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

馬戎，1950年3月出生，回族。1987年獲得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1990-1991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從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領域：民族與族群社會學、人口遷移與城市化、教育社會學等。發表的著作有《西藏的人口與社會》《民族與社會發展》、《社會學的應用研究》、《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等。現任教於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前言

第一章導言

一、族群社會學在社會學學科中的位置

二、當今世界與中國都需要發展族群社會學

三、西方族群社會學的主要內容與方法論特點

四、國外族群社會學有哪些方面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

五、“族群社會學”這個專業方向的內容及其特點

六、中國族群社會學目前的研究工作

七、我國族群社會學專業的發展前景

八、小結

第二章關於“民族”和“族群”的定義

一、“民族”定義問題是族群社會學基本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近代我國學術界對於“民族”定義的認識

三、斯大林關於“民族”的定義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四、當前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民族”定義

五、“族群”概念在我國民族研究中的引入

六、小結

第三章族群意識

一、“族群”是人類社會群體層次劃分的種類之一

二、族群意識的產生

三、族群識別

四、族群身份與實際利益

五、“族群”的象徵性意義

六、族群意識的變化

七、族群意識與民族主義

八、小結

第四章理解中國族群關係的理論框架

一、費孝通教授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

二、關於中國民族史的其他研究

三、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多族群統一體的多層次性

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歷史發展的三個階段

五、重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面臨的新的歷史條件

六、在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大家庭內部的團結與協作

七、“文化多元”與“政治一體”

八、小結

第五章族群關係的社會目標(1)

一、中國傳統的族群觀和族群關係理論

二、蘇聯時期的民族關係理論

三、中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

四、西方學者對於馬列主義民族理論

和共產黨國家民族政策的研究

五、小結

第六章族群關係的社會目標(2)

一、在歐洲社會發展歷史中形成的族群觀

二、美國族群關係發展的“三階段理論”

三、“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Colonialism)理論

四、關於赫克托“擴散模式”在中國適用性的討論

五、西方學者對族群關係理論的其他探求

六、小結

第七章如何衡量與分析現實社會中的族群關係

一、戈登1964年提出的變數體系

二、戈登1975年提出的理論模型

三、對族群關係進行實際調查時可操作的變數指標

四、對衡量族群關係變數指標的討論

五、小結

第八章族群集團之間的結構性差異

一、美國社會中的“族群分層”

二、馬來西亞的族群分層

三、蘇聯解體之前的族群結構差異

四、人口普查資料反映的中國各族群結構性差異

五、近年社會學調查中反映的我國“族群分層’’現象

六、族群分層與社會流動

七、小結

第九章族群集團在人口結構方面的差異

一、人口的數量與素質

二、人口的年齡結構

三、人口性別比例

四、生育率水平-

五、死亡率水平

六、婚姻類型和家庭結構

七、中國少數族群人口的特點

八、小結

第十章人口遷移與族群關係

一、人口遷移對族群形成和族群關係的影響

二、結合遷移來研究族群關係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三、關於加拿大移民問題的個案研究

四、我國幾個少數族群地區的漢族人口遷移

五、小結

第十一章語言使用與族群關係

一、語言具有文化象徵和交流工具的雙重性

二、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語言”的觀點

三、各國的語言政策

四、從語言使用角度分析族群關係的演變

五、近年來我國族群語言使用情況的調查

六、族群語言與少數族群教育

七、小結

第十二章族群居住格局與族群關係

一、族群居住格局的三個層面

二、多族群社區中族群交往的幾個主要方面

三、族群居住格局研究與“分離指數”

四、個案分析：拉薩市族群居住格局的研究

五、中國其他地區城鄉族群居住模式的研究

六、學校中的族群格局

七、小結

第十三章族際通婚

一、婚姻與族際通婚

二、族群關係與族際通婚

三、國外的族際通婚研究

四、我國傳統的族際通婚觀

五、建國初期我國少數族群社會歷史調查所了解的族際通婚情況

六、我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反映出來的族際通婚

七、個案分析：赤峰農村蒙漢通婚研究

八、小結

第十四章影響族群關係變遷的因素分析

一、分析族群關係變遷時需要注意的研究視角

二、表示族群關係狀況的連續統

三、英格爾提出的關於影響族群成員認同的變數體系

四、影響民族關係變化的各種因素

五、族群之間社會距離的排序

六、小結

第十五章族群平等和影響族群關係的政策因素

一、族群關係的政治制度性安排

二、族群關係框架背後的意識形態因素

三、族群平等

四、政府處理族群問題中的“制度化”

五、政府制定的以族群為對象的制度

六、針對少數族群的優惠政策

七、優惠政策的實際效果

八、小結

第十六章現代化進程中族群關係的演變

一、什麼是“現代化”

二、現代化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

三、如何在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保存與發展族群文化

四、少數族群地區發展中的自然資源利用

五、觀念的轉變是少數族群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條件

六、個案分析：中國“西部大開發”與勞動力流動

七、小結

第十七章族群關係與“民族主義”

一、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

二、語言與“民族一國家”的建立

三、西方政治家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雙重標準

四、“民族主義分裂運動”在當代的破壞性作用

五、小結

第十八章族群關係發展前景的展望

一、族群一文明之間的衝突

二、族群問題的“政治化”與“文化化”

三、族群與國家

四、族群與地域

五、族群與宗教

六、族群交往的發展前景

七、中國需要發展社會學的族群研究

八、小結

附錄1“民族社會學：社會學的族群關係研究”課程教學大綱

附錄2“分離指數”的計算

附錄3“Kappas"通婚指數的計算與應用

附錄4“同化指數”的計算

附錄5中國各族群入口統計基本數據

參考書目

後記

群的團結和統一得到了鞏固與發展。當然目前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和矛盾，但總趨勢是團結而不是衝突，是統一而不是分裂。香港和澳門已於1997年和1999年先後回歸祖國，台灣海峽兩岸政治、經濟、文化交往迅速發展的大潮流是任何政治勢力所無法阻擋的，這些也都從不同側面反映出中華民族統一的大趨勢。

