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渚城

明正統八年(1443年)建。桃渚城是明代專門為抗倭而設置的千戶所所城，周長1366米，城高4.5米，現除垛口外，城牆主體及三個城門(包括瓮城)均保持完好。特別是城內街巷至今仍保持著明清風貌，城內民居絕大部分為清代建築，尤以郎家裡、郎德豐、吳宅、柳宅、宗祠、關帝廟等最具代表性。

此前的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活動在朝鮮和我國沿海的日本海盜集團一倭寇突然登陸福建祥芝的蚶江，開始對東南沿海地區進行騷擾。由於倭寇的不斷侵入，沿海居民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侵害，明太祖朱元璋遂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明史》卷九十一）。湯和就此事就教於熟悉海上事務的方國珍從子方鳴謙，方鳴謙認為：“倭海上來，則海上御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為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明史》卷一二六）。湯和至浙江后，“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明史》卷一二六）。洪武二十年（1387年），“湯和還，凡築寧海、臨山等五十九城”（《明史》卷三）。桃渚城就是此時所築成的五十九城中的一城，隸屬於臨海的海門衛。《明史》卷四十四說：“……桃渚千戶所，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明實錄》亦謂：“洪武二十年……九月，築台州健跳、桃渚土城，各置千戶所以防倭”。但當時的桃渚城並不是現今的桃渚城，當時所築的桃渚城坐落在距今桃渚城東南方向10·56公里的上盤鎮新城村舊城山，距海岸僅1公里許。該城“三面濱海，東臨聖塘門，接輕盈山，南襟海塗，北扼桃渚港”（民國《臨海縣誌》），百姓稱之為“下舊城”。永樂七年（1409年）九月，“浙江衛所五，颶風驟雨，壞城漂流房舍”（《明史》卷二十九）。從地形上看，這裡所說的“浙江衛所五”，桃渚城當是其中之一。因過於近海，既不利於防守，又瀕遭颱風海潮的襲擊。桃渚城隨後進行了遷移，內遷至今桃渚鎮中城村，即所謂的“中舊城”。桃渚城的這次遷移，具體時間不詳，估計是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朝廷“詔天下都司衛所修治城池”（《明史》卷八），此時應當是桃渚城內遷的最好時機。內遷后的桃渚城，雖然離海岸遠了許多，但由於每逢漲潮，城之四周仍為海水所圍，安全還是得不到保證。正統四年（1439年）五月，大股倭寇進犯桃渚，初為浙江僉事陶成所敗。陶成“密布釘板海沙中。倭至，艤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遠去”（《明史》卷一六五）。但倭寇畢竟人多勢眾，桃渚城最終還是被攻陷。致使“官庾民舍，焚劫一空”（明·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附錄《國朝典匯》），造成“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明·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附錄《國朝典匯》）的悲慘局面。正統七年（1442年），朝廷遣戶部侍郎焦宏、監察御史高峻備倭浙江。他們認為桃渚城“在臨邑海崖之巔，勢甚孤危，適足以餌寇，且潮汐衝激，弗克寧居”（明·黃淮《介庵集》卷九《桃渚千戶所遷城記》）。因而主張再次遷城，“乃集藩憲及都司臣僚，僉議內徙十里許，地曰芙蓉，規劃既定，召匠掄材，乃築乃構，聿底於成”（明·黃淮《介庵集》卷九《桃渚千戶所遷城記》）。這次的遷建至第二年結束，也是桃渚城的最後一次內遷，成為了初具此時規模的桃渚城的雛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二月，倭寇進犯“寧、台二郡，大肆殺掠”，致“二郡將吏並獲罪”（《明史》卷三二二），而桃渚城則經受住了考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譚綸出任台州知府。同年七月，戚繼光調任浙江都指揮使司僉書，司理屯田。次年，以足智幹練升都司參將，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府。並在譚綸的節制下，屢次領兵救援台州。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再次入侵，桃渚“被圍七晝夜，城幾岌岌，時千戶翟銓膺是城守，羽書告急”（明·何寵《桃渚新建敵台碑記》）。戚繼光自寧波“統大兵壓境長驅，以破巢穴，城賴以全，活者數萬”（明·何寵《桃渚新建敵台碑記》）。殲滅入侵的倭寇后，戚繼光於桃渚“補弊救偏，興革利弊，立體統，樹勤職，謹斥堠，練士卒，墜者修，廢者舉，增城浚濠，靡不周悉”（明·何寵《桃渚新建敵台碑記》）。后又以桃渚城“東西一角為藪澤，蔽塞不通” （明·何寵《桃渚新建敵台碑記》），因而用官府空基易價作為費用，建敵台二所。使桃渚城“城上有台，台上有樓，高下深廣，相地宜以曲全，懸瞭城外，纖悉莫隱藏”（明·何寵《桃渚新建敵台碑記》）。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秋季，衛指揮柳應時又以督造官的身份對桃渚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並“以功世襲（桃渚千戶所）千戶”（清乾隆《柳氏宗譜·鶴喬先生自序》）。此後，歷經多次的修葺與增補，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桃渚城的軟牆和垛口全部被拆，形成了現今的形制和規模。

