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記

《琵琶記》，元朝末年高明（即高則誠）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戲，主要講述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愛情故事。

故事講述了一位書生蔡伯喈在與趙五娘婚後想過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從。伯喈被逼趕考狀元后又被要求與丞相女兒結婚，雖不允，但牛丞相不從而依之。當官后家裡遇到飢荒，其父母雙亡，他並不知曉。他想念父母，欲辭官回家，朝廷卻不允。趙五娘一路行乞進京尋夫，最後終於找到，並團圓收場。這“三不從”是高明重點刻畫蔡伯喈全忠全孝的關目。

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開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辭試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從，鄰居張大公也在旁勸說。伯喈只好告別父母、妻子赴京試。應試及第，中了狀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狀元為婿。伯喈以父母年邁，在家無人照顧，需回家盡孝為由，欲辭婚、辭官，但牛丞相與皇帝不允，強迫其滯留京城。

自伯喈離家后，陳留連年遭受旱災，五娘任勞任怨，盡服侍公婆，讓公婆吃米，自己則背著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時痛悔過甚而亡，蔡公也死於飢荒。而伯喈被強贅入牛府後，終日思念父母。寫信去陳留家中，信被拐兒騙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書房彈琴抒發幽思，為牛氏聽見，得知實情，告知父親。牛丞相為女兒說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來京。

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髮賣葬，羅裙包土，自築墳墓。又親手繪成公婆遺容，身背琵琶，沿路彈唱乞食，往京城尋夫。來京城，正遇彌陀寺大法會，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將公婆真容供於佛前。正逢伯喈也來寺中燒香，祈禱父母路上平安。見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掛在書房內。五娘尋至牛府，被牛氏請至府內彈唱。五娘見牛氏賢淑，便將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為讓五娘與伯喈團聚，又怕伯喈不認，便讓五娘來到書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題詩暗喻。伯喈回府，見畫上所題之詩，正欲問牛氏，牛氏便帶五娘入內，夫妻遂得以團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極，即刻上表辭官，回鄉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攜趙氏、牛氏同歸故里，廬墓守孝。后皇帝下詔，旌表蔡氏一門。

書生髮跡變泰后負心棄妻的現象，與宋代科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科舉制度規定，不論門第出身，只要考試中式，即可為官。這為寒士發跡提供了一條捷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這種情況的寫照。書生初入仕途，需要尋找靠山，權門豪貴也需要拉攏新進以擴充勢力。聯姻便成了他們利益結合的手段。而當書生攀上高枝，拋棄糟糠之妻時，便與原來的家庭以及市民階層報恩的觀念，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導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劇。市民大眾厭惡書生這種薄倖的行為，不惜口誅筆伐，這就是宋代民間伎藝產生大量譴責婚變作品的原因。宋代婚變故事一般都把矛頭指向書生，是因為當時他們不僅有著優渥的社會地位，而且作為知書達禮的道德傳承者，肩負著社會的責任。地位和行為的反差，自然使他們成為人民大眾特別是市民階層譴責的主要目標。

在元代，社會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書生的處境，從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舉一度中斷達七十餘年，終元之世，考試製度時興時輟。這使許多士人失去進身之階，社會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現“九儒十丐”的說法。與此相聯繫，譴責書生負心婚變的悲劇作品，逐漸失去了現實的針對性。地位低下的書生，反成了同情的對象。所以元代戲曲里的書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闊拘謹，儘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為被鞭撻的對象。到元代後期，人們對地位得不到改善的書生愈加憐惜，正面歌頌書生志誠的作品漸漸成為戲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記》，以同情寬恕的態度，刻劃蔡伯喈的形象，正體現了當時的社會情態。

高明於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歷官處州錄事、紹興路判官、慶元路推官等。后辭官隱居於寧波城南二十里的櫟社，寓居於沈氏樓中，閉門謝客，埋頭於詩詞戲曲的創作。《琵琶記》即創作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到二十五年（1365年）之間。

《琵琶記》就戲劇文體來說是屬於宋元南戲的範疇，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是與北曲雜劇相對而言的專名。它最初起源於南方的溫州地區，原名“溫州雜劇”或“永嘉雜劇”。據明人祝枝山《猥談》記載道：“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徐文長的《南詞敘錄》則說：“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可見南戲發源於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之後，經歷南宋前期的醞酸，至光宗時（1190—1194年）盛行起來，這符合於從萌芽到成熟的發展規律。

《琵琶記》系改編自民間南戲《趙貞女》（即《趙貞女蔡二郎》），更早時還有金院本《蔡伯喈》。據記載，宋代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情節大致寫蔡二郎應舉，考中了狀元，他貪戀功名利祿，拋棄雙親和妻子，入贅相府。其妻趙貞女在飢荒之年，獨立支撐門戶，贍養公婆，竭盡孝道。公婆死後，她以羅裙包土，修築墳塋，然後身背琵琶，上京尋夫。可是蔡二郎不僅不肯相認，竟還放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後，蔡二郎被暴雷轟死。

