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賽

21歲畢業於福州協和大學數理系，29歲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

1941年回國，歷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員、燕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南京大學教授。1954年任南京大學數學天文學系副系主任，1962年任該校天文系系主任。致力於太陽系演化學的研究，晚年在全面評述各家太陽系演化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 一 個太陽系起源的新星雲說。

1979年出版這方面的專著《太陽系演化學（上冊）》。20世紀60年代前期，提出了宇觀這一新概念，並剖析了微觀、宏觀、宇觀三個不同層次間的差別和聯繫，開創了中國天文學哲學領域中對宇觀過程的特徵和規律的研究。此外在恆星光譜分析、恆星物理、恆星天文、星繫結構等方面也發表了許多論文。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天文人才，其中許多人已成為中國各天文台站的骨幹力量。4月30日卒於南京。

南京大學天文系的辦公樓坐落在一個綠樹環繞，環境幽雅的院子里。建築物的兩旁和中間隆起了三個高高的圓屋頂，那是學校的三座天文觀察台。人們看到這幾座天文台的時候，都不禁要懷著敬意，想起我國天文學界的一代學者，著名的戴文賽教授。1979年4月30日，這位勤奮熱誠的科學家不幸去世了。他的學生是最理解他的。他生前為我國的天文事業熬盡了心血，死後，這探索茫茫宇宙的高台也正是他最適宜的歸宿。

戴文賽教授是我國天文事業的拓荒者。他長期從事天體物理的研究工作，在恆星光譜，恆星天文，星繫結構和太陽系的起源和演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他分析和評價了國外40多種太陽系起源的學說，利用了最新的觀測資料，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新學說——新星雲說。他的學說比較全面、系統、有內在聯繫地論述了太陽系主要特徵的由來及各類天體的起源。關於提丟斯—波德定則的說明，對木星、土星、天王星的衛星、環帶的形成以及角動量分佈等問題他都提出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釋，因而獲得了我國首屆科學大會的獎勵。他從1954年起到南大天文系任教，接著主持全系工作，他親自動手編寫教材，逐步形成了我國自己的天文學教材體系。數十年來，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為培養新一代的天文工作者鞠躬盡瘁。

四十載春風化雨英才遍海內百世令名君不朽

百萬言嘔心瀝血宇宙探化育七旬扼算我凄然

我國天文界老前輩李珩同志的這副輓聯為戴文賽的一生作了概括的寫照。

戴文賽同志是福建省漳州人，生於1911年12月19日。他的父親是個基督教的牧師，也當過小學教員。戴文賽自幼聰慧勤奮，功課成績優異，17歲時即考取北京協和大學的數理系。由於家境清寒，他一面在大學圖書館當職員，一面讀書。畢業以後，又留校當助教。1937年，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學生，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天文。他的導師是英國著名的學者愛丁頓教授。戴文賽第一次去見這位聲名顯赫的學者不免感到拘束。他穿上了燕尾服，執禮甚殷，他發現那位教授平易近人，並不是古板的英國紳士。屋子裡亂七八糟地到處堆滿了書。教授顯然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來自東方的青年人。談了一會兒，他笑嘻嘻地指著戴文賽的燕尾服說：“你下次到我這兒來，就不一定穿這個了。”接著他徵求了戴文賽對研究工作的意見。文賽表示希望先做點觀測工作，他立刻表示同意，並且很坦率地說：“搞觀測並不是我的專長，我另外替你找一位導師給你指導吧！”文賽固然知道愛丁頓是研究基礎理論的，但卻萬萬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位有地位的大學者居然會在自己這個初來乍到的年輕人面前承認自己學識的不足。這件小事給了文賽極其深刻的印象。以後，他在自己的研究、教育工作中始終如一地貫穿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態度，這決不是偶然的。

