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石經

東漢光武中興之後，光武帝愛好經術，大力倡導經學，使本來已經衰落的 經學再次興盛起來。在這種興盛的學風之中，也存在很多問題，就是所據的五經因為諸家所據本子不同，所解釋的經義也有很多差異，紛紜難定，莫衷一是，這讓後學者有點無所適從。荀悅《申鑒·時事第二》言：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佚，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友，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到了漢章帝建初年間，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花費數月的時間，對五經文字和經義“考詳同異”，漢章帝親臨督導，讓班固等人負責記錄匯總整理，最後撰成《白虎通義》。

這個時候，古文經已經在學術上有了影響，所以又詔高才生學習《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等古文經，雖然不立學官，但是都提拔為地位比較高講郎，為皇帝服務。目的是為了網羅遺逸，博存眾家。

漢和帝的時候也經常到東觀去看書，倡導經學。

可是到了鄧太后主政的時候，對經學不怎麼重視了，管理不善，學者開始懈怠，不思 學問。當時有樊准、徐防等人都曾經上書，力陳督促學術的好處，又說現在在儒職上的人很多不稱職，於是下詔公卿進行選拔，三署（五官署、左署、右署）郎能通經術的人都獲得了起用。

到了漢安帝即位，看不起學問，不予重視，於是老師懶得講，學生懶得學，所謂“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校都荒廢凋敝。

漢順帝的時候，順帝採納大臣翟酺奏議，重新擴建太學，“凡所結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各郡國的學者、大儒都補為郎和舍人，以此來鼓勵學術，重振學風。

到了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後下詔，命令“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從此遊學之風開始盛行，學生曾經達到三萬多人。但這個時候對於經義的解釋已經非常疏漏，真義喪失，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開始衰落。

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黨錮之禍以後，在朝的高名善士大多被驅逐流放。後來就導致了學術上的忿爭，互相告密。也有人私自賄賂蘭台管理人員，更改蘭台藏書的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造成五經文字和經義的混亂。

而石經的刊刻，就是為了統一五經文字和經義，達到一致的目的。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於是有了熹平石經。但是《漢書·儒林傳》說這石經是“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則是錯誤的，陸德明《經典釋文》也沿用了這個說法，其實都是不對的。漢熹平石經為一字隸書，“三體石經”是魏之所建。

刊刻熹平石經的第一功臣是蔡邕（字伯喈），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漢靈帝建 寧三年（公元170年），蔡邕受到司徒橋玄的敬重，被任命為河平長的官職，後來被召回拜為郎中，在東觀負責校書，後來又升遷為議郎。蔡邕博學多才，他在校書時發現經書因為輾轉流傳日久，文字出現了很多錯謬，而當時一些文人弄不懂這些文字，在解釋時任意穿鑿附會，貽誤後學。因此，到了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他和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人，上書給靈帝，要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同意了。《後漢書·靈帝紀》說：“（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與校訂五經文字的還有盧植、張馴等人。文字校訂確定后，具體是由蔡邕親自在碑上書寫文字，讓刻工鐫刻，《隋書·經籍志》里說：“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

熹平石經的第二個功臣是宦官李巡。根據《後漢書·宦者呂強傳》記載，李巡是汝南汝陽人，靈帝時的宦官。當時在宮中，李巡與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北海趙佑都因為清廉忠正被士人所稱讚，五人都生活在宮中小巷裡，不和別人爭奪威勢權力。李巡身為宦官，卻博學多才，曾經注過《爾雅》。他認為諸位博士監考甲乙科，都互相不服氣，為了一爭高下，於是不惜泄題徇私，甚至有人賄賂當時的圖書館蘭台的管理人員，在所藏的書經上作改動，把符合自己這派經意的文字寫上去，以求獲得承認。於是，李巡前去向靈帝請求，自願與諸位大儒共刻《五經》文在石碑上，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就下詔命令蔡邕等人校正石碑文字。自從《五經》被校訂之後，爭鬥的人就漸漸銷聲匿跡了。現在能看到的漢石經殘拓中有“巡欲鑿石正書經字立於太學”的字樣，“巡”即李巡，說明李巡的確是奏請並參與刊刻石經的重要人員。

石經刻成后，立在漢太學門外，供后儒晚學參證。當石碑剛刻立的時候，每天前來觀看摹寫的車輛都過千，連道路都堵塞了，可見其影響之大，觀學者之眾，可謂盛況空前。熹平石經的刻立，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盛舉。

