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志

王邦志(1513-1600年),字子魚，號東溟。著有《律呂正聲》六十卷，是明朝具有一定成就的律學家，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佔有一定位置。

王邦志祖籍即墨。即墨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歷史上曾先後有即墨三大夫、田單、田橫等仁人志士在此建功立業，也曾有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讀書不其山下，還孕育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曆法《太初曆》的製作者西漢天文曆法專家徐萬且、三世以清廉著稱的西漢名臣王吉王駿王崇祖孫等名臣學士，明清時期更是出現了周黃藍楊郭五大詩書傳家的名門望族。但即便在地靈人傑人才輩出的即墨，王邦直的家族也堪稱書香門第。

自明代起，王邦直家族就自認為是漢諫議大夫王吉的後裔，當地很多縉紳學士也這樣稱呼他們。但因時代久遠，王氏家族是否確系王吉後裔已經很難查考。根據目前的可靠記載,王邦直的先祖王守信，是元朝的處士，也就是一個有才華品德但卻隱居起來沒有出來做官的人；二世祖王伯舉是洪武年間的歲貢生，官至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三世祖王載和四世祖王璧都好讀書，娶的也都是官員之女；五世祖王振明於法律，擅長地理陰陽之學，娶的是尚書之女；五世叔祖王援是貢生，官至教諭。王邦直的六世祖即其祖父王佐，是副榜成化丙午科的舉人，做過山西忻州學正，曾在即墨東關南北街上興建飛黃坊，來彰顯功名並激勵子孫。王邦直的父親王鎬是歲貢生，曾任順天府漷縣訓導，後來升任山西臨縣教諭，著有《漷志》、《臨志》二書。王鎬博學多識，為人又剛直方正，所以很受書生們愛戴，在他卒於任所靈柩返鄉之時，書生們都哭泣著來送別；王鎬還深得同鄉名士藍田的賞識，被藍田讚譽為“大學奧義，無不貫徹，諸子百家，無不精研”。可見，王氏家族是一個尊崇儒家修齊治平之道世代讀書科考的書香門第，也是一個學而優則仕的小官宦之家，而且家族成員為官者又是以教育部門官員為主。

明代正德八年四月十八日，王邦直就出生在這個書香世家。王邦直天性聰敏好學，幼年參加童子科考試就受到考官的賞識。王邦直還十分孝順，在他母親去世時，他異常悲傷，寫了百首《黃鳥詩》,來抒發自己的喪母之痛，因為詩歌感情真摯深沉，令讀者為之悲嘆。後來他的父親王鎬在山西任所突發疾病，等王邦直接到書信趕到山西時，父親已經入棺，他未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為此他捶胸而哭，極度哀痛。隨後，王邦直赤足步行二千多里路，將父親的靈柩運回即墨，路上腳趾生了凍瘡，他也不肯裹足而行。返鄉后，他又按照父親的遺言，請藍田親自為父親撰寫了墓誌銘。可見，王邦直是一個大孝子。

耕讀之餘專心著述

嘉靖年間，王邦志成為歲貢生，也因此進入仕途，成為河北鹽山縣丞。縣丞相當於副縣令，在當時是一個正八品的芝麻官。王邦直為官清廉耿直，不收受一分錢財，還曾經變賣祖產以補充官府開銷。任職不久，王邦直就以汰員身份赴京城參加改選。

王邦志在京城等待改選之時，恰巧趕上朝廷因為災異要求臣民上書言事。王邦直便針對時弊，上書討論時政，列舉了十條:“一曰減賦役以招流移；二曰實倉廩以備凶荒；三曰戒有司以去奢僭；四曰清驛遞以革冒濫；五曰禁勢豪以除暴橫；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競；七曰重功績以明考課；八曰慎作養以剔繁冗；九曰嚴簡練以修武備；十曰振紀綱以勵風俗。”這十條措施，是王邦直針對當時天災多發百姓流離失所、土地高度集中普通百姓沒有田產、外患頻仍邊境告急、吏治腐敗奢靡盛行等時政弊端提出的，既對症下藥，又切實可行，因而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讚許，要求主管官員不要因為王邦直官職低微就不採納，合適的建議就斟酌施行。但是因為王邦直的言論當中有很多譏切時政的地方，甚至曾明指要罷某個當權者之官，這當然犯了官場大忌，也因此觸怒了當權者，所以王邦直不久就被罷官。王邦直就此結束了他短暫的政治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出來做官。

城待選，這是關係一個官員政治前途的關鍵時刻。為了有一個好的前途，此時很多人都在京城找門路走關係，對上疏言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在這樣敏感的時刻，王邦直卻直言進諫直指時弊，絲毫不介意自己政治地位的低微，也毫不計較個人政治前途的利害得失，體現了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和正直勇敢無私忘我的犧牲精神。

王邦志罷官后，返回故里即墨。王氏家族祖居即墨王乾，後來王佐這一支遷居即墨縣城，王邦直出仕之前和返鄉后都是在即墨縣城度過的。像一般風雅的隱居文人一樣，王邦直歸隱山林后，也在自己的院中築了一個小閣，並在此閉門讀書。在即墨城東北半里之處，有一座鏡鎔山。在風水家看來，即墨縣脈來自盟旺山，鏡鎔山所在的位置是縣脈之上的風水寶地，於是就在此建起一座僅有一丈高的小土山，並豎起一塊石頭作為山峰，用來延續縣脈，因為此山又小又圓如同“鏡容”,所以命名為“鏡鎔山”。王邦直的住所距離鏡鎔山很近，所以王邦直就將自己讀書的小閣命名為鏡鎔山房，在耕讀之餘專心著述。有人說王邦直返鄉后住在鏡鎔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方面鏡鎔山只是一座三米多高的人工小土山，根本無法居住，另一方面作為詩書仕宦之家的王邦直家族也不可能安家在即墨人認為的延續縣脈的風水寶地之上。

