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育華

馬育華，1912年10月12日生於廣東省海豐縣。從小即受到文天祥、彭湃等英雄人物事迹的影響。

1930年—1936年，就讀於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獲學士學位。

1935年—1939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藝系助教。

1939年—1942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藝系講師。

1942年—1945年，任金陵大學農藝系副教授。

1945年—1946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研究院學習，獲科學碩士學位。

1946年—1947年，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藝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

1947年—1948年，任加拿大薩斯卡切溫大學農學院農藝系遺傳育種研究員。

1948年—1950年，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研究院學習，獲博士學位。

1950年—1952年，任金陵大學農藝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1958年，任南京農學院農藝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8年—1984年，任南京農學院教授。在1971年—1979年南京農學院與蘇北農學院合併期間任江蘇農學院教授；1981年任南京農學院研究生部主任，南京農學院大豆遺傳育種研究室主任。南京農學院易名為南京農業大學后，繼續任該校教授。

1985年至，任南京農業大學大豆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1996年，逝世，享年84歲。

家鄉人民的光輝事迹，學校師友的熏陶，以及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所遭受的深重苦難，使他選擇了“科學救國”和“教育興國”的道路。他勤奮讀書，在海豐讀完小學先後進入汕頭石中學，二年半後轉到上海復旦大學實驗中學。初中畢業后考入浦東中學高中部，僅用了二年半的時間，就完成了高中課程而提前畢業。1930年春，以優異成績被推薦進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學習。主系農藝，輔系植物病理。大學三年級時，父親不幸病故，中斷了繼續上學的經濟來源。由於他的學業成績優異，深得教授們賞識，遂由森林系陳嶸教授代為申請黃河水利基金作為資助；農藝系沈宗瀚教授提供臨時工作的機會以補助生活開支；植物病理系俞大紱、戴芳瀾教授等也給予了支持和鼓勵，使他能在艱難的條件下繼續學習，1935年1月獲得了金陵大學農學士學位。畢業后留任農藝系王綬教授的助教。他夏天搞大豆育種，冬天從事大麥研究，從校部到農場，由溫室至田間，四季奔忙，年復一年，除此之外，他還參加當時在農藝系學生中認為最難學的生物統計和田間試驗設計課程的教學工作。王綬出版的《實用生物統計法》一書，也包含他的一份辛勞。抗日戰爭爆發后，金陵大學西遷成都，由於他的工作表現突出，1939年被晉陞為講師，1942年又升為副教授。由於抗戰期間物質生活和衛生條件很差，工作又辛苦，積勞成疾，他患了肺結核病。該病根據當時醫療水平，只有靜卧養息而不能工作，因此他面臨失業和貧病交加的威脅。此時，王綬教授雪中送炭，堅持要求校方繼續發給聘約，方得以維持生計。馬育華以堅強的毅力戰勝了病魔，1945年，考取了赴美考察實習。在伊利諾大學的一年時間裡，他一方面完成了規定的考察任務，另一方面又抓緊時間選修必要課程並從事大豆研究。根據當時的規定，考察人員是不能轉讀學位的，但由於他完成了考察和碩士學習的雙重計劃，竟被伊利諾大學破例地授予科學碩士學位。回國后，經俞大紱、戴芳瀾等人的舉薦，被北京大學農學院聘為副教授，代理系主任。一年後，再經俞大紱推薦赴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與J．B．哈林頓（Harrington）教授進行合作研究，並協助指導研究生。一年後經哈林頓介紹，並得到伊利諾大學C．M．伍德沃斯（Woodworth）教授的支持，獲得了伊利諾大學獎學金，到該校攻讀博士學位，當時美國農部唯一的大豆研究室就設在該校，伍德沃斯是美大豆遺傳育種界的權威學者。入學后，馬育華利用該校的有利條件，注意掌握大豆遺傳育種與數量性狀遺傳兩個學科的動態，決心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開展專題研究。他的博士論文《大豆產量因素的多基因遺傳》就是上述兩個學科交叉衍生的產物。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只用2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學習和研究任務。由於學業成績優秀，被選為Phi Kappa Phi和Sigm aXi榮譽學會會員，並於1950年6月獲博士學位。學成后，他滿懷報效祖國、振興中華的拳拳赤子之心，響應周恩來總理的號召，衝破重重阻力，於1950年9月回到祖國。

