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佗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開始著手平定嶺南地區的百越之地。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為主將、趙佗為副將率領五十大軍平定嶺南，“一軍塞鐔城之嶺（今越城嶺一帶），一軍守九疑之塞（今九嶷山一帶），一軍處番禺之都（今廣州），一軍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部），一軍結餘干之水（今江西余干縣一帶）。”五十萬秦軍分五路，平均一路十萬，其中“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嶺南地區無涉，可見用於嶺南越地的秦軍只有四十萬。

秦人南伐之初即佔領番禺一帶的廣東地區並留軍駐守，另外三十萬秦軍西赴廣西地區與當地的越人作戰，雖然擊斃西甌部落首領“譯吁宋”，然而持續三年的征戰卻失敗，連主將屠睢也在戰爭中被殺。秦對百越戰爭史料記載比較少，只有《淮南子》有少量記載，因秦未亂后南越便封鎖了對中原的聯繫。

隨即秦王朝在番禺（今廣州）設南海郡治，以任囂為郡尉統管一郡的政治、軍事、監察，下轄番禺、龍川（今廣東河源龍川縣）、博羅（今廣東惠州博羅縣）、四會（今廣東肇慶四會縣）四個縣，龍川地理位置和軍事價值都極其重要，故委趙佗任龍川縣令。趙佗在龍川築城闢地以為治所。趙佗既致力防範越人反抗，又極力安撫當地民眾。他勸導士兵在當地養兒育女，促進中原人與嶺南人同化；又上書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遷居南越以傳播中原文化。

秦始皇死後，秦二世繼位，由於他的暴政激起了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的陳勝吳廣起義，反抗秦二世的殘暴統治，四方諸侯、豪傑互相爭奪，中原陷入戰亂。接著就是劉邦和項羽長達的四年的“楚漢相爭”，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亂狀態。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囂病重，他臨死前把時任龍川縣令的趙佗召來，向他闡述了自己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險可據的有利地形來建立國家，以抵抗中原各起義軍隊的侵犯的謀划；併當即向趙佗頒布任命文書，讓趙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職務，囑咐他“秦政無道，中原擾亂，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倚山臨海（古代珠江河面寬闊，稱為海）是廣州的山川地勢。北控五嶺，近扼三江；是廣州的攻防要勢。趙佗洞悉廣州防禦要領，為了防止北方戰亂南延，加強對嶺南的控制，嚴封五嶺的四關——橫浦關、誆浦關、陽山關、湟溪關；斷絕4條新道——江西入廣東南雄一路，湖南入廣東連州一路，湖南入廣西賀縣一路和湖南入廣西靜江一路；構築了捍衛番禺的三道防線：樂昌一仁化一南雄防線，英德一清遠防線，石門要塞防線。北兵要逾五嶺攻南越，不破這三道防線，是到不了番禺的。

不久，任囂病亡，趙佗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的起義軍隊進犯，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

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趙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當地士民的擁戴下，建立了以番禺為王都，佔地千里的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從而為存在95年的南越國奠下基石。南越國的疆土，與秦設三郡轄區相當，北、東、西三面分別與長沙、閩越、夜郎三國交界，東及南面瀕臨南海，“東西萬餘里”的廣大地域。北至南嶺（今廣東北部、廣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帶），西至夜郎（今廣西，雲南的大部），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東至閩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即今廣州市。

經過多年征戰，劉邦建立了西漢政權，並平定了中原包括項羽在內的其餘軍事 勢力。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初，漢高祖劉邦立吳芮為長沙王，以長沙、豫章二郡及將趙佗據有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給長沙王吳芮，不承認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是趙佗所有。

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漢高祖劉邦派遣大夫陸賈出使南越，勸趙佗接受漢王朝的封王歸化中央政權，在陸賈勸說下，趙佗接受了漢高祖賜給的南越王印綬，臣服漢朝，使南越國成為漢朝的一個藩屬國，並向朝廷稱臣奉貢。此後，南越國和漢朝互派使者，互相通市，劉邦成功的通過和平的方式，使得趙佗歸順，沒有成為漢朝南邊的敵對勢力。

從此，中原地區的鐵器等生產資源及技術源源不斷引入南越國，啟動了社會經濟的進步。他重視傳入中原漢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並融合越地社會，使嶺南生產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從任囂、趙佗開始，嶺南有了人類文明的標誌——城堡和文字，發展冶鐵業，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歷史上許多讚頌趙佗的詩篇，表明了人民對他的崇敬和懷念。