年輕的戴文賽很快在研究中心表現出卓越的才能。他獲得了劍橋大學1937年的天文學獎金。他的博士論文的課題是《特殊恆星光譜的光度分析研究》。這項研究在當時尚屬開創性的工作。後來到了60年代才有了很大發展，人們還在論文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戴文賽在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后，愛丁頓教授曾熱情挽留他在劍橋繼續工作。但是他婉言謝絕了。他渴望能把自己學到的知識為祖國服務。他的祖國正在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蹂躪，故鄉的明月比哪兒都可愛啊！他明知道，在烽火千里的土地上，他將不可能找到像劍橋這樣的工作條件，但他是個中國人，他毅然決然回來了。他來到了當時從南京內遷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所在地昆明。名義上，他擔任了研究員的職務，事實上根本無法進行真正的研究工作。他的遭遇比他歸國前預計的還要糟。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只好轉到了教育工作的崗位上去。他來到了故都北平，在燕京大學教起來數學來。他走的正是一條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他們懷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盼望自己的祖國進步富強，但在冷酷的現實面前，他們的理想抱負全都化成了泡影。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的才學才獲得了施展的天地。

北平解放那年，戴文賽才38歲，還年輕。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藝。他喜愛文學藝術，也愛好滑冰、游泳。基督教家庭的環境從小培養了他對音樂的興趣。他會彈鋼琴，會唱歌，偶或興之所至，也愛譜寫幾支曲子。他還有一顆很發達的數學頭腦，打起橋牌來十有八九能穩操勝券。在燕京園裡，他算得上是個“文娛”活動分子，雖然身為教授，卻經常參加學生們的團體活動，和學生們在一起唱歌，跳舞，做遊戲。但他最最熱愛的畢竟還是天文，一張口就愛談天說星，他把團體活動也當成了天文科學的講壇。甚至他的戀愛，也是通過天文做媒介的呢！

他回國以後，就經常寫點科普文章，他對這工作越做越感興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寫了一本 《太陽與太陽系》，書寫完后想找人抄寫。當時燕京學生會為了幫助家境貧寒的學生，正在組織同學工作自助。學生會就給他介紹了兩位女同學，其中一位便是外語系的劉聖梅。劉聖梅也常參加團體活動，他們本來就認識，但由於幫他抄寫了書，他倆的關係才進一步密切起來了。

這本書出版了，戴文賽給聖梅送去了一本。當時，劉聖梅已經離開燕京，在一所中學里教書了。中學在城內，燕京在西郊，兩個離得較遠，他們便開始了書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賽便進城去看她。他們在一起散步，談心。每一次，他總要告訴她一些令人振奮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現在，好多機關、學校都來請我去作報告，要我講天文。看來共產黨很重視科學。我這個 ‘冷門’也開始熱起來了……”

文靜嫻雅的聖梅總是很認真地聽他講。他比自己年長，他有學問，她喜歡他的朝氣蓬勃的事業心。

“唔，多有意思！”文賽的眼睛里閃爍著興奮的光芒：“這麼多的人，從白髮蒼蒼的老人到戴紅領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勁兒的追問：地球是從那兒來的，月亮怎麼會繞著地球轉的，太陽這個火球會不會熄滅……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講來講去只能介紹古人和外國人的學說，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蘇聯的施密特學派怎麼說，費森柯夫，薩弗郎諾夫怎麼說，就是沒有哪一個中國人怎麼說。說起來，我們還是古天文學最發達的國家……”

文賽越說越高興，他說呀，說呀，突然，他停了下來看了聖梅一眼，他意識到聖梅陪他出來散步可不是聽他的學術報告的。他天真地哈哈大笑起來。

漸漸地，文賽認識到，他不應該老是用天文來填塞他倆之間的戀愛生活，他竭力避免在聖梅跟前無休止地談論天文了。他可以談的話題多著哩！解放以來，學校里展開了思想改造運動，他學了許多新鮮名詞，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幾首鋼琴曲，抒發自己的心情，抒發他對新社會的喜愛。曲子是明快、輕鬆的。他彈給聖梅聽。聖梅問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舊思想嗎？挖自己的舊思想不是很痛的嗎？你怎麼還能輕鬆得起來？”

“挖的時候當然有點痛，可挖出來以後就心情舒暢了。”

“你是怎麼挖的呢？”

“我嗎？我挖得不好。”文賽不滿意地搖了搖了頭：“我們的總支書記批評我哩！”

“唔？”

“他也是我過去教過的學生。他對我說：‘戴先生，你怎麼把雞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寫呀！’……”

這回，輪到聖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書獃子氣。一個不懂得摻假人的往往是顯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愛他的恰恰正是這種憨厚、老實的氣質。他們終於結婚了。