宋代戲文所寫的蔡二郎，亦稱蔡中郎，也就是漢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戲中所寫的情況，只是出於民間傳說。陸遊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一詩中說：“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可見該故事流傳之廣。類似這種題材，在宋代說話、鼓詞、諸宮調、雜劇等民間伎藝中，還有《王魁負桂英》《陳叔文三負心》《王宗道負心》等。這表明書生負心婚變現象在當時相當普遍，書生貪新棄舊、攀龍附鳳的行為尤其受到市民階層的關注。《琵琶記》基本上繼承了《趙貞女》故事的框架，但改變了原故事中蔡伯喈背親棄婦的形象。它保留了趙貞女的“有貞有烈”，但對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讓他成為“全忠全孝”的書生。為了終養年邁的父母，他本來並不熱衷於功名，只是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這“三不從”導致一連串的不幸，落得個“可惜二親饑寒死，博換得孩兒名利歸”的結局。

趙五娘

趙五娘是全劇中最為光輝的人物，是一個光彩照人的賢孝婦形象。“儀容俊雅”、“德性幽閑”的趙五娘是個美麗端莊且具有一定文化修養（知經書，能書，善畫）的姑娘，嫁與同郡（陳留郡）蔡伯喈為妻。故事發生的時候，她結婚才兩個月。丈夫進京趕考，她獨自一人在家侍奉公婆，承擔起家庭的全部重擔。飢荒年間，她把可憐的救濟糧留給公婆，自己卻在背後偷偷吃糠。公婆死了，無錢買棺材，她剪下頭髮，沿街叫賣。無錢請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全築墳墓。然後描容上路，進京尋夫。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她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悄悄地作出自我犧牲，以柔弱的肩膀，承擔起生活重擔，既盡了心，又盡了力。在趙五娘身上體現出中華民族多方面的優秀品德。

趙五娘這一形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民間創作的特點，另一方面她又體現著高明的道德理想。這就決定了這一形象的兩重性，趙五娘這一形象集中體現了封建社會中下層婦女的優點：吃苦耐勞、孝敬溫順、克己待人、勇於自我犧牲。同時也集中體現出下層婦女的弱點：過分的溫順屈從，而缺乏自主意識。過分的忍受而缺乏反抗意識，逆來順受，從一而終。劇中的趙五娘在重重困苦中苦苦掙扎，確實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堅韌性格和自我犧牲精神，但她對自己的悲慘命運怨而不怒，悲而不憤，從未有過抗爭之舉，顯出一種十足的奴性。趙五娘的形象具有典型意義。

蔡伯喈

蔡伯喈被塑造成賢孝子的形象，又是一個有情的丈夫。他在京城，處於富貴生活之中，並沒有忘掉父母的養育之恩。他還時時想到父母的衣食冷暖，擔心父母在家挨飢受餓，還設法給父母寄錢寄信，處於錦衣玉食之中，他還有一顆對父母的愛心，還保存有骨肉之情。比之於那些投靠權貴，認賊作父，忘恩負義的衣冠禽獸來說，他確是一個有品德，有孝心的兒子。他被迫招贅牛府，生活在溫柔之鄉，但他時時想著家中的妻子趙五娘。他並沒有因贅入牛府就忘卻自己的糟糠之妻，還是那樣一往深情的愛她。他是一個忠於愛情，有良心，有善心的丈夫。蔡伯喈的形象，也是頗為感人的。不過這只是表面現象，面對他的岳父大人，他連據理力爭一下都不敢，是否懦弱了點呢？雖然趙五娘、蔡伯喈的形象中，也有愚孝的成份，但是瑕不掩瑜。

張廣才

張廣才也是一個成功的形象，他是中華民族優秀品德“義”的化身。飢荒年間，他將得到的救濟糧分一半給趙五娘，幫助她一家度日。蔡公蔡婆死後，他又贈送棺材，幫助這個弱女子葬送公婆。他救人於危難之中，有恩於人還不圖報答。他那顆同情苦難之心，救人危難之心，助人為樂之心，是中華民族的善良之心，仁愛之心，無私之心在閃閃發光。因此，張廣才的形象就成了千百年來人們歌頌的形象。

《琵琶記》是高明根據長期流傳的民間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改編的。據《南詞敘錄》透露，《趙貞女蔡二郎》原本的情節是揭發蔡伯喈一旦飛黃騰達后就背親棄婦，停妻再娶。後來趙貞女上京尋夫，伯喈竟喪盡天良，馬踩趙氏，結果他自己遭到懲罰，被暴雷震死。正如京劇的《小上墳》“啰啰腔”唱詞所說：“賢慧的五娘遭馬蹦，到後來五雷轟頂是那蔡伯喈。”整個劇情與《王魁》和《張協狀元》相似，都是鞭撻封建士子負心忘本的卑劣行徑的。但高明把《趙貞女》改編為《琵琶記》時，把蔡伯喈寫成了正面人物，頌揚他是全忠全孝的典型，並且把悲劇的結局改成了大團圓。