他又對任囂所建的番禺城作擴建，城周達十里，被稱為“佗城”，成為後代廣州的中心地區。他努力協調當地民眾之間的關係，積極吸取中原文化，從而促使廣東地區文化經濟在秦末漢初年間穩步發展。

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漢高祖死後，呂后臨朝，開始和趙佗交惡。呂后七年（前181年），呂后發布了和南越交界的地區禁止向南越國出售鐵器和其它物品的禁令。趙佗與呂后當政的漢朝中央政權關係一度緊張，漢朝與南越國的矛盾激化。呂后隨即派遣大將隆慮侯和周灶前去攻打趙佗，但由於中原的士兵不適應南越一帶炎熱和潮濕的氣候，紛紛得病，連南嶺都沒有越過。趙佗覺得呂后可能會通過長沙國（漢朝的另一個藩屬國，位於南越國北部，現湖南省境內）來吞併他，於是趙佗宣布脫離漢朝，自稱“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長沙國，並在打敗長沙國的邊境數縣後撤回。

呂后八年（前180年），呂后崩，漢朝命周灶罷兵歸。而趙佗憑藉著抗擊漢朝的成功而揚威於嶺南一帶，乘機對東邊的閩越國用經濟手段施加影響，而對西邊的西甌、雒越等部落（即甌雒國故地）加強控制。南越武王趙佗因此而自稱“南越武帝”。趙佗也開始以皇帝的身份發號施令，與漢朝對立起來。

漢文帝元年（前179年），呂后死後，漢文帝劉恆即位，他派人重修了趙佗先人的墓地，設置守墓人每年按時祭祀，並給趙佗的堂兄弟們賞賜了官職和財物。

接著漢文帝在丞相陳平的推薦下，任命漢高祖時曾多次出使南越的陸賈為太中大夫，令其再次出使南越說服趙佗歸漢。陸賈到了南越后，向趙佗曉以利害關係，趙佗再次被說服，決定去除帝號歸復漢朝，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又修好始昔，維護了嶺南的社會穩定。一直到漢景帝時代，趙佗都向漢朝稱臣，每年在春秋兩季派人到長安朝見漢朝皇帝，象諸侯王一樣接受漢朝皇帝的命令。但是在南越國內，趙佗仍然繼續用著皇帝的名號。

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趙佗去世，享年一百餘歲，葬於番禺（今廣州）。趙佗死後，其後代續任了四代南越王。一直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國被漢朝所滅。

在政治上，趙佗在嶺南實行郡國并行制，仿效漢朝制度，郡縣制和分封制并行，並實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確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實際統治。

趙佗建立南越政權時，起初是以“中國人相輔”，“以其黨為假守”，是用中原人來對嶺南進行統治。但長此下去，會與當地的越人首領發生利害衝突，這對南越政權無疑地是一種威脅。趙佗看到這種局勢，注意到吸收當地有威望的越人首領到南越國的中央來參加政權管理。如越人首領呂嘉頗得嶺南越人信服，趙佗就任用他為南越王國的丞相，直接參予處理王國大事，呂嘉的弟也被封為將軍，呂嘉宗族中“為長吏者七十餘人”。此外，南越王室還吸收了許多其他越人在軍隊和政權中擔任官職。如歸義侯鄭嚴和田甲，馳義侯何遣，趙郎都稽，湘長侯桂林監居翁，甌駱佐將黃同，嘹侯畢取，揭陽縣令史定等，這些人都是見於《史記》或《漢書》中的身任南越國官職的越人。除此之外，在越人部落強盛的地方，趙佗還採取分封越人首領為王的做法，讓“諸雒將主民如故”，例如在交趾地區分封的西於王，就是如此。

據考古發現，廣東英德發現了1.4萬年的稻作物，證實農耕文明起源於嶺南。趙佗是中原先進耕作技術、打井灌溉技術和冶金、紡織技術的傳播者、推廣者。他和首批南遷的中原官民把中原耕牛犁田和使用鐵制農具的技術傳播到嶺南，極大的促進了嶺南農耕業的發展。

在經濟上，推廣使用鐵農具和耕牛，改變以前的“刀耕火種”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發展水稻、水果和畜牧業、漁業、制陶業、紡織業、造船業，並發展交通運輸和商業外貿，促進了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他還出動官兵助民鑿井，修渠灌田，推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在軍事上，趙佗設立將軍、左將軍和校尉制度，又分為步兵、舟步和騎兵，對號稱“帶甲百萬有餘”的軍隊實行有效指揮和控制。

趙佗在開發邊疆、傳播文明方面，是引導嶺南百越部落從原始社會迅速走向文明時代的文化先驅和偉大政治家。

在文化上，首先是中原漢文字的使用，《粵記》說：“廣東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發現不少漢字。百越是一個能歌善舞的部落，有越舞和漢式舞。還有編鐘、銅樂器和各式飾畫、壁畫等。

