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體學

1915年11月17日出生在河南省新縣八里畈 鄉柳林河村一戶貧苦人家，其父張和會，兄弟4人，他排行老大，在村旁以炸油條、烙燒餅、干零活維持生計。張體學姐弟相繼去世，家庭負擔日趨加重，他10歲就幫助父親烙燒餅、賣油條，13歲就學會了這套手藝。父親為他不再當睜眼瞎，咬緊牙關將他送進私塾讀了兩年書。

1931年11月張體學加入兒童團，不久擔任八里畈檀樹灣兒童團分隊長，率領分隊30餘人活動在方圓幾十里的村莊。1932年潢光戰役中，他指揮兒童團配合紅軍作戰，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戰鬥結束後由中隊長李健剛和一位姓韓的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8月，張體學正式參加紅軍，被編入紅二十五軍獨立營當戰士。9月初，參加了扶山寨阻擊敵軍會攻新集的戰鬥，經5天激戰，斃傷敵軍2000餘人，迫使敵軍轉為防守。9月6日，敵軍從北面和南面向紅二十五軍逼近，由於敵眾我寡，紅二十五軍決定撤離，向皖西北轉移。紅四方面軍西征川陝后，1933年9月27日，紅二十五軍根據鄂豫皖省委決定向鄂東北轉移，在經過潢麻公路時，遭敵人截擊，張體學所在獨立營被阻，被迫返回皖西北，隨後被改編為八十四師。10月11日於八十二師合編為紅二十八軍，張體學調入軍部任首長貼身交通員、警衛員。在一次轉移時，軍長徐海東將部分公款（銀元）交給張體學背著，並囑咐他一定要保管好。途中，軍部機關部隊被敵人包圍，徐海東帶領十幾名警衛人員為軍部打開通路，戰鬥到晚上突出重圍，第二天早上清點人數時發現張體學不見了，軍首長便派人回原路尋找，張體學背著沉重的錢袋，直到第四天才找到自己的部隊，將銀元一塊不少交給軍部。

1934年4月16日，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八軍合編為紅二十五軍，張體學被任命為軍部交通隊長，下轄一、二、三排，共100餘人。11月16日隨紅二十五軍高舉抗日大旗北上長征。在庾家河戰鬥中，他率領交通隊奪回東山坳，並打退敵人兩次反撲，戰後受到徐海東副軍長的表揚。1935年8月，部隊到達甘肅涇川縣境內，部隊徒步涉河時，洪水猛漲，將部隊分隔成兩部分，正在這時，敵35師104旅208團1000餘人向北岸空襲，張體學率領交通隊佔領制高點，與學兵連形成對峙夾攻之勢，打得敵軍紛紛潰散。9月，軍部參謀長戴季英找他談話，調他任七十五師二二五團二營指導員。

1935年9月，部隊在永坪鎮與劉志丹部隊會合，改編為紅十五軍團，張體學任七十五師特派員兼交通隊長。11月參加了直羅鎮戰役，21日拂曉，我軍發起進攻，戰鬥至下午2點，將敵殲滅大部。這時，東西兩路援敵迫近直羅鎮，張體學率交通隊根據軍團長徐海東指示，及時將敵情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並向各作戰部隊通報情況。我軍以少數兵力圍困敵109師殘部和阻擊西援的敵117師，主力向西迎擊向黑水寺向直羅鎮增援的57軍另兩個師。這時，敵師長牛元峰帶著殘部逃到鎮東頭一個寨子里負隅頑抗，張體學向徐海東請戰，要攻下寨子，活捉牛元峰。經首長批准，他帶領交通隊四排幾十個戰士向寨子衝去。當戰士接近牆根時，敵人從暗堡里射出一串子彈，好幾位戰士中彈身亡。這時他們接到周副主席的命令，不能強攻，敵人已是瓮中之鱉，坐以待斃。傍晚，牛元峰帶領殘兵竄出寨子，向西逃跑，張體學帶領幾十個戰士追上敵軍，將牛元峰及殘部全部殲滅。

1936年12月，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東渡黃河，打到山西，開闢呂梁山根據地，進一步通過河北或察哈爾開赴抗日前線，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抗日戰爭結合起來，翌年2月開始東征，到5月初，張體學率領二營隨軍團在山西境內，歷時70餘天，轉戰50餘縣，參加大小戰鬥幾十次。之後，部隊根據中共中央“回師西渡，逼蔣抗日”的指示，張體學又率二營隨程子華政委由羅山堡出發，於5月2日在鐵羅關一帶安全西渡，回到陝北。月底，進入瓦窯堡紅軍大學學習，任二科一隊二班副班長。