劇中說蔡伯喈原是孝子，同趙五娘結婚後感情很好。戲劇矛盾的原因是：他本來不肯上京應試，而父親不從；他考中狀元后，牛府招之為婿，他辭婚，而牛丞相不從；他想辭官歸里，而皇上又不從。這就是所謂“三不從”或“三被強”，證明“背親棄婦”是被迫造成的，責任不在蔡伯喈，這便是為蔡伯喈衛護的主要關目。劇中另一條線索是寫蔡伯喈入京后家鄉陳留郡遇到了嚴重的災荒，趙五娘極其艱難地維持一家的生計，蔡婆和蔡公在飢餓中死去后，趙五娘一路彈唱琵琶詞行乞，到京師尋找丈夫。由於牛小姐的賢惠大度，終於使趙五娘和蔡伯喈團圓，並得到了朝廷的旌表。高明的創作意旨很明顯是藉此宣揚封建道德，他在劇本開場的《水調歌頭》詞中宣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不過，在指出其封建性的糟粕的同時，還應看到劇中存在著民主性的精華，主要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勞動婦女趙五娘的悲劇形象。劇中通過趙五娘的悲慘遭遇，譴責了科舉制度的蠹害人心，揭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反映了農村遭災后的慘象，抨擊了官吏魚肉鄉民的暴行，突出了元代末年的社會矛盾。

《琵琶記》總體上看，作者主觀希望“為文人立心”，宣傳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內容比較複雜：表明封建社會忠孝難以兩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時又有一定批判；在宣傳封建道德時，對於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如牛丞相的專橫、地方官的腐敗。

《琵琶記》在藝術技巧上有可以借鑒的地方。這個戲長達四十二出，但情節的處理卻很緊湊密合。作者把京城牛府與鄉下蔡家這兩條線索的戲劇衝突交錯寫下來，使丞相府第驕奢豪華的生活與農村百姓的苦難遭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既映示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現實，又產生了冷熱對照的藝術效果。作者對語言的運用也很得體，能照應到各種不同階層人物的身份，如牛府諸人的語言尚雅，鄉村蔡家諸人的吐語俚俗，富於個性，表現在曲詞上，也能用淺近的口語描摹出人物複雜的思想感情。

《琵琶記》的結構布置最為人稱道。《琵琶記》是雙線結構。一條線是蔡伯喈上京考試入贅牛府；一條線是趙五娘在家，奉養公婆。在宋元南戲和明清傳奇中，有許多劇本都是雙線結構，但在這些雙線結構中，所組成的兩個故事，有許多是互不相關的，它們不能彼此促進，互為增輝。而《琵琶記》的雙線結構不同，它們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個主題。兩條線索交錯發展，對比排列，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效果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葯》，《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衝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刻畫了典型環境描中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寫了“曠野原空，人離業敗”、“飢人滿道”、災害頻仍、官吏魚肉鄉里的典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描寫了趙五娘悲慘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災荒歲月中兒獨自養親的艱難處境，從而以她的形象體現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中國婦女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里的美好品質。正因為如此，趙五娘的形象才長期活躍於舞台，贏得了幾百年來廣大讀者觀眾的深切同情，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琵琶記》的語言，文采和本色兩種兼備，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蔡伯喈在京城生活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語言，詞句華美，文采燦然，語言富於色彩，講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運用，是一種高度詩化的語言，是一種高雅的語言。這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富貴生活的環境而決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識的人，說起話來，自然就雅，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們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台樓閣的華屋，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用華麗的語言來寫豪華的生活，才能和諧一致。趙五娘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語言。自然樸實，通俗易懂，生活氣息很濃。不講究詞藻的華麗，典故的運用，詞句的雕琢。這是一種接近於人民生活的語言。趙五娘這條線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語言，也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貧窮生活而決定的。趙五娘、蔡公、蔡婆、張廣才等，都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會咬文嚼字，子云詩曰。他們生活在農村，住的是民房，過的是農村生活，用樸素的語言來描繪這種生活，才能和諧一致。劇中兩種不同的人物，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構成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這是《琵琶記》運用語言的獨特之處。

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郁，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琵琶記》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傑出作家。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隻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所以，過去把它稱為“南戲之祖”。

明·魏良輔《曲律》：《琵琶記》，乃高則誠所作，雖出於《拜月亭》之後，然自為曲祖，詞意高古，音

韻精絕，諸詞之綱領。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金元人呼北戲為雜劇，南戲為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為絕唱。”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不見扭造，所以佳耳。”

明·呂天成《曲品》：“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聞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吃糠》一出，句雲‘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為一，洵異事也。”

清·黃圖珌《看山閣集閑筆》：“《琵琶》為南曲之宗，《西廂》乃北調之祖，調高辭美，各極其妙。”

《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譽《琵琶記》是“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南詞敘錄》）。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儘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衝突之中。《琵琶記》的悲劇意蘊，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高明，字則誠，號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他的生年約在1305年前後。他的卒年有元末說和明初說兩種說法。持元末說者，認為卒於1359年。持明初說者，認為卒於朱元璋開國以後。高明四十歲左右中了進士，在杭州等地作過小官。後來隱居在寧波城東的櫟社鎮，《琵琶記》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他的劇作除《琵琶記》外，還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