1953年，戴文賽作為抗美援朝慰問分團長，訪問了朝鮮。這是一次使他終生難忘的經歷。他所看到聽到的一切使他激動不已，使他感到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和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比較起來，他自己對祖國的貢獻實在太微小了。所以，當他從朝鮮回來的時候，心裡已經暗暗下定決心：他不應該在北京住下去了，他應該到南京去，因為我國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裡有南京大學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變自己的生活。誰也沒有強迫他這麼做，一個科學家的責任心，一個愛國者的良心迫使他非這麼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訴了聖梅。

聖梅一聽感到為難了。北京是她的故鄉，她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捨不得離開。離開北京，對她來說還意味著放棄她熱愛的工作崗位。她猶豫了好久，但文賽還是把她說服了。有什麼辦法呢？服從發展天文事業的需要現在也變成了她這個英語教師的義務了。

南大校園坐落在喧鬧的市區，但一到夜晚，那空曠的大操場卻是個幽靜的去處。遇到天氣晴朗，繁星燦爛的時候常有一群群青年人來這兒漫步遊盪。他們一會兒抬頭仰望，一會兒又喁喁低語。站在他們中間的是一個中年男子。他手執電筒，又用一塊紅布遮住電筒的亮光，在夜空中指指劃劃，於是青年人都一齊圍攏在他的身旁，聽他說話。他便是南大的天文系主任戴文賽。他是帶領新入學的學生來認星座的。他用清晰緩慢而略帶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娓娓而談，他講解星座的名稱，星等，譜型，還常常穿插一些希臘的神話故事，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留連忘返。這個工作，本來完全可由青年助教擔任的，但戴文賽喜歡和青年人交談交談。他不僅教給他們知識，而且還教給他們愛，像熱戀的情人一樣去愛科學、愛事業、愛祖國。他的深沉的感情，強烈地感染了他的學生。多少年以後，當這些學生成長為科學戰線上的中堅力量的時候，這幾個在星空下漫步的夜晚依然銘刻在他們珍貴的記憶中。

戴文賽來到南大的時候，心裡已經繪好了一張“藍圖”，發展我國的天文事業，必須從培養人才著手。荒蕪的園地需要有志之士去開墾，去播種。他甘願當一名辛勤的園丁。

他忙著給學生上課，忙著給研究生安排學習計劃，忙著指導他們寫論文。研究生寫的讀書筆記，他都逐字逐句地審閱，修改。有一年，他自己在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研究生把讀書筆記和文章寄去，他不但看得很仔細，而且還一次次跑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有關的原著，經過檢驗核對，才給寄回。他到南大以後進行的一項重要的工作是編寫一套適合我國具體情況的天文教材。他全力以赴，承擔了主要的編寫任務，同時又充分發揮了青年教師的力量。他把各方面的力量組織起來，勝利完成了天文教學上的一項“基本建設”工作。有人因此把他比擬成“雨點的凝聚中心”。雨是怎樣落下來的呢？因為天空中存在著塵埃，塵埃吸收周圍的水蒸汽，凝聚成一顆顆的水珠子。當重量超過空氣的浮力時，便落到地面上來了。戴文賽就是給百廢待興的天文教育事業下了一陣及時雨。

他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但他從不固步自封。他喜歡和晚輩後生親近，學習別人的長處，所以他自己能不斷地吸收新鮮事物，同時也在系內培養了一種平等討論，互相取長補短的學術風氣。他編寫的《恆星天文學教程》脫稿了，感到有些數學上的計算需要檢驗，他就把稿子交給自己原來的學生曲欽岳同志說：“稿子中涉及到‘富利葉變換’，這方面你比我熟悉，請你仔細看看。”就像當年他的導師愛丁頓教授在青年人面前實事求是地承認了自己的學識的不足。1961年，南大物理開了“電動力學”課，主講的是位講師，教授戴文賽也帶了筆記本認認真真地去聽課。但他社會活動比較多，不能課課準時，有時到得晚了一些，便悄悄從教室的邊門走進去。正在講課的講師看見他進來，出於對尊敬，還特意停下來向他微微地鞠一躬。但有一次，班上有個學生遲到了，講師批評得很嚴厲：“你要是下次再遲到，就不要進來了！”戴文賽聽了以後，也聯想到了自己。從此，他總是盡量提前到教室，萬一有接待外賓之類的活動趕不上課，也不再半途走進教室了。

