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嘉措

索南嘉措出生於西藏拉薩附近的一個貴族家庭，據說這是西藏最早皈依佛教的家族之一，他們在當地有很強的政治勢力。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哲蚌寺上層僧人迎至寺內，作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轉世，這是格魯派實行活佛轉世制度的正式開端。嘉靖二十八年受沙彌戒，嘉靖三十一年任哲蚌寺座主，嘉靖三十七年兼任色拉寺座主，嘉靖四十三年受比丘戒。

在索南嘉措出生的前一年，即1542年，西藏黃教領袖、著名寺院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池巴(即法台)根敦嘉措逝世。由於黃教嚴禁僧人娶妻，故採用喇嘛教早已行用的“轉世”制度解決寺院領袖的繼承問題。“轉世”的辦法，依據的是佛教關於靈魂不滅、生死輪迴的學說。具體做法是，凡寺院領袖(通稱為活佛)死後，寺院上層通過占卜、降神等儀式，尋覓在活佛圓寂的同時或不久出生的若干兒童，從中選定一個“靈童”作為活佛的“轉世”，迎入寺中繼承其宗教地位。哲蚌寺的僧眾經過一個時期的尋覓，確認索南嘉措就是根敦嘉措轉世的靈童。並於1546年，即索南嘉措虛歲4歲時把他迎入寺中供養。

在哲蚌寺，索南嘉措受到嚴格的宗教教育和訓練。7歲時(1549年)，他拜時任哲蚌寺池巴的索南札巴為師，受了沙彌戒。11歲時(1553年)，李南札巴卸職，索南嘉措被寺眾公推為第十二任池巴。22歲時(1564年)又拜格勒巴桑為師，受了比丘戒。

索南嘉措在名師的指導下，經過刻苦的學習，佛學修養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受比丘戒后，他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到各地講經弘法上。先是赴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講經，以後又雲遊山南、達布等地區，說法收徒。又返回拉薩，接受色拉寺僧眾的請求，擔任了該寺第十三任池巴。

當時藏語地區(包括西藏和青海的一部分)佛教教派很多，主要有薩迦、噶舉、格魯等派。噶舉派俗稱白教，當時統治著西藏地區的第司政權就是屬於這一派的。但是由著名僧人宗喀巴創建的、俗稱黃教的格魯派，在宗喀巴及其弟子們的努力下，影響迅速擴大，受到了第司政權的扶植，還受到明朝中央政權的禮重。索南嘉措在前輩奠定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傳教活動，不但使黃教在西藏、青海地區的根基更紮實，還把黃教傳到了內蒙古。

明朝時期，蒙古地區分為兀良哈、韃靼、瓦剌三部。至明中葉，韃靼部的俺答汗在位，勢力最為強大，屢次侵擾內地，明朝廷無力制御。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俺答汗率眾西入青海，明廷無可奈何，只好採用懷柔的辦法，於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年)封俺答為順義王，聽任其在青海活動。

俺答汗在青海接受了黃教的影響，變成了黃教的熱烈信徒。那時索南嘉措已經成為黃教的重要領袖，名聲很大。俺答汗慕其名望，於1576年派代表到西藏，邀請索南嘉措到青海與其會晤。索南嘉措欣然接受了邀請，於1577年11月從拉薩哲蚌寺動身，至次年5月抵達青海，在仰華寺會見了俺答汗。兩人談得很融洽，很快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會見后，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索南嘉措則回贈俺答汗“咱克瓦爾第徹辰汗”的尊號。

“聖識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齊爾達喇”是梵文，意譯為“金剛持”；“達賴”是蒙古語，意思是大海；“喇嘛”是藏語，意思是上師。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這一尊號，大意是“遍知一切的執持金剛無堅不摧廣博得像大海一般的上師”。簡單地說就是“達賴喇嘛”，也就是“大海一般的上師”。從此以後，西藏黃教中哲蚌寺、色拉寺這一系統的領袖 開始有了“達賴喇嘛”的稱號。後人把這一稱號追贈給索南嘉措承傳所自的前兩代黃教領袖根敦朱巴、根敦嘉措，分別稱他們為第一世達賴喇嘛和第二世達賴喇嘛，因而索南嘉措成為第三世達賴喇嘛。

至於索南嘉措贈給俺答汗的尊號，“咱克瓦爾第”也是梵文，是“轉輪王”的意思，“徹辰汗”是聰睿之王的意思，有既是人間之主又是佛教聖人的含義。俺答汗得此尊號，心中大喜，對於索南嘉措更加尊崇和信任。當時蒙古人大多信奉薩滿教，遵行丈夫死後妻妾殉葬的陋俗，還有為死者宰殺很多駝馬作祭祀的風氣。索南嘉措用佛教不殺生的教理開導俺答汗，勸他廢除薩滿教的落後風習。俺答汗接受了索南嘉措的意見，下令在本部民眾中推行，由此蒙古人逐漸拋棄了薩滿教，改信了黃教，促進了蒙古社會的進步，也加強了蒙、藏兩個民族的友好關係。當然，索南嘉措也因而得到全體蒙古人的敬仰。

明朝廷方面，不久也獲悉了索南嘉措到達青海，成為俺答汗言聽計從的顧問的情況。明廷充分認識到索南嘉措的作用和影響，產生了借重索南嘉措搞好朝廷與韃靼部落關係的想法。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年)，朝命甘肅巡撫侯東萊設法會晤索南嘉措，敦請他勸說俺答汗率眾離青海回內蒙。於是侯東萊便發使到青海請索南嘉措赴甘肅與他會晤。

