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體小說

代表作如清代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等。此外還有《幹將莫邪》《宋定伯捉鬼》等

另有《太平廣記》，《洛陽伽藍記》、《郡國圖志》、《博物志》、《酉陽雜俎》、《考工記》等。

姜亮夫先生的分類

姜亮夫先生在其編選的《筆記選》中，概括筆記的特點是隨筆而記，篇幅短，本質比較松閑、安雅，簡練而且能夠顯露一點“事實的真”。他將古代筆記分為六類，即一、論學的筆記，如《困學紀聞》、《日知錄》；二、修身養性的筆記，如《論語》、《退庵隨筆》、《容齋隨筆》以及理學家的語錄等；三、記事的筆記，如《隋唐嘉話》、《開元天寶遺事》、《朝野僉載》等；四、閑話的筆記，屬於遊戲雋語小說等，如《世說新語》、《衍世說》等；五、記人的筆記，如《海岳志林》、《欒城遺言》等；六、小說的筆記。其中第一類相當於中華版的“學術筆記”，第三類相當於中華書局的“史料筆記”，而後三類則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說的“筆記小說”。

王季夫先生的分類

1940年，王季思先生髮表《中國筆記小說略述》一文，認為筆記小說出於文人手筆，跟出於說書人口說的諸如《大宋宣和遺事》以及“三言”、“二拍”之類的平話小說和白話小說分道揚鑣，也與純學術的討論與考訂的筆記不同，可分為 軼聞類、怪異類、詼諧類。該文沒有提到唐傳奇與筆記小說的關係，從文章的論述來看，似乎傳奇亦屬於筆記小說的範疇。

劉葉秋先生的分類

1980年，劉葉秋先生所著《歷代筆記概述》，給予筆記較高文體定位，並將其分為 小說故事類、歷史瑣聞類、考據辯證類等三類，其第一類即是“筆記小說”，后兩類則與中華書局版“史料筆記”和“學術筆記”相合。這樣的分類照顧到了現代小說觀念，也合理處置了非小說作品的歸屬問題，但他同時也將唐傳奇作為一支納入了“筆記小說”範疇之內，如此則所謂的“筆記小說”就成為包羅寬泛的文體概念，這自然不利於古代小說的分體研究。

陳文新先生的分類

陳文新先生《中國筆記小說史》問世於台灣，作者認為中國文言小說可以分為 筆記小說與傳奇小說兩大類，前者脫胎於子、史，並形成了獨立品格，與後者熱衷“文辭華艷，敘述宛轉”所不同的是注重哲理和知識的傳達；輕實用而重情趣、篇幅短小；筆記小說以隨筆形式寫作，其首要任務是議，可以虛構；筆記小說是小說前形態，並非成熟小說。重要的是，作者為中國古代筆記小說給出了明確的類型劃分：即 筆記小說可分為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前者又可分為“搜神”體、“博物”體、“拾遺”體三類，軼事小說即志人小說，可分為“世說”體（瑣言體）、“雜記”體（逸事體）、“笑林”體（排調體）。其研究特色在於並不套用現代小說觀念，而是立足實際，對筆記小說的文體分類和淵源的學理闡釋。

苗壯《筆記小說史》始在大陸出版，此著於筆記小說的收錄範圍和取捨標準均較為嚴格，作者認為筆記小說的特點是基於耳聞目睹的現實性、“雜”與內容的豐富性、“小說”、“小語”與形式的靈活性。

其一，傳奇體作家更熱衷於生命力的弘揚，筆記體作家則較多關心智慧與倫理的健全。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視內在智慧的時代，風度、言行作為內在智慧的外現才成為眾所欣賞的對象。繪畫藝術中的“以形寫神”，語言藝術中的“言不盡意”，都強調“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導地位。魏晉風度的具體形成如葯、酒、姿、容等，概由帶玄學色彩的人格生髮出來。所以，這時期的軼事小說以《世說新語》為代表，“樂曠多奇情”、“類以標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類相從，體例嚴謹；筆墨簡約，風格一致；這種對於筆記體小說創作規律和審美形式的講究，正是內在智慧向藝術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於作者以空靈的胸襟、玄學的眼光所體會、所觀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於“靜”的哲學氣質，這就與傳奇體多“動”而少“靜”大不一樣了。甚至軼事小說中笑話類作品如《笑林》也以“舉非違，顯紕繆”，從反面啟迪智慧為主。

宋以後的筆記體小說，在智慧、倫理二者中，似對倫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紀昀就說他寫《閱微》“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干畸形的筆記象金捧閶《客窗偶筆》、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訂奉恩《里乘》，“盛陳禍福，專主勸懲，已不足以稱小說。其實，宋以後的筆記體小說還是以智慧為主。但已不是魏晉那種基於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鮮明的智慧。或為“史官之所不記”的朝廷遺事，如歐陽修《歸田錄》；或多載“嘉言韻事”，如宋王讜《唐語林》；或詳於各地風俗及民間雜事，如宋庄季裕《雞肋編》、周去非《嶺外代答》；或記歲時娛樂、市井瑣細，如宋周密《武林舊事》；或“上自廊廟實錄，下逮村裡膚言，詩話小說，種種錯見”，如元末陶宗儀《輟耕錄》；或將“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點染成篇，如明末張岱《陶庵夢憶》。總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並能對讀者的情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之臻於儒雅。

連志怪也有明顯的偏重智慧的傾向。魏晉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可以“廣異聞”；宋以後的志怪，能向讀者提供的新鮮“異聞”看來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經過反覆講述就成了陳辭濫調。要出新，就要另闢蹊徑。蒲松齡“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將生命力和“孤憤”注入其中，這是一條路；筆記體作者如紀昀等則是將智慧注入其中，以“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為核心，目的在於益人神智。

其二，筆記體小說寫生命力的弘揚，重視雍容的氣象，力戒虛浮驕矜，虛張聲勢。《世說新語》在《汰侈》、《任誕》、《惑溺》等門以皮裡陽秋的手法批評了過度的任性放浪與揮霍豪奢；東陽無疑《齊諧記》敘薛道詢“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複數”，意在嘲笑那些無節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閱微草堂筆記》更經常對虛浮驕矜、虛張聲勢的名士風度予以針砭，如卷十一指出：“偽仙偽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為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為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偽也。真托於顛狂者，必遊行自在，凡張皇者偽也。”而唐傳奇和《聊齋志異》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齡筆下，使酒罵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較起來，筆記體風格平易，易為讀者接受，但也不免減弱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