當然，他一點也沒有忘記自己的科研計劃。他雄心勃勃地企圖在天體演化的領域內建立起我國自己的學派，他堅持不懈地收集著資料，進行著緊張的研究。他的這個雄心壯志在堅實土地上，前進一步，就是接近目標一分。

現在，他的生活比過去在北京時緊張多了。他很少有時間彈琴，下棋，游泳了。他把時間表排得滿滿的，成天伏在桌子上寫呀，算呀。聖梅怕他勞累過度，故意支使他做點家務：“文賽，你上街去，幫我買點東西。”

他頭也不抬的回答：“星期天！”

聖梅現在在南大的圖書館工作了。她工作上遇到了煩惱，需要找他談談。他的回答還是：“星期天！”

好不容易，總算等到了星期天，聖梅提醒他：“今天，咱們一塊兒上街去。”他挑起兩條眉毛說：“不是跟你說了，等星期天嗎！”聖梅簡直不知該怎麼再跟他說下去了。

60年代，是天文科學取得飛躍發展的時期，由於觀測手段的進步，國外天文學家獲得了一系列的新發現，其中類星體、脈衝星、微波背景輻射和星際有機分子被稱為20世紀60年代天文學的四大發現。在這個時期，我們卻發現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紅色的海洋淹沒了。於是心緒浩渺馳騁於無垠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探索自己的“罪行”了。

這是怎麼回事？他試圖用他的科學頭腦對這一切現象作出解答。他熟讀自然辯證法，他精通科學推理學問，他智慧高超。他能猜透天上的玄妙奧秘，然而他終於陷入了目瞪口呆的困境，可悲的是他相信了一切美麗動人的辭藻，不懂得世界上會有偽裝真理的謊言。他的誠實給他招來了更多的麻煩。

“戴文賽，你老實交代！你和帝國主義有哪些勾搭？”一夥至高無上的

“法官”開始對他進行“審訊”了。

戴文賽想起了他在解放初期參加思想改造運動的經驗他覺得自己應該

“相信群眾相信黨”，他應該“襟懷坦白，無事不可對黨言”。他詳詳細細地說出了他和國外人士的交往。他在燕京大學時出席過司徒雷登的宴會，他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較密切……如此等等。他又一次“把雞毛蒜皮都寫上了”。他還真以為在“經風雨見世面”哩！他踏進了“牛棚”，接著又被送到大橋工地上去勞動了。他仍然相信這對他是一種“鍛煉”。他推起了小車子跑得飛快。白天推小車，晚上挨批鬥，他的腳踝骨在泥濘的路上跌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幾個月。家裡的牆上也貼著斗大字的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他還有什麼地方講得不夠清楚呢？他探索了又探索。骨折還沒有痊癒，他又被迫柱著拐杖下放到溧陽的農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被安排在一間農舍里，在潮濕的爛泥地上滾地鋪。離開了家，離開了妻子，這下可真的需要鍛煉了。聖梅也來溧陽了，可是住在十里以外的村子里，照料不到。他衣服髒了，只好自力更生。可是這裡用的水，是同志們從幾里路以外挑來的，他捨不得用。他把衣服浸濕了，擦上肥皂——這一點他是懂的，然後咬牙打一盆別人挑來的水，把衣服在盆子里漂上一漂，就晾到繩子上去了，旁邊的同志告訴他：“戴先生，你這樣洗衣服是洗不幹凈的！”他指指水桶說：“我的腳不好，我又不能去挑，怎好多浪費水呢？”同志們說：“這不叫浪費，你儘管用好了。”他搖搖頭：“不了，不了，這樣很好的。”

他在溧陽，既不能下田勞動，又不能看書寫字，只好每天每天坐在地鋪上發獃，他心裡還在探索一個問題，這一切究竟為了什麼？探索的結果，他仍然像一個天真的孩子對魔術師的戲法一樣的不理解。

1972年，戴文賽又重新工作了。這一年，他正好年滿花甲。學校是一個爛攤子，他的聖梅得了一身的病，他的研究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有道是：

“人生七十古來稀，他還能有多少時間呢？”