1937年初，中央決定由董必武負責，從工大抽調一批學員到鄂豫皖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去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7月1日，張體學和鄭位三、肖望東、程啟文一起，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主席和他們一一握手，詢問了各人的近況后，就交待南下的任務。他們接受任務后，第三天就離開了延安，於8月下旬到達安徽六安。這時，紅二十八軍已與國民黨部隊達成停戰協議，並開始向湖北紅安七里坪集結。鄭位三就派張體學和程啟文先到七里坪與高敬亭取得聯繫，然後再返回接他們。9月初在七里坪蔡家祠堂見到高敬亭，傳達了中央指示。部隊休整中，成立紅二十八軍政治部，肖望東任政治部主任，張體學任參謀。

1938年2月，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向東挺進，張體學留下擔任留守處警衛排政治指導員。他積極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活動，公開打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亮出新四軍四支隊駐七里坪留守處，搬到東邊的袁家河，張體學調任黃岡中心縣委常委、軍事部長，領導黃岡地區的抗日武裝。7月22日黃岡中心縣委召開擴大會議，分析當時敵、友、我形勢，提出戰鬥任務，開展籌槍、籌糧、籌款工作。10月，在黃岡縣賈廟孫家沖張家山正式成立“鄂東抗日游擊挺進隊”，張體學任隊長，劉西堯任政委。他們指揮部隊到淋山河、新洲公路沿線，賈廟下三區、上巴河、回龍山、浠水何家寨等地活動，每到一地，就大張旗鼓地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提高我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年底，挺進隊已發展到400多人槍，部隊一面抓緊訓練，一面分頭在賈廟、淋山河一帶開展游擊活動，襲擊敵人。

為了利用第五戰區與程汝懷之間的矛盾，爭取“合法”存在，解決給養問題，中共鄂豫皖區黨委於12月主動與國民黨第21集團軍談判，確定在保持我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和抗日行動獨立自主的原則下。將挺進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游擊第五大隊”，下轄四個中隊。改編后，張體學利用“合法”地位反限制，把隊伍一下子擴大到730人，對外稱是第五大隊，對內是一個團的建制。

按照國共雙方協議，部隊改編后，由程汝懷管轄的湖北第二區行政專署供給第五大隊武器裝備和軍需糧餉。為此，張體學曾幾次派人同程汝懷交涉，毫無結果，狡猾的程汝懷不執行協議給他規定的義務，妄圖拖垮第五大隊，張體學據理力爭與其展開鬥爭，迫使程汝懷解決部隊供需。

1939年1月，日寇集結在漢麻和柳界兩條公路沿線各據點的兵力數千人，分三路“掃蕩”黃岡大崎山區。張體學依靠廣大群眾，對敵人的行動了如指掌，早作了周密布置，戰鬥打響后，周圍的群眾扛著土槍、土炮、刀矛，分散在各個山頭上的密林里吶喊助戰。張體學指揮五大隊狠狠打擊正面進攻的敵人，擊斃了敵軍后尾部隊10餘人，並將作惡多端、造謠惑眾的漢奸李旭東、梅書山逮捕，召開宣判大會，就地槍決，廣大群眾無不拍手稱快。2月，又一舉攻克敵據點宋家牆，打死屋內鬼子12名，繳獲機槍1挺，擲彈筒1個，步槍8支，短槍1支。經過艱苦的鬥爭，到1939年上半年，五大隊已發展到10個中隊、1個機槍隊，共達1300餘人，有步槍1000支、輕重機槍20餘挺、八二迫擊炮2門。

1939年8月中旬，國民黨頑固派圍剿五大隊駐地夏家山，調集十倍於五大隊的兵力對五大隊形成重重包圍。25日，程汝懷“命令”五大隊開往宋岐公路一線，揚言要來夏家山接防，逼迫五大隊退出夏家山根據地。當時，張體學在黃岡賈廟一帶，部隊通知他回到夏家山研究對策。30日晚，軍政委員會在夏家山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31日全部突圍。就在他們突圍時，國民黨頑軍向他們開槍發起進攻，張體學帶著警衛隊、手槍隊翻山越嶺，穿過層層封鎖線，於次日到達麻西陳家大灣。就在這次突圍中，他的妻子戴醒群被敵人抓去，不幸遇難。