回國后，馬育華應母校金陵大學農學院之聘任農藝系教授兼系主任。2年後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將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央大學農學院合併成為南京農學院，他被任命為農學系主任。他認為，要辦好新中國的農學院，既要具有中國特色，也要吸收外國農業之所長。他在學術上的執著追求及性格上的率直不阿，使他在1957年的政治風波中，身處逆境。然而，他堅信自己對黨、對祖國的忠誠，一候平靜下來之後，他便潛心於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為國家作貢獻。1982年，他實現了30多年的夙願，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先後擔任過江蘇省政協委員，南京農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院學位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農林組組長。在學術團體里，他先後擔任過中國作物學會和遺傳學會理事，全國大豆研究會副理事長，江蘇省作物學會理事長，江蘇省遺傳學會理事長及許多兼職，為農業科學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縱觀美國伊利諾大學之所以成為美國大豆的研究中心，一方面有伍德沃斯教授等一批專家主持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是美國農部在該校成立了“區域性大豆實驗室”，有固定的編製，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梯隊。生長在大豆故鄉中國的馬育華，早就希望我國在國際大豆論壇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因此他決心要親手建設一個大豆研究中心。1954年，他從紛繁瑣碎的行政事務中擺脫出來，以課題組的形式在南京農學院開始“大豆地方品種研究及新品種選育”的第一項研究計劃。當時的條件非常簡陋，只有一名助手，其餘均為臨時工。1957年後，換了一位助手，師生之間配合默契，為以後30多年的科學研究，組成了最早的梯隊。他的堅實的理論基礎知識和豐富的育種經驗以及助手們的辛勤配合，終於在1962年春育成了“南農493－1”、“南農133－3”、“南農133－6”等第一批大豆新品種，並開始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推廣。同時，將江淮下游大豆地方品種的分類研究結果也整理成文，在《作物學報》上發表。

文化大革命期間，課題組於1968年被迫中斷工作。馬育華多年來悉心培育的材料，只好轉交給外單位。幸喜在1966年他們提供給湖北省潛江縣周磯農場的一組材料中，經比較試驗，決選出“南京1138－2”品繫於70年代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推廣獲得了成功。這項成果的應用促進了該校大豆研究課題在1973年得以恢復。之後，馬育華等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豆新品種選育上，並在原有夏大豆育種的基礎上，適當擴展了春大豆及夏秋兼用大豆的新品種選育，以適應沿江沿海地區三熟制的需要。在70年代初期，全國農業院校颳起了一股“學習朝陽農學院”的冷風，致使研究工作又一度陷入困境，在無奈之際，只好把課題組搬到了江蘇省啟東縣農科所，以便繼續工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馬育華在南方開拓的大豆科研工作，受到了學校和農業部領導的重視。1980年派出他的主要助手蓋均鎰赴美開展合作研究工作。與此同時，課題組又陸續調進7位研究人員，並接受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委員會合作研究課題，開展國際間協作與交流。1981年8月，在南京農學院成立大豆遺傳育種研究室，確定了新品種選育、種質資源、數量遺傳、病蟲抗性以及栽培生理生態5個方面的研究。從此，大豆研究工作又獲得了勃勃生機。1985年8月，上級批准將研究室擴展為大豆研究所，並在廣度和深度上充實其研究內容。為此，研究所又從博士、碩士生中選留了一批力量，從原有的12人增至26人，將5個研究方面，充實為5個課題組（相當於研究室），各自形成了老、中、青三結合的科研學術梯隊。

研究所成立以後，得到了有關方面的關注和支持，受命主持了“七五”國家科技重點項目中的“大豆新品種選育技術”課題，組織全國19個單位開展協作攻關；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研究項目。10年來，從研究室發展成研究所，育成了大豆新品種“蘇協1號”、“蘇協19－15”、“蘇協18－6”、“蘇協4－1”、“南農73－935”等；搜集研究了中國南方大豆地方品種7000餘份，並從中篩選出各種優異種質；發展了應用數量遺傳學研究地方品種遺傳潛勢的方法，並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研究了大豆主要經濟性狀（油分及蛋白質含量等）在多種遺傳交配設計下基因作用的性質、親本配合力與世代的交互作用等；在明確本地區大豆花葉病毒主要株系的基礎上篩選抗性基因，並確定了對Sa、Sc、Sg、Sh4個株系的單個顯性抗病基因及其連鎖遺傳關係；研究提出了一套抗豆稈黑潛蠅的鑒定標準，篩選出高抗資源，並明確了其抗性屬顯性單基因控制，進而將抗性機制的研究擴展為抗選、抗生、耐害三個方面育種研究。其早期的階段性成果已獲農牧漁業部科技進步三等獎。為求得產量水平的突破。還從群體的冠層分佈、生長發育和干物質積累與分配模式以及光合特性等方面探索大豆高產理想株型的外部與內在性狀的可能組成。如今這個大豆研究所已成為我國南方大豆的一個研究中心。

在高等院校中創建一個研究所，並且要求它的研究工作得到國內外同行的承認，需要有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馬育華在創建大豆研究所的過程中，緊緊抓住兩個環節。其一是研究梯隊的建設。他認為，要求盡善盡美的人是沒有的，重要的是加強教育和鼓勵。科研人員要有創業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業務上要有較大的發展潛力。同時人員的結構層次要分明，老、中、青三結合。其二是對研究方向的控制。他制定的5個方面要緊密圍繞育種工作需要，同時涉及應用性、應用基礎性和基礎性三個層次的研究。根據學校辦研究所的特點，既要保證研究方向及內容相對穩定，以利於知識和育種素材的積累，又應該注意兼顧一些新動向的探索。