一想起這些，真恨不得把身上每一個細胞的能量都調動起來。他從事天體演化的研究已經20年了。這是一項重大的基本理論研究。1956年制訂全國科學規劃時，是他自告奮勇地承擔了編寫天體演化資料的任務。不完成這項工作，他是死難瞑目的。如今，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還有許多難關需要攻克。所以他在恢復工作以後，就像一部開足了馬力的機器一樣，日夜不停地飛轉。他常常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一天早晨，他到盥洗室里去刷牙洗臉，忽然大聲喧嚷起來：“聖梅！聖梅！我的毛巾到哪裡去了？”“嘿！真新鮮，你的毛巾不是好好地掛在架子上的嗎？”“沒有啊！你來幫我找一找吧！”聖梅進去一看，簡直哭笑不得，

“我的天哪！你怎麼把毛巾扔到馬桶里去了？”

他回到天文系，看了看久違了的國外資料，看到人家這幾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裡更加焦急了。他決定要把周圍的人推動起來抓業務，再充當一次

“雨點的凝聚中心”。他首先倡議南京的一些科學工作者舉行跨單位的小型活動，接著又在1975年發起了“南京地區天體物理討論班”。這就是天文學界所謂“南片”活動。（後來擴大到安徽、上海、雲南等地。）

在“四人幫”還沒有被粉碎的時候，發起組織這樣的活動，是得冒一定的政治風險的。但戴文賽卻想得很天真。他說：國家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我們集會討論學術問題——而且是遠離地球億萬公里之外的問題，怎麼會有什麼風險呢？

不料，在遠離地球億萬公里之外的宇宙中也包涵著敏感的政治問題，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

根據科學家對星系物理的研究，發現宇宙中的河外星系正以極大的速度，互相跑散開去，有的星系跑散開去的速度甚至達到光速的一半。天文學家中間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有的學者把這種現象稱為“大爆炸”或“宇宙膨脹”。但在“四人幫”時期，這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在“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束縛下，有些人簡單地從哲學上的“唯心”“唯物”的概念出發，籠而統之地把“大爆炸”或“宇宙膨脹論”斥為唯心主義，斥為“形而上學”，實際上就把宇宙學列為不準研究的禁區了。1976年8月間，“南片”在合肥舉行學術討論會。戴文賽打算就這個問題作學術報告。他傾向支持總星系膨脹的學說，反對籠統地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的簡單化做法。客觀存在的物理現象總是不能靠政治術語來解決的。可哪裡知道，會議剛開始，氣氛就變得非常緊張。他的報告還沒有做，會上就沸沸揚揚地傳說，有人要對他進行批判了。他的幾個學生擔心他“政治上不夠敏感”，連夜去向他通風報信，勸他別把觀點都亮出去。

戴文賽在這些問題上的確不如他的學生們敏感。他也不是沒有感覺到會場上“大批判”的氣氛。（那時候的學術會議照例也是以“大批判開路”的。）但他仍然無動於衷。他挺心安理得地說：“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嘛！我有什麼觀點，應該充分闡明，堅持真理。”他大膽在會上亮出了他的觀點。他是一個科學家，人家都感到他有點書獃子氣。可這回他能頂住壓力，倒也幸虧他身上的這幾分書獃子氣。

“南片”的學術活動是富有成果的。它使天文學界在動亂過後迅速跟上了國際的步伐，在天文學界培植了濃厚的學術氣氛。他的心血沒有白費，他播下的種子現在已經在開花結果。我們國內過去在星系研究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全國卻有了幾十位天體物理、物理、數學、力學方面的學者以極大的熱情在開展研究了，並已經在星繫結構、高能物理、天體演化等領域內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再拿南大天文系來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年都難得拿出一篇論文，可是在1979年一年他們發表的論文就多至30餘篇。這是一個何等可喜的局面。

一次莊嚴的學術報告會正在進行。聽講的人一個個都瞪大眼睛，全神貫注地注視著黑板上的一大串公式。戴文賽教授也伏在課桌上，用心地記著筆記。

報告人的名字叫陸埮。他在向“南片”的天文物理工作者介紹國內外對基本粒子研究的新動向，他是南京電訊儀器廠的一個技術人員，業餘研究基本粒子理論，發表過一系列的論文。戴文賽便是讀到了他的論文和他交朋友的。是他，把他推薦給了科學界，邀請他來參加“南片”的學術活動的。後來，南大又聘請他到天文系任教。