桃渚城的平面基本上呈方形，城池前有護城河，西南二面為一片曠野。根據《台州府志》和《臨海縣誌》的記載，“城高二丈一尺，周圍二里七十步”。今實測，城周長1366米；其中東城牆431米，南城牆350米，西城牆285米，北城牆300米。城的平均高度一般在4．6米左右，平均寬度5米左右，城基寬10米。城上原建有敵台十四個，敵台的城牆外壁均做成“馬面”。現尚存十二個，具體分佈為東面城牆三個、南面城牆二個、西面城牆二個、北面城牆一個，以及四角各一個。桃渚城有城門三道，東、南、西各一。東城門偏南而設，距南城牆98米，北城牆331米。門呈拱券形，高2．3米、寬2．15米、深3．15米。南城門偏東而設，距東城牆127米，西城牆221米。城門也是拱券形，高2．4米、寬2．8米、深3．2米。西城門與東城門相似，亦偏南而設，距南城牆93米，北城牆190米。城門還是拱券形，高2．42米、寬2．75米、深3．6米。三道城門外都有一道重門，以半圓形的圍合空間構成里門之外的又一道防線，即謂之“瓮城”。東瓮城的重門為豎長形，南向，高2．44米、寬1．75米。瓮城空間東西14．2米，南北21．8米。南瓮城重門的結構同東瓮城重門，東向，高2．6米、寬2米。瓮城空間東西23米，南北11．6米。西瓮城的重門結構和朝向均同東瓮城，高2．6米、寬2．27米。瓮城空間東西13．15米，南北21．4米。可惜的是西瓮城在五十年代大躍進時，為方便交通而被拆開了一道寬3．6米的口子。桃渚城瓮城的築造，一是戰時為守城將士提供同倭寇迂迴的絕好條件；二是藉此以“避煞”；三是足以遮避郊外的風塵；作用非常巨大。

今日的桃渚城仍保存著明代的摩崖題刻和明、清歷朝所修建的寺廟庵堂以及古建民居等和古迹數十處。其中題刻為明代所刻的“眺遠”、“鎮海”大字摩崖和《桃城新建敵台碑記》石碑；寺廟庵堂有明代始建的敬奉海神媽祖娘娘的“天妃宮”，也有“關帝廟”和清代所建的“觀音堂”；古建民居有鼓樓、鶴嶠書院，以及柳氏古宅、郎家裡古宅、郎德豐古宅；古迹則有佛號柱等等。