五、重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面臨的新的歷史條件

原來的多元一體格局之所以會出現危機，主要是由於中華民族所在的東亞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在近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建國以來重建這一格局的歷史條件與幾千年前初創這一格局的歷史條件是很不相同的，其主要不同點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鴉片戰爭之前，以漢族為代表的中華文化是東亞大陸的文化中心

幾千年來，以漢族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和中原地區，在社會組織、經濟活動、生產技術、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發展均領先於各少數族群，是東亞大陸的文化中心。這種情況使各少數族群集團存在著很強的仰慕漢族和漢文化的向心力。在經濟上，各少數族群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依賴於中原漢族農業地區的各種產品，“茶馬貿易”是牧區各族人民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補充。在行政上，中原王朝的行政體制是複雜和有效的，並擁有強大的武力，邊疆地區的各少數族群往往仿效內地的行政組織形式，但在軍事上始終無法與中原王朝競爭。在文化上，中原地區的文學、醫學、教育、算術、繪畫、手工藝品、音樂舞蹈、冶金、陶瓷、絲織、建築、種植技術等各方面都很繁榮發達，長期被各少數族群視為文化中心，不但中國邊疆地區的各少數族群仰慕中原王朝，甚至曾經連日本、朝鮮、越南等鄰國的學生都以到中國的京城學習為榮。近代的滿清王朝雖然由滿族建立，但基本上保持了漢族的傳統文化，漢語言文字實際上仍是通用的語言文字，儒教倫理佔據統治地位。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曾在美國布朗大學社會學系讀書，那時我的主修方向是人口研究，副修方向是城市化研究。在我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前期所選課程的結構基本偏重這兩個方向。後來我在紐約遇到我原來在內蒙古農牧學院學習時的潘乃谷老師，潘老師當時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與紐約亨特學院的人類學家帕斯特納克（Burton Pasterank）從事合作研究。潘老師鼓勵我回國調查，用國內實地調查的資料完成我的博士論文，經過多次討論並得到我的導師格德斯坦教授（Sidney Goldstein）的支持，我最後選擇了“內蒙古赤峰地區的人口遷移研究”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題目，費孝通教授接受格德斯坦教授的委託，參加了我的博士論文指導小組，並負責指導我在國內的調查工作。

1985年夏天，我回國到內蒙古赤峰地區對4個旗的2100戶進行戶訪調查。在調查中我發現這麼一個問題：我的初衷是研究本地居民與移民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結構差異，用人口學的術語講就是在遷入地做移民研究。在一般的遷移研究中，本地戶作為本地的（原有）居民，與當地的土地資源狀況、文化傳統、社會發展歷史是結合在一起的，與外來移民形成某些差異。但我發現，在內蒙古赤峰這個地方，移民問題與另外兩對矛盾實際上是基本重合的：這裡本地居民基本上是蒙古族，而且多為牧民，傳統的經濟活動是畜牧業；相對應的移民多為漢族農民，所以就構成三組相對重合的矛盾：本地人——蒙古族——牧民這三重身份在一部分人身上重合，而移民——漢族——農民這三重身份在另一部分人身上也是重合的。這兩部分人之間的關係，實際上體現了“移民——本地人”、“蒙古族——漢族”和“牧民——農民”這三組重合在一起的矛盾。

人口遷移所帶來的問題首先是由於移民的遷入，增加了遷入地的人口密度，導致人均資源佔有量的下降（如果自然資源絕對總量不增加的話），從而造成本地戶與移民的矛盾；本地戶多為蒙古族，他們的語言（蒙語）、宗教（藏傳佛教）以及一整套的生活習俗與漢族很不一樣，這樣就造成蒙古族與漢族的矛盾；而蒙古族的傳統經濟是畜牧業，是一個游牧族群、“馬上民族”，而漢族的傳統經濟則是精耕細作、比較發達的農業，從而形成了牧民與農民的矛盾。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歷史中，曾經先後出現過一些多族群大國。這些政權的創建，通常是通過軍事征服、政治兼并等直接途徑，並配合以經濟擴張、文化融合等間接手段，有時則是通過不同政權統治者之間的家族聯姻而建立起來的。這些多族群大國，如古代的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蒙古帝國，以及近代的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等，它們大多已在內亂或對外戰爭中先後崩潰。至20世紀後半葉，在這些歷史上建立的多族群大國中，保存下來的只有兩個：蘇聯和中國，它們分別繼承了前沙皇俄國和滿清王朝所統治的多族群政治實體。20世紀90年代初期，蘇聯在各種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式解體，蘇聯的解體隨後也波及和促使部分多族群東歐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分裂。在此之後，西方政界、新聞媒體和學者們，都開始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這個多族群國家，其中有不少人期待著不久前在蘇聯所出現的事態，也許將會在仍然堅持實行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重演。

中國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已經有幾千年的漫長歷史，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中華民族的各個族群就已開始在東亞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並通過族群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共同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化，各族群歷經戰亂遷徙和相互通婚等各種形式的不斷融合與演變，最終形成了以漢族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正如費孝通教授所說，中國的各個族群“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去我來、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費孝通，1989：1）。在中華民族各族群之間，存在著延續了幾千年、無法割斷的血肉聯繫。這與沙皇俄國在短短二百年間通過軍事擴張，從位於烏拉爾山西側的一個內陸莫斯科大公國擴展為橫跨歐亞兩大陸的龐大帝國的征服兼并歷程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