陸埮回憶戴文賽教授時，講了一個科學史上的軼聞。

丹麥有位物理學家，名叫玻爾，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名氣很大，曾被人稱為原子物理學的鼻祖。以玻爾為首的一個學派——哥本哈根學派，大多是由有成就的青年科學家參加的。玻爾曾應邀去蘇聯講學。蘇聯人問他：“他是怎麼把那麼多有才華的青年人團結在身邊的？”他回答道：“因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認自己知識的不足，不怕承認自己是傻瓜。”不料當時擔任翻譯的李夫希茲把這句話翻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變成了：“我不怕青年人是傻瓜，”於是引起了一場哄堂大笑。事情過後，蘇聯的卡皮察院士感慨萬分地說了一句話：“李夫希茲一語之差的翻譯，恰恰點出了玻爾學派和蘇聯的蘭道學派的不同特徵。

陸埮說，戴文賽教授對待晚輩後生的關心和愛護，使他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玻爾的那種風格。

戴文賽的家裡是他的學生和天文愛好者經常出入之所。青年人寫出了論文來請他看，他是最高興不過的：“好！好！出成果了！”他一面這樣說，一面把文稿攤到桌子上，細心地撫摸著，喜悅的心情，溢於言表。他自己寫了東西，也常常送給學生看，和學生一同討論。如果他的學生幫他做了工作，替他驗算過數據，他就要在文章發表的時候，把學生名字一塊兒具上。他在筆記本上，還記著天文系歷屆畢業生全部名單和通訊地址。別人問他，這有什麼用。他說：“為了隨時給他們幫助。”他一向主張，作為一個教師，不僅學生在校讀書的時候應該關心，學生踏上了工作崗位以後仍應該對他們負責。“文化大革命”中，天文系不少畢業生被胡亂分配到工廠和農村，被迫改了行。他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一直保持著通訊，並且經常把學術報告等資料寄給他們看。這些同志後來能夠歸隊，調到合適的工作崗位上工作，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有一個學生畢業后被分配在氣象站工作，還頂著壓力繼續搞科研，寫出了兩本書。戴文賽一直非常關心他。自己生病以後，聽說這個學生想考研究生，又擔心家庭經濟有困難，正在猶豫不決，他在病床上就念叨：

“經濟上有困難，我可以幫助他啊！”對於青年人，他真像一位慈愛的奶媽愛護自己哺育大的孩子一樣。

來到戴文賽家裡作客的，還有許多素昧平生的天文愛好者。因為他是一個深受群眾歡迎的科普作家。他一生寫了80萬字的科普著作，所以全國各地都有大量來信，有的人慕名前來拜訪。他除了熱心解答他們的問題外，還招待吃飯，甚至資助路費，這些天文愛好者提出的問題也促使他在建立自己學說的時候把問題考慮得更周密，論證得更充實。他和不少天文愛好者交了朋友，並在他們中間發掘人才。有不少同志便是在他的熱情關懷下走上天文工作崗位的。有人說，戴文賽是一位有心人，是個伯樂，這話決不是浮泛的溢美之辭。

太陽貴庚？ 46億歲！人生幾何？不過數十年！以數十年的時間，去窮究數十億年的歷史，這是多麼懸殊的對比！一個天文學家的分分秒秒，都是何等寶貴！

戴文賽在和時間賽跑。他要完成關於太陽系演化的新學說的研究，寫完

《太陽系演化學》；接著，他還想用自然辯證法的觀點，以吸引和排斥這對矛盾去解釋星系的演化，這又將是一部很厚的書。他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分冊的副主編和撰稿人，他有許多行政工作和組織工作要做。組織上給他配備了胡中為等幾個得力助手。但是，正當嚴冬過盡萬木春，任憑雄鷹展翅飛的時候，他突然病倒了，患的是結腸癌。經過手術，癌細胞又擴散到了肺部。

他一聲聲咳嗽著，仍舊伏在案頭孜孜不倦地工作著。病魔一步步地奪去他的時間，迫使他一步步地退卻，從每天工作五小時退卻到四小時，三小時、半小時……他還是把助手們找到床前進行著學術討論，讓家屬記下他的片斷想法，以便將來作進一步研究。他大概連自己生的是什麼病也沒有功夫去想。妻子眼看他越來越不行了，便把他哥哥從上海請來，暗示他囑咐遺言，但他卻說：“哥，你放心回去，我有什麼事再寫信告訴你。……”