在夏家山事件中，五大隊雖然突圍出去，但損失慘重，這次事件，震驚中外。

1939年12月，鄂豫邊區黨委成立，同時建立了豫鄂挺進縱隊，鄂東的五、六大隊整編為第一團隊，由羅厚福任團長，張體學任副團長。不久，改為獨立團，張體學為政委，吳林煥為團長。為了牽制大別山桂軍東去，中共中央中原局作出決定：“先念之挺進縱隊有與四、五支隊作戰略配合之任務”。遵照這一指示，張本學率獨立團東進。在進入（黃）陂（黃）安南木蘭山地區時，頑軍鄂東十六游擊縱隊袁紹祺支隊聞訊前來阻截，張體學指揮部隊奪起自衛。在木蘭山一帶，接連打了幾次勝仗，打擊了頑軍的囂張氣焰。

鄂東抗日挺進獨立團粉碎了頑軍“三月圍剿”后，根據鄂豫挺進縱隊的指示改編為九團，張體學仍任政治委員。為了打擊蔣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3月初，挺進隊指派張體學率第九團再次東進鄂豫邊，粉碎國民黨的“圍剿”和日寇的“掃蕩”，收復了浠蘄邊區，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同時也壯大了自己，張體學率領的新四軍九團建立了8個獨立營，發展了幾十支便衣隊，使鄂東地區抗日游擊戰爭蓬勃發展，取得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勝利。

1941年2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將原各支隊、縱隊整編為7個師，鄂豫挺進縱隊整編為第五師，下轄十三、十四、十五旅。4月15日，張體學任十四旅政治委員，旅長羅厚福。9月，為了策應皖東兄弟部隊反頑作戰，發展鄂皖邊區的抗日鬥爭，根據五師師部指示，率領十四旅四十二團第三次東進鄂皖邊，配合華東新四軍反頑鬥爭。1942年1月，在李先念指揮下，新五師進行了浠水戰役，殲滅浠水縣頑軍自衛隊3個中隊。2月，又發動廣濟戰役，殲滅敵自衛隊4個中隊及程汝懷第二團。3月初，發起蘄春漕河鎮戰役，殲滅頑軍900多人。5月，鄂豫邊區黨委和五師師部隊決定成立五地委和五軍分區，劉西堯任地委書記兼五軍分區政治委員，張體學任五分區司令員，統一領導鄂豫邊區工作。

1945年1月，（見照片1945年1月攝於新四軍五師大悟山駐地。前排左起：陳少敏（懷抱鄭位三之子鄭非遲）、尚曉平、程里。中排左起：夏農苔、蒲雲（鄭位三夫人）、胡志學（任質斌夫人）、何劍平（張樹才夫人）。後排左起：張體學、鄭位三、李先念、張樹才） 。由王震、王首道領導的八路軍南下支隊，與李先念、鄭位三領導的新四軍第五師會師後向南進發。為了保證南下支隊勝利渡江，部隊決定派張體學率領四十團和四十一團配合南下支隊，挺進鄂南，建立敵後根據地。這次，南下支隊和十四旅主力來到鄂南，張體學重返故地，情況十分熟悉。他指揮十四旅主力和鄂南地方部隊協同南下支隊，在鄂南縱橫馳騁，進行大小戰鬥130餘次，斃傷日偽軍3000餘人，收復日偽據點和大小鄉鎮400餘處。9月，根據中央指示，建立野戰軍，同時組成鄂東、江漢兩個軍分區，張體學任鄂東軍分區代理司令員。1946年6月中原突圍時，他奉命率領鄂東軍區部隊（鄂東獨立第二旅）陸續來到宣化店接防，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與國民黨軍整編第七十二師（師長楊文瑔）周旋，雖然勝利完成掩護任務，但部隊被圍攻損失慘重，主力滅失，張體學仍然帶領殘部突出重圍，堅持在大別山區打游擊戰。幾個月後張體學一路艱難跋涉，於臘月初十秘密到達南京中共辦事處，經董必武周密安排，又從上海到北平，轉赴延安。

1947年春，根據黨中央戰略部署，張體學又回到大別山區。10月中旬，任鄂豫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轄麻城、黃岡、羅田和浠水。年底，鄂豫邊區黨委指派他組建獨立旅南渡，建立江南據點，張體學任旅長、鮑先志任政委。翌年春獨立旅撤銷，張體學仍任四分區司令員。這一段時間主要任務是組織地方黨政軍和發動群眾，從各方面支援劉鄧大軍。