歸隱山林，為往聖繼絕學

經過近20年的苦心研究探索，王邦志完成了《律呂正聲》六十卷。萬曆二十八年(1600)二月十二日，王邦直去世，享年88歲。崇禎十五年(1642),王邦直成為即墨鄉賢。鄉賢是品德和才學都為鄉人所推崇敬重的人，由此可見王邦直在即墨的聲望。王邦直有兩子兩女。兩個女兒都嫁入了即墨最有名的名門望族，長女嫁給了藍田的族孫，次女嫁給了黃作孚的三兒子黃師善。王邦直的長子王一元是庠生，擅長彈琴作畫，喜好史書。孫子王嘉瑞擅長作畫，尤其喜好松竹。曾孫王馨二十八歲去世，妻子江氏為之殉節。曾孫王馝由王邦直女兒撫養長大，後來遷到小庄，也就是今天城陽區惜福鎮的小庄村，此後綿延不絕，直到今天。

《律呂正聲》是王邦志的嘔心瀝血之作，也是王邦志今日仍為世人所知的最主要原因。萬曆十四年(1586)夏四月十八日，也就是王邦志74歲生日當天，王邦志寫了《律呂總敘》,回顧了自己二十年的艱辛創作歷程。萬曆二十二年(1594),在王邦直82歲時,《律呂正聲》被同鄉翰林周如砥呈送給國史館。萬曆三十六年(1608),也就是王邦直去世八年後,《律呂正聲》由王邦直的姻親黃嘉善、外孫黃宗昌刊刻，並請李維楨、林增志作序，刊刻者署名為王邦直的親家黃作孚，這就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的明萬曆三十六年黃作孚刻本《律呂正聲六十卷》。清代康熙年間，王士禛在明史館，也曾經呈送《律呂正聲》。乾隆年間,《律呂正聲》被編入《四庫全書》,並由四庫館臣撰寫了提要。

全書原分為13冊60卷洋洋30萬言。該書“有圖、有解、有制、有義、有體用、有統會、有經緯”,共有圖表64個。是所輯32部樂類書籍中冊數、卷數、頁數均為最多的一部。相形之下，縱橫比較，王邦直的律學思想體系的提出早於世界著名音樂理論家法國的梅森109年；早於世界偉大音樂家德國的巴赫145年。最保守地認為，也比世界上公認的“十二平均律”創始人朱載堉《樂律全書》(明萬曆丙午1606年)提出"律學思想"的時間早30年以上。

在《律呂總敘》中，王邦志直言，他是因為擔憂律呂失傳，並感傷於很多儒生的牽強附會，才進行律呂研究的。他還坦承，他不辭辛苦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他的研究有助於國家的禮樂制定，並為往聖繼絕學，同時也是用樂進行教化。可見，王邦直雖然已經歸隱山林，身在草野，但是卻依然心繫國家。

《律呂正聲》對我國律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了考證和闡述，同時，對律呂相應等聲樂理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王邦直認為漢唐以來的律呂都有謬誤，不是三代以上的律呂，因此他溯源窮流，並參考大量史書，重修制定律呂。書中還收錄了伯牙學琴、海陽僧人等音樂故事，記有部分琴譜和民謠。

因為王邦志的《律呂正聲》既借鑒古人的說法，又有自己的獨創，建立起了自己科學嚴謹的律學體系，因此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周如砥認為，徐萬且治太初曆第一，千載之後王邦直可以與其媲美。《明史》也對《律呂正聲》做了簡要評論，並稱讚王邦直著述非常的詳備。《四庫全書提要》也稱讚王邦直的《律呂正聲》援引浩繁說理精闢。遺憾的是，因為王邦直不過是一介布衣，他的律學思想和音樂教化理想都無法得以施行，更多的停留在了理論層面。

儘管如此，王邦志的律學思想還是產生了一定影響，推動了中國古代律學的發展。《律呂正聲》還曾遠播日本，幾年前，日本的兩位著名音樂學專家向中國藝術研究院捐贈了一批寶貴的音樂資料，其中就有《律呂正聲》。王邦直的律學思想也推動了青島地區音樂文化的發展。清代以來，青島民間音樂興盛，特別是嶗山道教音樂、膠州茂腔以及萊西鼓吹樂等青島本土著名的音樂品種蓬勃發展，這些恐怕也與王邦直律學思想的流風餘韻有關。進入二十一世紀，王邦直的律學思想，更為當前青島“音樂之島”的文化品牌注入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為“音樂之島”尋覓到了歷史文化的堅固根基。

律學思想之外，還需要我們關注的是，作為一個待選汰員，王邦直敢於直言時弊大膽進諫；作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後學之輩，王邦直敢於批判傳統大樂之制並重新制定律呂；作為一個罷官家居的布衣之士，王邦直積極著述希望有助於國家的禮樂教化。這些充分體現了王邦直“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責任感、“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使命感以及不迷信權威大膽嚴謹的懷疑創新精神。王邦直大膽懷疑和勇於創新的精神，更是傳統文人相對缺乏卻又彌足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