又以伺候不周得罪了鶯鶯太太，太太卻要他的好看，拿起這本孤本《水經注》做了一次焚書的“秦始皇”，於是幾乎坑死這位“滄州大儒”。
由於張太太崔振華脾氣太壞，對黃大偉日常頗不尊重，黃自然對她甚為反感，他自告奮勇替我探聽他們對我以後的動作。他告訴過我說：崔振華曾經向他提及，說：我知道吳某已經在南京，現在顧不上，找機會再制他。
我在農本局不到一年，易寅村在上海因為積憤，新舊病同發，我的女兒寫信告訴我：醫生己宣布了最後的月日，我趕到上海去探視，景況甚為凄涼他自己還不大知道，還希望有政治解決的一天。我知道無望了。
我做為他的同窗，老秘書，替他預備撰寫了一個遺呈稿交給我的女兒，隱忍著悲痛回到南京，吩咐女兒到必要時將這稿給他看一下。以後不久，上海發動了中日之戰，京滬不能通行，我不能再去看他，我們從此長別了。他死的時節，料理他身後的友人，是兩個吳姓：一個是吳稚暉，一個是我的女兒吳珊，在上海做藥劑師了。
據我所知，當年他所信任的舊部，包括馬衡一班人，及北大系的朋友們，沒有再去看他。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玄伯也因怕事，而未出席最後的送葬。人情淡薄，一至於此。外人也就算了，我對這位晚輩，李玄伯是不能原諒，必須批評的。盜寶大案由他而起，禍延其岳父，他卻竟是如此的沒出息，如此的不盡人情。
戰事吃緊南京震動了，各機關都在準備徹退。我代擬的遺呈經我女兒吳珊在易培基最後的時刻交與他本人看過，又經吳稚暉審定。其詞云：
竊培基自追隨先總理奔走革命十有餘年，自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仰荷不棄菲材，承乏農礦，又兼長故宮博物院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日寇憑陵，侵及華北，以二千年文物沉淪堪震，因倡南遷之議。幸賴德威，及中央諸同志之贊助，力排萬難，於以完成，不敢言功，自問可告無罪。事實俱在，可以復按。乃以處世無方，契友隙末，至莫須有之獄。復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時到案。始意養息待時，以求昭雪；不謂憂憤交侵，竟玉！邇來暴敵侵及腹地，國難日深。培基卧病江濱，親聞鼓角之聲，報國有心，撫膺增痛！此生已矣！深知我公領導國人，振奮抗敵，正國家復興之會。則培基亦當含笑九泉，自無遺憾可言。惟是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之觀聽者匪細。含無仰懇特賜查明昭雪；則九幽銜感，曷月既極！垂死之言，伏乞鑒察。謹呈國府主席行政院院長易培基遺呈。
他身後的情形相當慘，留下了一個老妻，典型的舊式老太太，什麼也沒有了；惟一的女兒，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沒有兒子，拿他令兄一個外室所出的兒，留養著預備作為繼嗣，此時不長進地日趨下流，聲明脫離了關係，當時在中國殯儀館成殮，在戰時亂世的狀況下，只有上面所說的兩個人以朋友的立場照料著，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還派人去調查說是假死，一面在報紙上宣傳，說是逃亡到大連與滿洲國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遞上了遺呈之後，親訪張群說法請求國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應該的。
“關於故宮案子如何辦呢?”張群問我，並對我如此仗義為朋友的作法，甚為驚訝和尊敬，從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兩種辦法，”我說：“積極呢，可以昭雪。消極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應該有一明令的。法院並未有結果，政府當然可以不管。”
張岳軍於經過內容，是相當清楚，他答應明天約集翁文灝等大家商量。那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據說有點宿嫌。
這班朋友，對於一個政治上失風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則下當然不理會了。我當時因為他們對於一個已經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時代也有給予禮遇的優典，現在竟然是這樣予以難堪。真乃令人氣吞不下。
我再將遺呈稿寄與吳稚暉過目的信中，發表了對張繼討公道的意見，他復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見，如下：