1949年春，三大戰役結束后，中國人民解放軍乘勝南下，鄂豫軍區根據戰爭發展的需要，於1949年2月新組成獨立師。任命張體學為師長，寇慶延為政委。為掃清渡江障礙，軍區令張體學和寇慶延率獨立師消滅黃岡沙河圖國民黨綏靖一團，摧毀國民黨在鄂東的這個重要軍事據點，使人民解放軍順利從麻城到浠水渡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春，張體學任湖北大冶地委書記兼大冶軍分區政委。在鞏固政權和土地改革中，他到通城縣蹲點，一住下來就是5個月，他住在農民家裡，白天和農民同吃一鍋飯，同在一塊地里勞動，晚上走村串戶或召開會議，訪貧問苦，了解農民經濟、生活狀況，就連他第二個孩子出世也沒回家看看，只是打個電話要妻子林少南多加保重。1952年5月，張體學調任省委組織部部長。這時，全國正在進行“三反”、“五反”活動，全國各地掀起“打老虎”高潮，湖北不少從事經濟工作的幹部也被當成“老虎”進行審查。張體學是了解幹部的，他直接對有關領導說：“經濟上有問題的人應該審查，情節嚴重、問題很大的人，更應嚴肅處理，但是，‘老虎’是不是有這麼多呢？”運動結束后，他積極落實政策、糾正錯案。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與作風一直貫穿在他的全部工作中。

1952年12月，張體學 調任湖北省人民委員會，任副主席職務。1954年任省委副書記，1956年任湖北省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後來又兼任常務書記、代理第一書記、武漢軍區黨委副書記，省軍區黨委書記兼政委，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屆中央委員，全國第一、二、三次人大代表。

1954年元旦，張體學擬出在合作社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提出正確執行中央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步子要穩，方法要好，領導要積極”。在進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湖北省一度出現小商品緊缺的現象。為了繁榮市場，省委和省政府召開了市場工作緊急會議，張本學提出，在城鎮以國營為主，在初級市場，以供銷為主，廣泛組織小型物資交流會，充分組織各方面貨源，開拓銷路，使湖北的小商品市場日趨繁榮。

在糧食生產中，張體學深入淺出地向群眾宣傳：勞動光榮，有餘糧光榮，把餘糧賣給國家更光榮。鼓勵農民積極生產，爭取多收糧食。在糧食收購統銷中一定要堅持“留口糧，賣餘糧”的原則。有一年冬天，他下到黃陂縣塔爾公社塔爾大隊調查，發現這裡有的社員已經斷糧，他立即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懇求李先念儘快撥一些糧食給湖北。幾天後，中央給該省撥來3億斤糧食，很快下撥到缺糧戶手中，使全省農民過年都有米飯吃。

湖北省當時有39個縣市位於長江和漢水兩岸，每年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旱澇災害，尤其是1954年的洪澇災害給湖北人民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汛期過後，張體學想，要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必須有能抗拒洪水的提壩，必須抗洪蓄水，必須開發水利資源。根據湖北的具體情況，先期的農田水利建設應以小型為主，動員群眾自籌自修。後來在襄陽、孝感，每年旱災嚴重的地區，修建了幾座大中型水利工程，緩解了當地的旱情。1958年又新上了丹江、漳河、白蓮河三座水庫工程。為了加快進度，保證質量，他經常深入工地，指導工作，1959年還在丹江水庫工地上度過春節。張體學在對待家屬和子女方面要求極嚴。1954年家屬調進省城后，他對組織部的負責人說：“請你們不要把少南安排在武昌這邊工作。”就這一句話，林少南被安排在漢口一個公司，一干就是8年。大兒子剛畢業，他又吩咐組織部的同志：“牢生不能留在省里，也不能留在市裡，他是個‘三門’幹部，應該分到農村去磨練磨練。”沒幾天，牢生被分配到紅安縣高橋區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體學被迫中斷工作。1966年11月，省委書記王任重被揪斗，要他承認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他氣憤地說：“中央沒有給王任重定性，我不能作結論，我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不久，張體學也被揪斗，武漢三鎮的街道上刷著大字標語，什麼“月月斗，天天斗，時時斗，把張體學鬥倒斗臭！”“張體學的屁股也要摸，摸定了！”等等。

1967年1月下旬，張體學被造反派抓走，消息傳到周總理那裡。周總理十分擔任張體學的安全，2月初便電話通知湖北省委有關人員，命令送張體學到北京休息。

1968年2月初，中央決定張體學回湖北任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當權的個別人沒給他分配任務，只要他領著原省政府的兩位同志每天到省直機關和較大企事業單位去作檢討，他只能偷空做些工作。1969年3月，張體學邀長江流域辦公室的一些同志一起到宜昌勘察、研究開發三峽問題，提出了興建葛州壩工程的設想和成立鄂西水利工程指揮部的建議。省委同意后，他把這個設想告訴了錢正英、王英先，得到他們支持，並派出一批專家到現場勘察。12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複，同意興建葛州壩水利樞紐工程，並於12月30日正式開工。