索南嘉措接到侯東萊的邀請，便找俺答汗商議，俺答汗勸他接受邀請。索南嘉措乃於這一年的冬天到了甘肅，受到侯東萊的隆重接待，規格一如當年元朝接待帝師八思巴一樣，就連住的地方也安排在當年八思巴住過的幻化寺。索南嘉措通過侯東萊了解到朝廷的善意，便也主動地向朝廷表示自己的誠心。他在幻化寺給執政宰相張居正寫了一封信，表示“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讚天下太平”，“有閣下分付順義王(即俺答汗)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隨信還給張居正送去了觀音像、氆氌、金剛結子等禮物。張居正接到索南嘉措的來信和禮物，不敢擅自接受，立即向神宗作了報告。神宗皇帝命張居正收受下來，並答應了索南嘉措希望通貢的要求。這就標誌著達賴喇嘛與明朝政府正式發生了關係。當時明朝政府還沒有給索南嘉措賞賜封號，但按明朝的制度，只有法王、國師才有資格向皇上進貢。既然皇帝已明令准許其上貢，自然表明朝廷已承認了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上的崇高地位。而明朝朝廷特別看重索南嘉措，給予特殊禮遇的基礎，則是索南嘉措在青藏地區的巨大影響。正如《明史》所記載的，索南嘉措在青藏，“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都是明廷在西藏封的王)，亦皆俯首稱弟子。”明廷禮敬索南嘉措后，又反過來加強了他在藏區的地位，“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索南嘉措許諾勸俺答汗回內蒙的事，也有了順利的結果。他與甘肅巡撫會晤后，立即返回青海。俺答汗聽從了他的勸說，第二年(1579年)就與索南嘉措告別，率大部返回內蒙古土默特部。朝廷經年用兵辦不到的事，索南嘉措在談笑間就辦妥了。他還派了一位名叫東科爾呼圖克圖雲丹嘉措的得力僧人，作為自己的代表，跟隨俺答汗去內蒙古講經說法，進一步擴大黃教在內蒙的影響。

此後三四年間，索南嘉措一直在青海、西康(今西藏東部)地區講經說法，收授生徒，從事各種傳教活動。其間西藏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曾捎信給索南嘉措，希望他早日返藏。但是，也許是索南嘉措厭倦了西藏宗教派系無窮無止的爭鬥傾軋，也許是他覺得在西康和青海的活動對於佛法大業有更重大的意義，所以他沒有答應三大寺的請求，而繼續在西康、青海各地弘法。明神宗萬曆八年(1580年)在西康理塘地方，為理塘大寺舉行了開光儀式。萬曆十一年(1583年)，應青海塔爾寺附近的部落頭人及塔爾寺池巴的邀請，到塔爾寺講經。塔爾寺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誕生地，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當地信徒修建了一座小寺，取名塔爾寺，意譯為“根本木”。索南嘉措來到此教主誕生之地講經，可見黃教發祥地信眾對他的欽重。索南嘉措來寺后，得到周圍蒙藏部落頭人的資助，又擴建了塔爾寺。這一件事，極富象徵性，表明索南嘉措繼承宗喀巴的事業，使黃教不斷發揚光大。

就在這一年，俺答汗逝世。索南嘉措應繼位的僧格都棱汗的邀請，於次年(1584年)從塔爾寺動身，前往內蒙為俺答汗誦經祈禱。一路上講經說法，走走停停，至1585年才到達內蒙古的鄂爾多斯西拉烏蘇河右岸的依克沙巴爾。他在這裡與蒙古王公們進行會談，並調停了三個蒙古部落之間的戰爭。又於次年(1586年)，到達歸化(即今呼和浩特)，與僧格都棱汗會晤，為俺答汗的逝世舉行了隆重的祈禱儀式。

索南嘉措在內蒙期間，大力宣揚黃教，在歸化建立了錫熱圖召寺。1587年，應察哈爾部首領圖門汗的邀請，又到內蒙古東部地區去講經說法，廣收門徒。同年，外蒙古喀爾喀阿巴代台吉遠道前來拜見，索南嘉措贈給他“諾門汗牙齊瓦齊爾可汗”的尊號。借著這個契機，黃教的影響更擴展到外蒙古地區了。

索南嘉措在內蒙弘揚黃教的努力受到了蒙古王公們的肯定和表彰。其時僧格都棱汗又去世了，其子□力克即位，並襲爵為順義王。1587年，□力克上表朝廷，請求賜給索南嘉措“朶爾只唱”的封號。“朶爾只唱”是藏語“金剛持”的意思，與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梵語“瓦赤爾達喇”同義。明神宗根據順義王□力克的請求，派遣官員到內蒙古，邀請索南嘉措到北京與自己會晤，並請他在北京講經說法。索南嘉措接受了明神宗的邀請，即從內蒙動身趕赴北京。不幸中途在內蒙卡歐吐密地方圓寂，時為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年)三月二十六日，享年46歲。

索南嘉措的一生是大力弘揚黃教的一生，也是努力協調漢、藏、蒙民族關係及中央與蒙、藏地方關係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生。他的所作所為，為歷世達賴喇嘛樹立了光輝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