趙佗治理南越，非常重視“以詩書而化國俗”，利用中原先進的文化和倫理道德教化、誘導越人，教育他們贍養老弱、廢除群婚。還利用行政手段推廣中原漢字，教育越人“習漢字，學禮儀”，從而使“蠻夷漸見禮化“。迅速推動嶺南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趙佗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提倡中原人與嶺南人通婚，尊重嶺南人的風俗，促進融合和社會和睦發展。

通婚是和睦中原人與嶺南人關係、增進中原人與嶺南人間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趙氏政權對此頗為重視。南越王室從自身做起，帶頭與嶺南越人通婚。例如南越明王趙嬰齊就娶越女為妻，生子建德，封為高昌侯。丞相呂嘉連相三王，其宗族中“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甚至還與遠離番禺的蒼梧王趙光聯婚。因此，中原人與嶺南人的民間通婚就更加普遍了。這個事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外來的中原人與當地的嶺南人的關係是比較融洽的。

嶺南百越部落的生活習慣、社會風俗與中原華夏部落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原人歧視越人的不同習俗，就容易挫傷嶺南人民的感情。於是趙佗帶頭尊重和順從嶺南風俗習慣，例如他公開宣稱自己是“蠻夷大氏老”，還脫掉中原的官服，採用越人的服飾。

從大量的秦後文字記載來看，南越國是嶺南文明的奠基時期，趙佗創建南越國使嶺南社會經濟實現飛躍式的跨越發展，使嶺南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的分散的部落統治，一躍跨入封建社會的有序發展，為今後的歷史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趙佗先人墓地：漢文帝派人修建，在今石家莊市新華區趙陵鋪鎮，2006年重修為趙佗公園。位於石家莊市趙陵鋪鎮的趙佗先人墓原有72座墓冢，蔚為壯觀，“獲鹿八景”中“煙樹蒼茫鎖趙陵”就形象地反映了昔日趙佗先人墓的景色。由於年代久遠，趙佗先人墓遭到嚴重毀壞，現僅存主墓一座。墓呈南北走向，長50米，寬7米，墓頂南北隆起，呈馬鞍狀，有清代墓碑一方，上書“西漢南粵王趙佗先人之墓”。1956年9月被列為石家莊市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7月被公布為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趙佗死後，是由第二代南越王趙胡安排殯葬，到如今趙佗陵墓依舊能長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趙胡確實費了不少心機。根據考古學家分析，雖然趙佗墓地是由他生前選定，但在實際的下葬中出現了不少假象和迷霧，令後人不知趙佗墓所在。

廣州也曾發掘過一些漢代大墓，下葬物品中包括一些精美的玉佩飾，由此可見墓主的身份地位顯赫，一度的懷疑為某位南越王的墓。從墓中出土的玉劍飾推斷，墓主應為男性。但之後考古人員推斷，此墓可能就是文獻中記載的南越國第三主趙嬰齊的陵墓，並非趙佗墓。

關於趙佗墓有大量的文獻記載：“佗死，營墓數處，及葬喪車從四門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側，古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金騾裹，近似石麒麟。時莫解之，但疑其墓不遠。蔡如松云：‘舊說即悟性寺也'。今蒲澗之南，枯家數千，人猶謂越王疑家。”（出自《蕃禺雜誌》）葛蒲澗在廣州白雲山，此記載把趙佗陵墓說成在白雲山上：“南越王趙佗，相傳葬廣州禺山，自雞籠崗北至天井，連山接嶺，皆稱佗墓。”（出自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

按古史記載，趙佗下葬時喪車四齣，以使人無法確定他墓葬的確切位置。多年來，對於他的墓葬大致有古番禺城的城西南、城西、城西北、城北、城東北等說法。所謂古番禺城，為三國時吳國交州刺史步騭所建，大致在今廣州越華路以南、文明路以北、倉邊路以西、吉祥路以東的地區。

《傳奇》記載，崔煒在這個墓中，見到了數間“垂金泥紫，飾以珠翠”的“錦繡幃帳”，極其奢華。隨後他遇見了四位身著古裝的侍女，告訴他這是“皇帝玄宮”，並給了他一顆寶珠，讓他離去。崔煒出洞穴後到波斯商人處悄悄賣這顆寶珠。有一位“老胡人”，問他：“郎君得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老胡人告訴崔煒，這是波斯國寶陽燧珠，西漢南越國年間流入嶺南，后被趙佗殉葬。他給了崔煒一筆巨款買下寶珠，泛舟離去。