關於熹平石經的經數、石數等具體情況，王國維在《魏石經考》中有很詳細的考證，茲將其大體考證的情況介紹如下：

漢石經經數，《後漢書·靈帝記》、《盧植傳》、《儒林傳序》、《宦者傳》都說是“五經”；《蔡邕傳》、《儒林傳·張馴下》，則說有“六經”；《隋書·經籍志》則說是“七經”。其書目，《洛陽記》（《後漢書·蔡邕傳》注引）列舉的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五種；《洛陽伽藍記》列舉的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種；《隋書·經籍志》列舉的則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據拓本）；宋時存《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五種（據殘石）。也就是說，此先諸書所記石經經數有五、六、七經之不同。

關於漢石經的石數，《西征記》（《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引）說有四十枚，《洛陽記》說有四十六枚，《洛陽伽藍記》說有四十八碑，《水經注·谷水篇》卻認為四十八碑是魏三字石經的數目，《北齊書·文宣帝紀》說有“五十二枚”，也是說法紛異不定。

王國維認為，經數以《隋志》所記最準確，石數以《洛陽記》所記最準確。《洛陽記》云：

“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其中所記碑之方位、存毀，比《水經注》、《洛陽伽藍記》詳細，說明此書當在酈道元、楊炫之二書之前。惟所記經數有錯誤：於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經；又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指《儀禮》言，這個都可以用諸經字數證之。

漢石經，據傳世宋拓本，《尚書》、《論語》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數不同，故不能確定其每行有多少字），其它經當大體符合這個標準。又據《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說，石經高丈許，廣四尺，則縱得七十餘字者，橫當得三十餘字。今以一碑卅五行、行七十五字計算，則每碑大約有二千六百二十五字。

又漢、魏石經皆表裡刻字，則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當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而《洛陽記》說西行的《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好像這二十八碑止刻了三經。今據唐石經字數，則《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漢石經無《偽古文》二十五篇並《孔安國序》，僅得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

又唐石經，《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漢石經《公羊傳》無經文，並《何休序》僅得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字。三經共七萬六百七十字，則十五碑已足以容納下了，用不到二十八碑。惟加以《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據唐石經《毛詩》字數，《魯詩》字數未必與《毛》同，然當不甚相遠。他經放此）、《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據宋李燾《春秋古經後序》所計），共十有二萬八千又九十字，約需二十有五碑。而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則《魯詩》每章之首，與《公羊傳》每章之首，皆空一格；又經后各有校記題名，恐正需二十八碑。此西行二十八碑，於《易》、《書》、《公羊傳》外當有《詩》、《春秋》二經之證。

《洛陽記》又說“南行，《禮記》十五碑。”魏晉以前，亦以今之《儀禮》為《禮記》（鄭君《詩·采蘩》箋引《少牢饋食禮》、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士相見禮》、《釋言》注引《有司徹》、《釋草》注引《喪服傳》，皆雲《禮記》），非指《小戴禮》之四十九篇。以經字證之，《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據唐石經），非漢石十五碑所能容，因為以漢石經每碑字數計算，需要有十九碑；惟《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則需十一碑，其餘當為校記題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為《儀禮》之證。又據《儀禮》經文字數計算，僅需十一碑就可容納，加上校記，也不過十二碑，而說有十五碑，懷疑其他三碑是表奏之類的文字。

《後漢書》注引陸機《洛陽記》說：“《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洛陽所出殘石，有一石有劉寬、堂溪典諸人名，其裡面又有諸經博士、郎中姓名，其文甚長，恐怕不是一碑所能容納的，應當在十五碑之中。

其所云“東行，《論語》三碑”（原作二碑，顧氏《石經考》引改為三碑。以總數計算，顧改是也），與《論語》字數正合。

以碑數與經文字數互校，則漢石經經數當為《易》、《書》、《詩》、《禮》（《儀禮》）、《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故漢時謂之五經，或謂之六經。《隋志》謂之七經，除《論語》為專經者所兼習，不專門置博士外，其餘的都是當時博士所教授的內容。

其石數當為四十六碑，而《洛陽伽藍記》所舉之《禮記》（後魏時專謂四十九篇者為《禮記》），《隋志》注之梁時《鄭氏尚書》八卷，《毛詩》二卷，既非博士所業，又增此三種，則與石數不能相符，這些都可以確定石經里沒有這些。

石經刻成后，摹拓甚眾，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後世皇家藏書中有專門著錄的石經摹本。根據《隋書·經籍志一》的記載，當時收藏的石經有：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熹平石經自東漢末以降，屢經喪亂，不斷被損毀，終至殘滅，又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慘事。大體經過如下：

漢末董卓遷京毀洛陽宮廟，太學荒廢，石經始遭損壞。

永嘉之亂及晉室南遷，洛都文物多被摧殘，石經亦未能倖免，又有部分損毀。

北魏之初，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太學經石以建寺塔，(石經)大致頹落(《魏書·馮熙傳》)。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年)，國子祭酒崔光曾議請脩補未成(《魏書·崔光傳》)。