“眺遠”、“鎮海”大字摩崖

位於城內后所山上。“眺遠”刻在山之東北角的巨岩上，二字直排，字徑分別為118×138．5、168×109厘米，左為“明楚將軍胡海題”款，右有“民國廿九年（1940年）五月吉旦桃渚區長敖翔重刻”款。題字的楚將軍胡海生平不詳，估計即明弘治時（1488—1505年）的浙江按察使司僉事胡海。“鎮海”摩崖刻則刻在山之中段半山腰的崖壁上，二字亦直排，字徑分別為117×115、114×111厘米，原題款已無法辨別，僅見“民國廿九年（1940年）五月吉旦桃渚區長敖翔重刻”款。據《台州府志．金石考》及桃渚《柳氏宗譜》，可知原款為“崇禎元年（1628年）四月望吉古越鮑大謀題”。鮑大謀史志無載，生平亦不詳。《桃城新建敵台碑記》石碑原立於西城牆與北城牆的轉角處，現豎在後所山上，並建有碑亭加以保護。石碑由碑和碑座組成，其中碑高160、寬82．5、厚11．5厘米，四周飾以纏枝紋；碑座高40，上端寬同石碑、下端寬88、厚37厘米；碑面文字共18行，滿行34字。碑文為嘉靖四十年（1561年）邑人何寵所撰，雖碑面已漫患無辨，但桃渚《柳氏宗譜》和《郎氏宗譜》均錄有原文。

天妃宮

位於后所山山腰的高阜處，始建於明正統中（1436—1449年），為祭祀天后和保佑出海漁民而建。歷代屢有興廢，現尚有廟宇三間。相傳天后林默娘為莆田湄洲人，系唐未都巡檢林願之六世孫女，生於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廿三日。默娘自幼聰明好學、勇敢善良飛，能預知氣象變化，有驅邪治病和泅水航海的本領。也經常給鄰近鄉民施診、施藥和出海救助遇難的漁船。后羽化成仙，白日飛升，民間因稱之“龍女”、“神仙”，歷代尊其為航海保護神。明成祖曾敕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清康熙皇帝又敕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后”，神號“天上聖母”，俗稱“媽祖娘”。

關帝廟

在桃渚城內，始建於明成化三年（1467年）。後為火災所毀，清代重建。現存大殿三間，內供關公神像。房屋坐北朝南，柱礎呈鼓形，柱頭飾有斗拱，雕樑畫棟，尚留有明式建築的痕迹。關公廟巷口兩邊原豎有二根“無極大帝”旗杆。關公本名關羽，字雲長，出生於公元一六0年，卒於公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關羽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於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縣縣有文廟，村村有武廟”。這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中，社會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關公的真實反映。據有關資料記載，在宋元明清社會中，對“武聖”關公崇拜的虔誠和普及，甚至超過了被人們盛讚為“千古一聖”的孔子。早在明代，王世貞就驚呼：“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祠廟遍天下，祠廟幾與學宮、浮屠等。”而清代的趙翼，則更加驚嘆道“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童婦女，無不震其（關公）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

鼓樓

位於城內主街道與通連衙門和南門主巷道的交叉點，是古代預報敵情的場所，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1573—1620年）。樓由三間二層樓房組成，明間主樓巍聳高峨，樓下為過道，左右扶以翼樓，酷似展翅飛翔的金翅大鵬鳥。主樓今存，由於年代久遠，原樓之飛檐翹角和雕樑畫棟已不復見。觀音堂坐落在城內后所山南麓，處於蒼松翠柏和古樟修竹的懷抱之中，環境極為幽絕。庵堂由三間大殿，南北二間翼樓和南北三間二層廂房組成，始建於清乾隆中（1736—1795年）。整座建築坐東朝西，造型古樸典雅。殿堂內陳設的各種佛像雕工精湛，栩栩如生。今遺跡尚存，惜大殿已毀，北翼樓和北廂房被改建成民居。