趙佗從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作為秦始皇平定南越的50萬大軍的副帥，一直到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去世，一共參與治理嶺南81年。其間由於他一直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促進了當地社會和諧，並把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劉邦評價：“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中原遷徙到嶺南的移民）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

司馬遷有如下評價：“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濕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黎文休評價：“遼東微箕子不能成衣冠之俗，吳會非泰伯不能躋王霸之強。大舜，東夷人也，為五帝之英主；文王，西夷人也，為三代之賢君。則知善為國者，不限地之廣狹，人之華夷，惟德是視也。趙武帝能開拓我越，而自帝其國，與漢抗衡，書稱老夫，為我越倡始帝王之基業，其功可謂大矣。后之帝越者能法趙武，固安封圻，設立軍國，交鄰有道，守位以仁，則長保境土，北人不得復恣睢也。”

黎嵩：“趙武帝乘秦之亂，奄有嶺表，都於番禺，與漢高祖各帝一方，有愛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懾乎蠶叢（安陽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詩書而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教民耕種，國富兵強……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陶維英評價：“趙佗建立南越國是屬於漢族官吏割據的性質，他用自己的漢族親信來統治越族人所在地的人民，對於南越人民而言，趙佗只能是外族侵略者。此後趙佗降服了甌雒國，消滅了安陽王，分甌雒地為兩郡，強迫使之隸屬於南越。就甌雒人民來說，趙佗也確是外族侵略者無疑。”

毛澤東：趙佗是“南下幹部第一人”，他是開發嶺南的第一人。趙佗在公元前204年創立了“東西萬餘里”的南越國，以後“趙佗歸漢”，嶺南正式列入漢朝統一的版圖，同時也成為九州的一部分。

趙佗何時到達南越，由於秦始皇“略定楊越”的起始年學界說法不一，也就難以定論。秦王朝開始攻略楊越時間，據韓兆琦先生引證：“《秦代初平南越考》的作者法國人鄂盧梭以為應在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其統帥為尉屠睢。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年），秦王朝二次派兵伐西甌，其統帥為趙佗。至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勝利結束，設其地為三個郡。《南越國史》的作者以為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年）。第一次攻越的秦朝將領是屠睢與趙佗，以作戰失敗，屠睢被殺而告終。后經周密準備，四年後由任囂、趙佗為將再攻，始略定之論哪種說法，趙佗為秦平定楊越的參戰將領當確信無疑。楊越平定后，他又被任命為地方官龍川縣令，轉為經營地方。

趙佗建立南越國的年代並沒有史籍直接記載，現代的研究文獻均以《史記》的有關記載推算而得。所以現今對南越國建國年代有兩種說法，一說漢高祖四年（前203年）（參見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網站），一說漢高祖三年（前204年）。

查《漢書》南越國亡於元鼎六年冬十月，據《新編中國三千年曆日檢索表》，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等同格里高利曆元鼎五年（前112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整個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都不出元鼎五年（前112年）。由元鼎五年（前112年）上溯九十三年即漢高祖三年（前204年）。

關於趙佗的卒年，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中說是“至建元四年卒”，即前137年。此說學界一直存疑，緣於《漢書·南粵傳》載：文帝元年，欲以“盛德”鎮撫天下，“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同時，賜其堂兄弟官賞，並派陸賈帶書信前去安撫。趙佗甚為感動，在給文帝的複信中，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云云。其“處粵四十九年”之說，招致後人眾說紛紜，難成一詞。王鳴盛從時間上質疑：“趙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即以二十餘歲為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梁玉繩據《漢書》所載辯駁：“《漢傳》無‘卒’字，以建元四年為佗孫嗣位之歲，似佗非卒於建元四年，而《史記》、《漢書》皆不書佗子，可知其子在之前已死，趙胡以孫繼祖也。但考《兩粵傳》，佗當文帝元年已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今抱孫，則自始皇帝二十年佗已居粵因為龍川令，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稱王，至漢武帝建元四年凡九十一年，徐廣引皇甫謐謂佗蓋百歲，何若是之壽耶？”就當時的生活條件與生活水平而言，活到一百多歲恐怕很難，尤其是北方人到南方，面臨自然環境與生活環境的諸多不適，趙佗居然一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這種質疑不無道理。韓兆琦先生認為：“若依梁說，則‘至建元四年’五字應移至下段開頭，如此比較合乎情理。”可能正是基於合乎情理的需要，《漢書》作了如此調整。卒年本不詳，生年再由卒年去推，只能是以或然性前提推出或然性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