東魏武定四年(546年)，把石經自洛陽遷於鄴都(今河北大名縣東北)，行至河陽，遇到岸崩，有一部分沉入水中，最後被運抵鄴都的不到大半(《隋書·經籍志》)。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石經又被從鄴城遷回洛陽(《周書·宣帝紀》)。

隋開皇六年(586年)，又自洛陽載至長安，但沒受保護。其後，負責修建宮殿的官署常把石經用做柱子的底座(《隋書·劉焯傳》、《隋書·經籍志》)。

唐貞觀初年，魏徵開始收集殘存的石經，已十不存一(《隋書·經籍志》)，後來連這些也不知去向。

北宋時，曾在洛陽太學舊址出土過石經殘片，但為數不多。

直到近年，復絡繹出土，其中洛陽最多，西安次之。

漢熹平石經殘石並拓版，主要見於《漢石經集存》中的拓本及宋·洪适著《隸釋》所收漢石經《論語》殘字。

熹平石經殘石據拓本統計現共收集總有8800餘字，現分藏洛陽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西安碑林、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台*灣歷史博物院、台*灣中央研究院以及日本書道博物館、藤井有鄰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處。

今民間學者趙秋成先生利用目前尚可見到的一字石經殘石拓本，並參閱其它相關出土文獻，對一字石經的《易》、《書》、《詩》、《禮》（《儀禮》）、《春秋》、《公羊》、《論語》作了復原，搜羅齊備，爬梳剔抉，用功甚勤，使已經佚失的一字石經又可以以整體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從書法角度上來說，《熹平石經》是漢隸成熟期方正平整一路的典型。因是官方巨制，書丹者又是蔡邕等一流的國手，其結體方正，字字中規入矩，一絲不苟，點畫布置勻稱工穩，無懈可擊。用筆方圓兼備，剛柔相濟，雍容典雅，恢宏如宮殿廟堂。梁武帝《書評》云：“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

《熹平石經》集漢隸之大成，不但在當時被奉為書法的典範，而且流風所及，極深至遠。《熹平石經》不但起漢字由隸變楷的橋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相對於經學史來說，熹平石經為現行諸本之祖且承前啟後的作用顯見。

馬衡《集拓新出土漢魏石經殘字》序曰：“世之言版本學者，舍寫本外溯至五代，宋槧本尙矣。然此猶非刻本之起源也，吾國版本之最古者不能不推漢魏之石經，故阮元之校勘《十三經》首采漢石經也。”清·嚴可均在《唐石經校文》中言：“石經者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此言相對於《熹平石經》來說應該是最為中肯恰當！

熹平石經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印刷術發明前的一種圖書編輯出版活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一、訂誤正偽，平息紛爭，為讀書人提供了儒家經典教材的範本。

第二、開創了我國歷代石經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經文範本的做法，自此創例后，又有魏三體石經、唐開成石經、宋石經、清石經。同時，佛、道等諸家也刻有石經，構成我國獨有的石刻書籍林。

第三、啟發了捶拓方法的發明。捶拓技術是雕版印刷術的先驅，因此，石經對印刷術的發明也有間接影響。史載《石經》刻成以後, 每天都有很多人去抄寫, 或用捶拓的方法, 揭取印本正是這種從石版上捶拓文字的辦法開了我國印刷術的先河石版上所刻的文字是正面而凹人的, 把紙鋪在上面, 打平, 再用含墨的絮包捶打紙面, 揭下來, 便成了黑底白字的紙上文字後來先人們把這種方法反過來, 加以改進, 在木板上刻著凸出而反寫的字, 用墨刷在板上, 再將紙鋪在上面, 用刷子刷過, 便成了白底黑字的紙上讀物所以印刷是捶拓方法的發展今天我們談印刷術, 必溯源於石經, 把石經拓本說成是最早的印刷品, 亦不過分。

第四、“熹平石經”的出現對中國印刷術的發明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漢代雖然發明了造紙術，但對文化傳播起決定作用的印刷術並沒有發明出來。“熹平石經”是官定儒家經本，是當時所有讀書人夢寐以求的讀經範本，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親臨太學瞻讀摹寫，這樣，一種新的方法—傳拓技術也就應運而生了。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早年練習書法，“熹平石經”就是他臨摹的範本之一。所以說中國拓墨技術的發明與對“熹平石經”經文的需求有密切的關係。而正是由於人們受拓墨技術的啟發，才促進了雕版印刷術的發明。這也是“熹平石經”間接的、更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