1972年，張體學身體日漸虛弱，被醫院確診為肺癌。他知道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建設湖北的許多和設想還沒實現，他進一步加快了工作節奏。2月召開全省林業會議，加快全省綠化進程。5月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宣傳落實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10月召開全省糧食工作會議，為了不影響他治病，未通知他，但他聽到消息后，還是主動參加了會議，與會人員無不感動。1973年5月下旬，他再次赴京治療，但體內癌細胞已廣泛擴散，只能保守治療。20日下午，周總理到醫院去看望，帶去了黨中央的慰問，並囑咐醫務人員一定要照顧好，保證張體學能出席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8月24日，他帶病出席了會議，是大會主席團成員。

張體學身在異地任職，心繫家鄉建設。1964年他回到家鄉，看到家鄉抗禦自然災害能力差，就囑咐新縣縣委領導興修水利，並於當年秋派一個技術工程隊，幫助新縣修建了箭廠河楊沖水庫。

1969年，新縣縣委向他彙報，想上一兩個大項目，他又派了20多名工程技術人員來新縣考察勘探，經過論證並向信陽地委彙報后，決定修建香山水庫。

在施工過程中，因原材料緊缺，張體學就批給了3000噸水泥，40噸螺紋鋼。運輸有困難，他又批給了20噸汽油，並落實由武漢軍區炮兵團將物資運到新縣。他在百忙中兩次回家鄉到香山水庫工地指導工作，並囑咐湖北工程技術人員一定要把好工程質量關。這些工程技術員嚴格要求，一絲不苟，使工程質量達到一流水平，他們一直將大壩建成才撤離。

在修建香山水庫工程時，新縣同時上了滸灣大橋項目。11月，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聽說張體學要回家鄉，劉書記特從鄭州趕到新縣，他們會面后，劉書記不無感慨地說：“新縣一個小縣，一下上兩個大項目，是騎上兩隻老虎啊。”

張體學趁機幽默地說：“老虎並沒有什麼可怕，馴服好是能為人類服務的。但老虎要吃肉，你得把點錢讓新縣買點肉啊。”在河南、湖北兩省委的關懷支持下，兩個項目順利完工。

1970年，中央號召發展五小企業，新縣想上化肥廠項目，縣委領導到湖北向他彙報后，當面拍板，從湖北省28套小化肥設備中調劑一套給新縣，並給黃岡打招呼。要求黃岡化肥廠為新縣培訓一批技術人員。在他的關照下，新縣化肥廠只用一年半的時間就竣工投產，為新縣農業生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1971年，新縣縣委領導向張體學彙報工作，他囑咐說新縣要大力發展林業，要開發一些經濟林和速生用材林，縣委領導回來后，連續幾年開山整地，發展杉木林和茶葉，為新縣經濟發展培育了新的增長點。

“張體學在隨縣紀念館”在湖北省隨州市大洪山玉龍溫泉歡樂谷原省委戰備大院原址建成。2010年11月13日，這裡舉行了隆重的開館儀式。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新四軍研究會會長王生鐵發來賀信。省老領導王群、張學奇、劉榮禮、吳華品、程運鐵、胡永繼出席開館儀式。

王群、隨州市委書記王祥喜為張體學塑像揭幕。程運鐵深情回憶了隨張體學在隨縣工作期間的往事，感慨張體學同志是“我們心中一輩子的楷模，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張體學1956年擔任湖北省省長，生前與隨縣結下不解之緣。1964年，省委、省政府根據當時形勢，從戰備需要出發，在隨縣大洪山籌建了戰備時期的湖北省委後方基地。張體學親自主持修建大洪山省委戰備後方基地。“四清運動”開始后，張體學就住在原省委戰備大院附近的安全村。他在大洪山兩年多的時間裡，領導興建琵琶咀水庫，改造公路，植樹造林，建設雲峰山茶場，足跡遍布隨縣山山水水，給當地人民留下寶貴財富。

張體學在隨縣紀念館由湖北玉龍公司出資興建，陳列張體學在隨縣居住、工作期間的部分實物和珍貴歷史圖片，再現了張體學在隨縣的歷史。

省委黨史研究室、省新四軍研究會有關領導，張體學子女張牢生、蘭南，張體學並肩戰鬥過的老幹部和在隨縣工作的老領導等參加了開館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