從他動手術到臨終前的一年零九個月中，他寫了十多萬字的手稿，校完了《太陽系演化學》（上冊）的原稿。他寫了全國科學大會上的報告提綱和南大校慶會上的學術報告稿。1977年10月全國自然科學規劃會議在黃山召開的時候，他已進醫院了。但他說他還能當一個“通訊院士”，一連給大會寫了四封長信，對八年規劃的制訂工作提了很多建議。他在病中發起了天體物理學叢書的出版籌備工作……令人難以想象的是：臨終前的這一年零幾個月的時間裡，幾乎是他在學術上取得豐收的季節。

從他病室的窗口，可以遠遠望見建築在孝陵衛的一座太陽塔。這是我國第一座研究太陽活動區物理的新設備。為了建造這個太陽塔，他也曾到處奔走，費過許多心血。太陽塔建成了，他自己卻被關進了醫院。他一直想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但已經不可能了。他天天站在病室的窗口，用一架望遠鏡朝它瞭望。

這天，他正在窗口站著，忽然發現樓下院子里來了一群孩子。他正在奇怪，病室的門被輕輕地推開了。護士領著這群孩子走了進來。原來他們是南京第十中學三年級的同學，一群科學愛好者。他們是專程來慰問病中的戴伯伯的。

“戴伯伯好！”孩子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

戴文賽笑了。

一位小客人打開捧在手裡的一卷宣紙，向他朗誦了一首他們自己寫的詩：

神秘的宇宙啊，浩瀚無際，

空中的繁星啊，點點綴綴。

太陽是火球還是星點？

天空中到底有多少銀河系？

宇宙的秘密數也數不清。

你——人民的天文學家，

把自己的每一點心血，

都傾注到這些秘密里，

熬過了多少不眠之夜，

迎來了一個個燦爛的黎明！

你書房裡的燈光啊，

和閃爍的星星連成一片，

…………………………

戴文賽聽著朗誦，他的眼眶潤濕了。可惜，他現在已沒有過去那樣的精力，來跟孩子們講述遙遠的故事，讓房間里充滿銀鈴般的笑聲了。

送走了孩子們，他在床上躺下來，輕聲問陪在身邊的聖梅：

“聖梅，你可還記得？”

“啊？”

“過去我們住在北京的時候，也常常有小朋友到我們家裡來作客。”

“怎麼不記得！有一次，我還給他們燒飯吃哩。”

“他們當中有幾位，現在翅膀硬了，成了優秀的天文工作者了。唔，你還想得起來嗎？”

聖梅扳起手指，一個個數了他們的名字。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臉上浮著安詳的微笑。他睡著了。他做著美美的夢，夢見剛才看見的一個個可愛的小臉，小臉又化成了一朵朵鮮花。是啊！科學的鮮花，一定會把我們祖國的大地點綴得花團錦簇。大地的鮮花和天上的星空相互映輝，風光萬千，群星燦爛。

在南京大學百年校慶、天文系五十年系慶之際，為獎勵品德優良，熱愛天文科學，刻苦學習，有良好科研成果的學生，特向校友和社會上募捐錢款，成立“戴文賽基金會”，以基金的利息支付獎學金。戴文賽基金會和獎學金以戴文賽先生的名字命名。

戴文賽先生，福建省漳州市人，畢業於福州協和大學數理系，曾赴英國劍橋大學，受業於著名天文學家愛丁頓教授，后獲博士學位。

1941年他毅然回國，歷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副研究員，燕京大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后，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南京大學教授，天文學系主任，國家科委天文學科組副組長，中國天文學會第一、第二、第三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79年因患癌症而溘然長逝。

戴文賽先生畢生致力於天文事業，是我國現代天體物理學、天文哲學和現代天文教育的開創者和奠基者之一。其論著《天體的演化》、《太陽系演化學(上冊)》的出版引起國內外天文界的廣泛重視和高度評價。

戴文賽先生對我國現代天文教育的建立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眾所周知的。他在南京大學25年的執教生涯中，為探索我國天文教育的模式，為天文課程的設置和教材的編寫，為天文人才的培養耗盡了心血。

戴文賽先生是學有所成，知名度頗高的學者專家，可是他從無驕矜之色和凌人之氣；總是鼓勵支持青年學者勇於開拓新的領域，攀登新的高峰。

希望廣大校友和社會各界予以捐助，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