景洲先生執事：由令愛轉到賜書，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辭世，不欲其隱沒無聞，無以折提包上何處等之口，故即登報聲明，當時未想及正式報告公家，其身分雖不希望現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禮，然說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殞之痛，不可不正式布達也。幸先生想到，遺呈且措詞悃悃款款，十分愜當，已囑漱君急繕，直郵行院矣。至於旁人再助說，揣尊意：欲趁此不但為逝者雪憾，且欲為生者緩獄，故有亮聰如何交好，對方將不反對之樂觀。然鄙所及，今非其時。(從前終不得時，今且倍其難也。雖有逝者可原之揣測，恐只據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聰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則徹底明了沉冤，從前屢囑想法，彼徒喚奈何，聰自更加明白，然當鄭女獄尚急之時，彼恐亮顧此失彼，曾明拒對亮曉曉，此亦非彼之不夠交情，實知此獄與金鄭皆異，即彼案皆無對方之為難，而此案則“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豈肯默爾。又彼案輿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罷，必輿論大，狗黨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隱微實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復，大吹大擂，無從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為在最高當局宴然無事，坐聽羊咬狗、狗咬羊之時。從前之屢不得時，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國難如此嚴重，忽歆夾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許，即當道之所未樂。故曰仍非其時，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謂“奉”者，彼實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變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閑情之時，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閑觀。若礙其安靜則必厭惡隱生矣。因彼隱徽之地，實未相信完全冤誣，歆彼曉然於完全冤誣，非有數萬字之說明，證據羅列，不為功，彼有暇讀數萬字，且看錯雜之證據乎？弟前年入川，歆試之矣。乃見日無暇晷，得半小時之長談，不可得也。又歆試其左右，有可代為細談者，試探未得其人，皆入一般盲說：以為如此，固當相見法庭，何必求助於大力？其距人千裡外之空氣，即六無庸嘗試，因而因循至今。弟信我所謂數萬字之經過，與堅強之證據，不但可解一時之惑，且可告天下後世，然而必大吹大擂，相見法庭后，才眾喙畢息。否則如當日鳴冤監會等，皆不足以釋輿情，若三水公(汪精衛)如何可助，大電公(蔡子民)如何中裁，亮聰如何助力，“奉”將如何麻，皆拙劣自穢之下策也。此案豈金鄭之比乎？若雲大力若“奉”者，一左右，獄可以緩，此更誤見，“奉”即不深信此地果然無銀三十兩，然彼六不歆厚左，亦不歆厚右，獄緩，早緩矣。並未急捕，即如鄭者，自由雖得，案並未了。故鹿不能古拔(上海古拔路，易時居此)為深山以待時，徒抑抑以促其生。則生者今亦鴻飛冥冥，何羨於大力之佑(生者，指李玄伯)，為低頭之自由。姑待之，不必在婆婆正不歡之時，再向婆婆拖鼻涕(至於遺呈，乃名正言順，自當別論)，故弟數萬言之準備，要據之清理，必使可告天下後世，並可大吹大擂，大吹大擂之必當經過，乃不但個人之清白存在，即世上之是非亦明，昔日鹿之有所顧忌，決非珠玉有所歉然，乃牽涉古林等恐結果大冤既白，而風流小過，或當上身(此節古林云云，我亦不明所指)，此婦對沈宜甲，亦用此法，所以至今尚沈粵獄者，偶女之事，不成為罪而代交通部發明，領款萬元，無報銷，即不自由矣(詳見附錄)。
然此自由，萬萬勝乞大力者，大力者無所左右，固顯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時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為空費筆墨之蛇足，且鈕惕老來言，談三分鐘話，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數萬字之鳴冤耶？至於遺呈達院，乃正式公事，必當伏報而已。萬萬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弟敬恆頓首十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