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續集》四卷,清呂留良撰。呂留良自幼即論文習武,立志報效國家。明亡后,他散家財結客,圖謀復明,事敗后居家研讀,傳授弟子,并行醫鄉里。順治十年,出就試,為諸生,后頗悔之,遂拒絕徵辟,不以獵取功名為念。為避免迫害,他遂削髮為僧,名耐可。呂留良是一位公認的民族思想家,他的詩文創作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呂留良的著作遭清廷幾度禁毀,目前流傳下來的已非全貌。僅為其中一部分。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續集》四卷,清呂留良撰。
呂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字庄生,一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齋老人、呂醫山人、東海夫子、南陽布衣。晚年削髮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今浙江桐鄉縣崇福鎮)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著名學者,又是詩人和出版家。
呂留良自幼即論文習武,立志報效國家。明亡后,他散家財結客,圖謀復明,事敗后居家研讀,傳授弟子,并行醫鄉里。順治十年,出就試,為諸生,后頗悔之,遂拒絕徵辟,不以獵取功名為念。康熙五年,棄青衿,操選政,名氣很大,被尊稱為“東海夫子”。(呂留良具體生平見本書《何求老人詩稿》)。呂留良的著作中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極力申明華夷之辨,說“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教人站穩華夏的民族立場,不能效忠於夷狄政權。他懷念故明,反對清朝統治,並拒絕為之服務。他在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詞科中被官員推薦,次年又以山林隱逸被薦舉,皆堅辭不就。為避免迫害,他遂削髮為僧,名耐可。
由於反清的堅定立場,加上作為理學家的聲望,呂留良逐漸成為有較大影響的學者,所謂“窮鄉晚進有志之士,風聞而興起者甚眾”,“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呂留良去世四十多年後,曾靜謀反案發。曾靜是一個原本具有反清思想而又相當迂腐的讀書人,圖謀策動清陝甘總督岳鍾琪起兵叛清,事敗被俘。雍正皇帝對此案非常重視,命令清廷三員大吏會審曾靜。曾靜供稱自己受呂留良詩文及其弟子的“迷惑”。呂留良等一批晚明遺民的反清思想影響著當時許多下層知識分子。雍正為了消弭下層人民中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起義,進一步泯滅漢族的民族意識,遂藉此案大作文章。這就發生了由曾靜反清案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此案株連廣泛,影響深遠,與康熙朝的“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並為清初三大文字獄案。
清政府檢查呂氏文集、詩集和時文評選等著作,發現了許多“大逆不道”的言論。雍正看到后十分惱怒,他在上諭中說“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所著書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版流傳,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閱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紙筆者也。”“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何其悖亂之甚乎?”“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又日記所載,怪風雷雨,細雨加慧,日光磨盈,妄捏怪誕之處甚多,其他悖亂之詞,不可枚舉”(《大義覺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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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留良文字獄案由於牽連人廣,追查曲折,因此從雍正六年到十年,歷經四年的時間才最後結案。清廷對此案的處置非常嚴歷,呂留良早已死去,仍被“М屍梟屍”,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其他著述,盡行焚毀。呂留良長子呂葆中,案發之前已應試做官,案發之後憂懼而死,也被剖棺戮屍;其第五子呂毅中“擬斬立決”;其弟子嚴鴻逵戮屍梟示,沈在寬斬首;呂和嚴的孫輩,人數眾多,俱發遣寧古塔,送與披甲人為奴;呂家財產沒官,充浙江工程費用。案中牽連人分別判處:黃補庵已死,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為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刻書人車鼎臣、孫用克等擬斬監候。被處分的還有呂氏門人房明疇、金子尚、陳祖陶、沈允懷等多人。而對於此案禍首的曾靜、張熙,雍正則作了寬大釋放的“出奇料理”(詳見本書《大義覺迷錄》)。
呂留良一生著述甚豐,計有《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續集》四卷,附錄《行略》一卷,《東庄吟稿》七卷,《慚書》一卷。他評點的時文集有《大題觀略》、《小題觀略》、《程墨觀略》、《東皋續編》等十餘種,彙集其時文評語的有《天蓋樓四書語錄》等三種。他與吳之振、吳自牧合選《宋詩鈔》,同張履祥合選《四書語類鈔》等。後人刻印他的遺稿有《晚村先生家訓》四卷。除此之外,見於《禁書總目》的還有《易經詳解》、《詩經詳解》、《呂氏醫貫評》等五、六種。