鶴嶠書院

在城內后所山東麓，因所在山坡隆起似嶠，且常有於此棲息，故名鶴嶠。書院始建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此當臨海“兩癢鬧學案”餘波未盡之時，意義很大。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失之於火，里人郎正齋重建。咸豐十一年（1861年）又毀，同治中（1862—1874年）里人郎繼虞再次重建。光緒三十年（1904年），辛亥志士楊鎮毅出任書院山長，培養了不少的革命學生。現代著名教育家林迪生年少時就讀於書院，曾在這一帶從事過地下革命工作。今書院雖已廢圯，但遺址尚存。仍可見古楓侵空，翠柏森森之靜謐清幽景象，只是不聞當年朗朗的讀書之聲。

柳氏古宅

建於明朝末年，為柳氏第五代後裔所造。清同治中（1862—1874年） ，其第十二代後裔柳子翰曾考取了“武舉”，風光一時。現存古宅佔地1800平方米，為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台門三進，大台門中開，分上下二層，設有外障屏風，內有堂號，北、西建有屋套。台門兩旁原豎有二根頂部設星斗的旗杆，今已毀。東、西各開台門，東台門上方原懸掛有“武魁”二字匾額。宅內柱子均呈鼓形，柱頭裝飾斗拱；梁枋、窗欞、廊柱上的木雕，形態逼真；屋檐、照牆的磚雕，技法細膩；牆上的石漏窗，古樸大方；天井地面的石板，圖案別緻。無論是從建築構造，還是木作雕刻上看，都留有明代的遺風。

郎家裡古宅

建於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為郎氏第八代後裔郎昌滁所造。古宅為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佔地面積2500平方米。有二進台門，東、西、北均建有屋套。房屋寬敞高大，前庭開闊。大台門為臨街二層樓房，門上飾以四根門簪，距大門2米處設內障屏風；小台門上則建有過街樓。整個院子建築飛檐翹角、雕樑畫棟，顯得古樸莊重。建築構件上，窗欞、梁枋的木雕，手法細膩靈活；柱頭的如鹿回頭、飛龍、走獅、麒麟等高浮雕，則更為純樸洗鍊。石漏窗和照牆屋檐的磚雕技法多樣，有線刻、淺浮雕、高浮雕、半圓雕、圓雕等等。此外，在偏門的檻石兩旁都設有門枕石，既牢固方便，又雅緻氣魄。

郎德豐古宅

始建於清光緒中（1875—1908年），為郎氏第九代後裔郎子恆所建。宅院亦為四合院形式，佔地面積3200平方米，規模宏大。共有樓房30間，平屋22間，屋套環繞東、西、北，呈U形。臨街照牆高大壯觀，給人一種古樸莊重的感覺。大門中開，院內東廂房與扦翼樓房契合，迴廊與天井道地相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如人物、鳥獸、花草、魚蟲等木構件和各式鏤空石窗花，造型優美，線條流暢，圖案富於變化，賦予了古建築一種全新的生命。

佛號柱

在城內后所山山腰，傳為元末明初所立。柱由柱體、頂端石塊等組成，柱體高280、邊寬20厘米；柱頂端石塊高15、邊寬45厘米。柱體四邊分別刻有“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南無大乘妙法蓮華經”、“南無華嚴會上佛菩薩”等四佛號。此柱應為寺院庵堂大殿前的佛號柱，不知何故徙立於此。亦有人認為，此柱為石柱天燈，它暮時點燃，徹夜通明，專為商賈、漁民航海定向之用。

此外，桃渚城還完整地保存著明代的街巷古道格局。主街道寬3米，東西走向，連接東、西兩城門，並與連接南城門和原左營衙門、校場的南北向主巷交叉。主街以北還有一條與主街平行的次街，依傍由西向東穿城而過的化龍渠。以主街道為干，有10餘條古巷與之垂直相向，分別為主街以北七條，主街以南四條。

又有一條古道環繞東南西城內側，與城北依山勢而建的蹬步道連接成為城內的環路。這些道路構成了層次分明，有中心、有邊界的街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