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四牌樓
北京城的繁華商業街
西四牌樓是西四的全稱,它與皇城以東的東四牌樓相對稱,是北京城兩個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繁華商業街。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北平更名北京成為人民的首都。城市迅速發展,為了改善道路狹窄,交通受阻的現象,於1954年該地區展寬馬路時,將這四座牌樓拆除。
牌樓又名牌坊,多建於陵墓、廟宇、祠堂、路口和園林中。我國古代園林規劃、建設上講究格局和氣勢。牌樓是城市的裝飾物。據史書記載,明永樂年代建設北京城時,就在東四、西四、東單、西單、東、西長安街等處建有牌樓。這種布局使北京城更加雄偉壯觀。城市牌樓對老百姓來說,是行路辨別方向的標誌。西四牌樓處是東、西、南、北相同的十字路,每個路口各建一座四柱三樓式描金、油漆彩畫、木結構的牌樓,檐下有如意斗拱。據《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南、北路口的牌樓上都書“大市街”,東路口牌樓上書“行仁”,西路口牌樓上書“履義”。《京師坊巷志稿》此記載有誤,根據《日下舊聞考》中有關記載是:“崇文門北去里許為單牌樓,曰就日。又北為四牌樓,東曰履仁,西曰行義,南北曰大市街。”“宣武門北有單排樓曰瞻雲,又北二里有四牌樓,東曰行義,西曰履仁,南北曰大市街。”故西四牌樓南、北路口的牌樓上都書“大市街”,東路口牌樓上書“行義”,西路口牌樓上書“履仁”。
商業歷史
西四牌樓一帶的街道早在元代時已形成,但是由於元代記載大都城的史書《析津志》早已散失不全。所以,無法查證西四牌樓的確切情況。有的文章說,元代時西四牌樓就是繁華的商業街,那只是推測,沒有可靠的史料做佐證,它不象積水潭和鐘鼓樓一帶的歷史面貌,在《析津志輯佚》上有記載,而且在元人寫的《大都賦》上也有記述。因之,本文寫西四牌樓的有關商業歷史只能從明代寫。
西四牌樓這個地方成為一個買與賣的商業街並開始繁榮起來,應從明代起。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北京的商業經濟十分興隆。據《定例彙編》記載:乾隆三十年,“京城為輦轂重地,商賈雲集”。西四牌樓在這個時期,馬市、羊市、缸瓦市、豬市等都已出現、形成。因為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驢和馬。豬、羊是城市老百姓生活必需品,交易昌盛。這是西四牌樓一帶成為繁華商業街的第一個條件。西四牌樓南通西單牌樓、宣武門,北可達新街口,西至阜成門,交通方便,車馬行人眾多,促進西四牌樓一帶商業興旺,這是西四牌樓一帶買賣興隆的第二個條件。北京官民燒煤是由京西門頭溝一帶煤礦供應。明清時期的阜成門大街,到西四牌樓是運煤駱駝必經之路。因此,西四牌樓一帶的商業繁榮與運煤駱駝隊有關係,他們在西四牌樓一帶打尖(休息喝水吃飯),購買物品。這是西四牌樓一帶繁榮起來的第三個條件。
西四牌樓商業繁榮由店鋪反映出來,據不完全統計,清末民初時,主要店鋪有:恆聚、永聚、永德聚、廣聚和等爐房(熔煉金銀的作坊),豐源長、源興成、仁永順、永源等米面鋪,西廣豐油坊,萬魁乾果海味店,興隆館、新順號、天德館、萬隆號、泰源樓、東順局、廣來號、東永利、馬陳號、新泰號、東和泰、南永泰、四泰號、西興隆、聚興號等豬肉鋪,同和居飯館、砂鍋白肉館等飯館,阜升齋、普安齋等靴鞋鋪,義和、天吉等首飾樓,佩德永、德源齋、永記、永明齋等鐘錶店,韞古齋古玩鋪,開泰號、隆泰號、廣大欣、泰昌號等茶葉鋪,祥聚泰煙鋪,天一堂、老玉和堂、仁和堂、懷德堂等藥鋪,寶興香廠、東隆和、義成號等顏料鋪,長順染坊,麗豐祥、裕昌厚等綢緞莊,隆盛昌南貨庄,東升和鮮果局等知名度較高的店鋪。
地名叫西大市街,俗稱西四牌樓,是南北走向的街道及十字路口處。西四牌樓以北與新街口相接。但是,在民國以前,距北面牌樓不遠,就是現在西四五條東口外,有個奇特的地名叫“當街廟”。據清末民初人崇彝所著《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一書記載:“西四牌樓北,當年在甬中間有一廟宇,座南面向北,名當街廟。其址在石老娘衚衕(1965年改西四北五條)東口,廟供額森牌位。據聞明英宗北狩,後為額森放還朝,感其義,為之立廟,故北面”。這段文字很簡短,對明史《土木堡之變》的扼要概括,可能有些人不清楚其根由,下面需要做個交待。