呂留良是一位公認的民族思想家,他的詩文創作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呂留良治學宗於程、朱,尤其讚賞朱熹的種族思想,而對於康熙以來以尊朱為進榮之階的文人十分鄙視。他喜讀宋人之書,平生搜羅宋人文集,或買或抄或借,博觀約取,用力至勤。康熙十年,《宋詩鈔》(初集)刻成,呂留良親自為八十二位詩作者寫了小傳,對這些詩人作了介紹和評論。為了搜集宋、明兩代文集,康熙十二年春呂留良專程至金陵向當地藏書家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連堂借抄藏書數十種,歷時近一年。呂留良壯年時還致力於洛閩之學,創立南陽講習堂,設館授徒,弘揚朱熹的學說。
同時又自開“天蓋樓”刻局,刻印程朱遺書,風行天下。又有不少朱學信徒來到南陽清講,留良一時成了朱學領袖。後人論及呂留良的“學術行事”,認為與顧炎武十分相似處有三點:“學宗朱子,力辟陽明,一也;恥事異姓,致謹於出處去就辭受之辨,二也;啟釁端於鄉里,致改易名字,僅乃獲免,三也。”毫無疑問,呂留良與黃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一樣,在主張務實、反對虛浮及堅持愛國主義、反對異族入侵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滿族入關之初給中原人民造成的災難,他們感到憤怒與痛恨。這些思想在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呂晚村先生文集》是呂留良書信、論文、序跋及其他雜文的彙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由其曾孫呂為景刊刻。呂留良文字獄案發後,此書亦在被禁毀之例。《文集》卷一至四為書信;卷五為序、論文;卷六為論辨、記、題跋;卷七為墓誌銘、祭文;卷八為雜著。《續集》卷一、二為《宋詩鈔》列傳,是呂留良為《宋詩鈔初集》入選詩人所作的小傳記文;卷三是《質亡集》小序,收集了呂氏為己故的友朋所寫的小傳,卷四為呂留良代人草擬的《保甲事宜》。《呂晚村先生文集》的內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其中不少文章反映了呂留良的文學思想。《宋詩鈔序》、《題錢湘靈和陶詩》、《宋詩鈔小傳》、《質亡集小序》等作品都涉及到不少文學問題。如《宋詩鈔小傳》,不僅記載了宋代八十四位詩人的生平經歷,並且還對各位詩人的作品進行了簡潔明了的評價。
他的這一作法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他是在明前後七子尊唐抑宋風氣長期影響之後,對宋詩作客觀的評價,實開清代宗宋一派詩人之先聲。他與吳之振、吳自牧合編《宋詩鈔》,不僅對宋詩的廣泛傳播起了巨大作用,而且還為清代頗為興盛的宋詩研究奠定了基礎。而在《題錢湘靈和陶詩》一文中,呂留良獨具慧眼地指出:蘇軾的和陶詩與陶詩“氣味”並不相似。這是因為蘇與陶是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兩個人,蘇軾在其“一生升沉得失之際”,滿腔“鬱勃孤憤”流變為“禪悅、神仙方伎、滑稽、飲酒近婦人。”而陶淵明卻有一定的思想原則、精神操守,是一位高風跨俗的耿介志士。因此蘇軾的和陶詩和陶淵明的原作是氣味不同的,蘇軾的和陶詩只是“遊戲韻腳”而已,後人模仿而作的大量和陶詩,實際上都是在和蘇。在這裡呂留良強調了思想品質對於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巨大作用,這是很有見地的。
其次,《呂晚村先生文集》中許多文章還反映了呂留良的哲學思想。留良是朱熹的忠實信徒,他在文章中闡述發揚朱子的學術思想,不遺餘力。他稱朱熹是“頭等聖人”,朱熹的書有“大醇”而無“小疵”,因此人們必須“篤信死守”而不能妄加疑慮(《與張考夫書》)。客觀來講,呂留良對於朱熹的評價是有偏頗的,也是相當迂腐的。由於他“篤信死守”朱子之學,所以留良對於佛、道、玄等其他各種學說,以至於理學中的陸九淵王陽明一派,都一概貶斥,所謂“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辟之耳”,又所謂“留良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案,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訁皮淫邪遁之辭,披扶呈露,莫得而隱也。”呂留良推尊朱熹學說對社會有巨大貢獻,認為當前社會之所以缺乏人才,是因為讀書人不尊奉朱子之學而被諸多異端迷惑。
這些異端即佛禪玄學之流,因此他說“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張菊人書》)。呂留良把上述諸人的學術思想視作亡國亡族的禍首,所以他痛詆之為異端,並且說“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為,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為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答張菊人書》)。為了維護程朱儒學的正統地位,對司馬遷、蘇軾二巨子也一律詆排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見。他的這些言論在當時就曾被人視作“異端”。留良所作的《自題僧裝像贊》一文很能說明他的思想及個性,茲錄其原文如下:“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願不可概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裰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咦!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游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后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個什麼?都是畫蛇添足!”
《呂晚村先生文集》中還收錄有不少雜著,反映了呂留良對於國計民生的意見和想法。如《賑饑十二善》一文,詳細論述了賑災的具體辦法和應該注意的問題。《保甲事宜》則論述如何利用保甲制度強化社會治安,並就此提出了具體意見。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呂留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天下事、國事、家事的深切關心,這是非常可貴的。
呂留良的著作遭清廷幾度禁毀,目前流傳下來的已非全貌。僅為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