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案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改革。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遭受排擠。蘇軾自覺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申請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後又分別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職上，蘇軾看到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貸的青苗法、兩浙路嚴苛的食鹽專賣法、鼓勵人告密的手實法等，蘇軾都極為反感，於是便形諸吟詠，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批評和諷諫。而在當時，王安石早於熙寧九年（1076年）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為神宗本人。當時變法已經成為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后，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烏台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曆數蘇軾的罪行，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駙馬王詵，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派人去給在南京做官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欽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消息，立即請假，由通判祖無頗權攝州事。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蘇軾一聽，就準備出去。祖無頗連忙提示:“衣服，衣服。”蘇軾說:“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無頗提醒道:“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欽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於此。”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過是以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想跳水自殺。因不知道要判什麼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一次是任鳳翔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云：“嘉穀卧風雨，莨莠等我場。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蘇軾自己解釋說，又取《詩》（詩經）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道其中奧妙。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在這些人的指控之下，仗義執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亶等人趁機痛打落水狗，請求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有些牽強，這詠檜詩就是一例。還有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后杞菊賦》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註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后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凄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審問。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妻子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其一：“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蘇軾自知詩作寫好之後，必定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想著只要耽擱了兩天，說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訊。御史台在此案中負責“推勘”（或曰“根勘”），也就是調查審訊，勘明事實，其結果呈現為“供狀”；接下來，當由大理寺負責“檢法”，即針對蘇軾的罪狀，找到相應的法律條文，進行判決，其結果便是“判詞”。根據朱剛所作文獻 指出“詩案”在審判方面的基本過程，可以分為如下四個環節：

● 御史台的審訊

根據《東坡烏台詩案》記載，御史台於元豐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審訊結果。即蘇軾從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詩案”都處在審訊即“根勘”階段。審訊的結果就是“供狀”，蘇軾“供狀”的每篇都涉及另一個人（首先是王詵，其他如李清臣、司馬光、黃庭堅等），蘇軾與之發生了詩文唱和或贈送的關係，這些詩文被列舉出來，追問其中是否含有譏諷內容。供狀分列了大約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詵相關的第一篇。為了增強反對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狀”定稿已經提交后，還繼續挖掘蘇軾的更多“罪狀”，尤其是與駙馬王詵交往中的“非法”事實。其中有關詳細的指控與供認如下：

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監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根據《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控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察，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說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麼是受刑不過，要麼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

御史台又找到了蘇軾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對於《和韻》，蘇軾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對於《湯村》一詩，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

舒亶等人趁機讓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不以為然。

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后杞菊賦》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註釋。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使鞭棰環呻呼”，又說，“歲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后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

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 大理寺的初判

大約從十二月起，“詩案”進入了判決階段。如果陳睦的“錄問”很快完成，交給大理寺，那麼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測在十二月初。有關了大理寺的判詞，《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則將其要點概括為： “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換言之，大理寺官員通過檢法程序，判定蘇軾所犯的罪應該得到“徒二年”的懲罰，但因目前朝廷發出的“赦令”，他的罪應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懲罰。

● 御史台反對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顯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滿，《長編》在敘述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后，續以“於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對大理寺判決的奏狀。他們向皇帝要求對蘇軾“特行廢絕”，強調蘇軾犯罪動機的險惡，謂其“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不過李定和舒亶的兩份奏狀並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討論，沒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詞本身存在什麼錯誤，只說其結果不對，起不到懲戒蘇軾等“舊黨”人物的作用。

● 審刑院支持大理寺

審刑院在案件審核中起到複核作用。從《重編東坡先生外集》所載“審刑院本”的結案判詞可以看出，審刑院支持了大理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的判決，並進一步強調赦令的有效性。其結案判詞可以被梳理為三個要點：一是定罪量刑，蘇軾所犯的罪“當徒二年”；二是強調赦令對蘇軾此案有效，“會赦當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據皇帝聖旨，對蘇軾處以“特責”，貶謫黃州。由於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極地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台詩案”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於今之縣武裝部副部長，無“簽單權”，精神寂寞，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發人生之嘆，寫蒼涼之情，表惆悵孤獨之懷，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異彩，勢奔放，無荒率筆，被稱“天下第三行書”，墨跡素箋本，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姦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此真可謂是一目了然也。

烏台詩案

烏台，即御史台。據《漢書·朱博傳》記載，御史台中有柏樹，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烏台詩案，即御史台詩案。它興訟於宋神宗趙頊元豐二年（1079）。蘇軾是被告。原告是：權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權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們指控蘇軾寫詩文訕謗朝政、反對新法、指斥皇帝，要求處置蘇軾。

原來，蘇軾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變法之時。朝廷上革新派和守舊派兩軍對峙，鬥爭激烈。蘇軾站在守舊派的立場上，多次上書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對態度，並請求儘快制止變法。請求未果，於是希望離開政治鬥爭的旋渦，故上書請求外任。獲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後，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間，蘇軾針對新法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寫了一些譏諷新法的詩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烏台詩案便發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們對蘇軾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蘇軾。押解至京后，蘇軾被投入御史台的監獄。何、舒等人把蘇軾寫的詩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曲解附會，目的是欲陷彼於罪，置彼於死地。他們對蘇軾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的解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這是一首借物抒懷的詠物詩，作者是想以此說明自己有檜樹一樣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則藉此大做文章，指控這首詩有不臣之意。

烏台詩案在朝野引起的反響是強烈的。對蘇軾心寄同情和出面營救的人不少。遠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為蘇軾祈禱平安。

宰相吳充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曹太后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今殺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台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的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里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飢”；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然而，“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台詩案。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志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一隻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面對起起伏伏的人生，終於能夠風輕雲地地說出：“也無風雨也無晴。”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卧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闢，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一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志”、“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游”的藝術人生。案前，詩人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託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一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一場惡夢。夢后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軾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台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惇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台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餘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裡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紮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於宋代“修己治人”統一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遊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一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沉浮，兩遭流放。烏台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寄託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

“烏台詩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動朝野、影響深遠的“文字獄”，也是北宋後期黨爭的一次惡性發作。“烏台詩案”儘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至少在形式上，還是按照一個“普通法律案”來處理的。可以從“烏台詩案”的進展，看到了宋朝政治與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這文明底色，使得“烏台詩案”不同於明清時期的“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