故事發生在明代正統十四年(1449年),北京以北長城外少數民族瓦刺部也先(額森)率軍卒向北京進犯,明朝軟弱無能的守軍,節節敗退,告急的文書報至京城。英宗在受寵太監王振的慫恿下,親自率大軍草率出征。明軍在宣化府附近的土木堡被圍。也先用假和談的詭計,瓦解明軍鬥志,乘機衝殺。無準備的明軍大亂,全軍覆滅,英宗被俘。歷史上就將它稱為“土木堡之變”。也先捉到英宗,利用北京城內空虛,朝中無主之機,打算用這個被俘的英宗皇帝做政治資本,要挾明朝,取得北京。但是,以大臣于謙為主的抵抗派,堅持保衛北京,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為監國,總管國事。不久,朱祁鈺在於謙等人的勸導請求下,受國太諭旨,即皇帝位,年號為景泰。從而告知也先“明朝喪君有君”,決心保衛北京,誓死拱衛明朝政權。在北京城下,于謙領導全城軍民打敗了也先,北京城得到保護。也先戰敗退走後,他看到這個英宗成了無用之物,留著不如將他放了好,放回去可以使英宗和弟弟景帝(朱祁鈺)爭奪皇位,造成明朝廷內部混亂,政局不穩。所以,才將他放回。明景泰八年(1457年),明英宗發動政變,廢了景帝,他又重新登上皇帝寶座,這就是明朝歷史上的“奪門之變”。
英宗奪了政權重新做了皇帝后,無恥地將瓦刺部的也先當為恩人來感謝,命人在西四牌樓北側道路當中建了此廟。“當年車馬皆由廟之兩旁繞行”。民國初年,“修馬路時始拆卻”。但是,在民國六年(1917年)出版的《北京市地圖》上,該地還記為“當街廟”地名。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最新北平全市詳圖》上“當街廟”地名改稱“西四牌樓”了。新中國成立后,1965年,全市整頓衚衕地名時稱“西四北大街”。
西大市街明代簡稱為“西市”。關於西市是明朝時的殺人刑場,有人撰文寫的較詳,本文不再贅述。但是明朝為什麼將刑場設於此處不設在別處?因為我國古代封建王朝處決犯人都在繁華的鬧市,以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所以有“刑囚於市”和“棄市”之說。由此,說明西四牌樓在明代是個相當繁華,店鋪眾多,車馬行人如梭之處。
合併圖冊
西四牌樓東面的這條街很短,往東約三百多米就是皇城根。這條短街在明末清初,馬販子從長城的北口和西口趕來的馬匹在這條街上販賣,而形成馬市。因為東四牌樓也有馬市,故人稱這裡為西馬市大街。到了清道光年間,在這條西馬市大街的街南街北,一些山東籍商人開辦了約有二十幾家豬肉鋪。這些豬肉鋪都以整片生豬銷售。與他們交買賣的主要對象是各小豬肉杠和舉辦婚喪嫁娶、宴請客人造廚辦酒席及飯莊飯館等戶。北京在清末民初時,有兩個生意興隆的豬市,一個是東四牌樓豬市,另一個就是西四牌樓豬市。
提起東安市場人人皆知,但是在民國初年,西安市場也曾名噪一時。這個西安市場就在西馬市大街北側,一個叫“西安大院”處。北口在小糖房衚衕。西安大院南北是狹長的小巷,中間是個寬闊的小廣場(現已建民房)。因此處離西安門很近故稱西安大院。市場里有賣扒糕、豆汁、涼粉、灌腸、老豆腐、炸丸子、豆面糕、清油大餅、糖耳朵、油餅、鹵丸子、豌豆黃等風味小吃攤。有說相聲、唱大鼓、變戲法、摔跤、打把式、拉洋片等遊藝場地。當年有名架冬瓜、老倭瓜、焦德海和劉德智等藝人都曾在這裡賣過藝。相聲大師侯寶林也曾在西安市場說過相聲。侯寶林在《我的青少年時代》的回憶中說:“我跑遍了北京的街頭市場,西單商場、東安市場,我干過;西安市場(就是現在的勝利電影院那兒)一進南門路東有個茶館叫欣蚨來,我干過。”這裡除欣蚨來還有兩三個小茶館,有的請王傑魁、品正三、連闊如等評書藝人說評書,有的邀來名票友清唱京劇。這些票友除武戲限於場地不能上演外,其他一切唱工大小戲都可演出。有小段摺子戲,釣金龜、擊鼓罵曹、五台山、轅門射戟等,而且還經常演出四郎探母、紅鬃烈馬等連本大戲。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平淪陷,西安市場停辦。
新中國成立后,1965年西馬市大街改稱西四東大街。
西四牌樓西大街,一直往西就是阜成門,所以從明代至清乾隆年間,始終稱阜成門大街。約在乾隆年後,從溝沿往東,直至西四牌樓稱“羊市大街”,溝沿以西,還稱“阜成門大街”。也就是原一條阜成門大街分為兩段,有兩個街名,其原因就是,每天上午,羊販子趕著羊群在西四牌樓西這條街上賣羊,全市需要羊的買賣店鋪到這個羊市購羊。日子長了,人們就將這段大街叫羊市大街。到了1965年,由於羊市早在民國年間已不存在,故將羊市大街和阜成門大街合併,統稱阜成門內大街。
廣濟寺
據《京師坊卷志稿》記載:“宏慈廣濟寺在廟(歷代帝王廟)東,臨大市街,舊為西劉村寺”。相傳這座寺建於金、元相交的年代,元末時被毀。後來有個叫普慧的高僧與其弟子圓洪在宦官廖屏幫助下,得其資助,於明成化二年(1466年)建成。廣濟寺雖然歷經滄桑,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但是依然保存完好,不僅殿宇整齊,而且寺中的舍利閣與其它殿房都藏有許多古今文物和大量佛教文獻。
西四轉角街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