開拓我國植物數量遺傳學

在馬育華求學時期，“生物統計學”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他在金陵大學任教時“生物統計”和“田間試驗設計”是農藝系高年級的重頭課程。他一邊教學，一邊開展田間試驗設計的研究，瞄準當時因子式試驗及混雜設計發展的動向，於1940年前後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了《相倚不分之研究》、《水稻因子式試驗之研究》、《因子式試驗誤差估計之檢討》等論文。1947年，他在加拿大薩斯卡切溫大學合作研究期間，又進一步與哈林頓教授聯合發表了關於各類試驗設計、試驗誤差及半拉丁方設計等方面的論文。生物統計學的發展，使他在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進一步注意到與數量性狀的遺傳研究相結合的問題。因為育種家所注意的性狀，尤其是主要經濟性狀大都屬於數量性狀，所以這一動向吸引了大批育種科學家。馬育華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就是以大豆產量性狀的遺傳為選題的。1950年以後，用統計學方法研究遺傳問題，因學派之爭而被誤認為“反動的、唯心的、形而上學的”。甚至因此把“生物統計”、“田間試驗設計”等課程從講壇上予以撤銷。1958年雖然開始部分恢復這些課程，但講授的內容相當簡單。1962年，馬育華期待的復興數量遺傳學的時機終於來到了，“田間試驗設計與統計方法”被列為正式課程。於是他迅即編寫出完整的教材，還以附錄形式編寫了《數量遺傳學的基本方法》。這本教材以其內容的新穎和水平之高而吸引了許多教師和學生。1965年農業出版社曾約他出版一本專著，他旁徵博引，很快編撰完畢並交了書稿，可惜由於“文化大革命”而被耽擱10年，後來又經修改補充，以《試驗統計》為書名於1982年出版。該書曾獲1982年全國優秀科技圖書紀念獎，並參加萊比錫國際博覽會展出。為了搞好高等農業院校的教材建設，農業部聘請他主編農學專業統編教材的《田間設計與統計方法》，於1979年出版，1988年再版。

馬育華身為一位育種家，在學科的發展上十分重視與遺傳育種密切相關領域的結合方面，如數量遺傳學與群體遺傳學。1963年他應江蘇省科學技術協會的邀請，做了“遺傳力和作物育種”的學術演講。1974年，農業部委託江蘇省舉辦援外水稻專家培訓班，嗣後馬育華整理編寫了《植物育種的數量遺傳學基礎》講義。這份教材綜合了英國伯明翰學派與美國主流學派的觀點，雖然印數僅僅幾十份，但是國內第一本介紹植物數量遺傳學的版本，對植物育種工作者來說，又是一本極為珍貴的專著，為他們接觸國際數量遺傳研究打開了大門。因此被許多單位翻印，廣為傳播。後來馬育華應江蘇科技出版社之約，對原稿做了進一步完善和修改，於1982年正式出版。該書出版后隨即進行了第二次印刷。這本書的出版，推動了我國以數量遺傳學的方法開展作物經濟性狀的遺傳和育種研究，1983年該書獲得1982年度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二等獎。為了更深入、廣泛傳播數量遺傳學知識，國內許多單位邀請馬育華做學術報告和為學術生物撰寫論文。農業部在制訂作物遺傳育種專業碩士生培養計劃時，將數量遺傳學列為必修課程。在馬育華指導下，南京農業大學也開展了數量遺傳學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異源純系群體的遺傳變異、交配設計及基因效應的估計，親本配合力及其與雜種世代的互作，世代間的變異及互變異、相關選擇及選擇指數的應用、多性狀綜合遺傳變異度的估計等。這些研究成果先後發表，起到了一定的帶頭作用，一些讀者參照所提供的方法在各自從事的作物上開展了進一步的研究。鑒於馬育華在數量遺傳學界的聲望，1987年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召開第二屆國際數量遺傳學會議時，他被邀請作為大會計劃委員會成員。成為我國數量遺傳學界首次參與國際數量遺傳學會議領導工作的唯一代表。回顧1979年以來，植物數量遺傳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無疑是與馬育華出版專著、多次講演，以及納入研究生教學計劃等的一系列努力分不開的，他是我國植物數量遺傳學當之無愧的學科帶頭人、開拓者。

培養幾代農學專家

馬育華不僅是一位農業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學農學院代理過農藝系主任；在金陵大學農藝系和院系調整后的南京農學院農學系擔任過主任。他極為重視各門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而且注意到室內田間試驗和圖書資料條件的改善，但由於某些原因他離開了系主任崗位，致使建設好農學系的宏圖大略未能如願以償。1979年南京農學院恢復以後，馬育華出任研究生部主任。在他的領導下制定出招生、考試、培養、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使南京農學院培養研究生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軌。1982年他受農業部的委託，主持制訂了《作物遺傳育種專業碩士生培養方案》，對我國農科研究生的培養起了示範作用。在1987年該方案的修訂會議上，他還起草了《作物遺傳育種專業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基本要求》，后經討論修改，已由農牧漁業部教育司公布實施。

馬育華對自己承擔的教學工作是非常認真負責的。研究生制度恢復前，他承擔過作物育種學、田間試驗設計和統計方法、土壤農化專業的生物統計方法，以及各種訓練班等多種課程的教學工作。研究生制度恢復以後，他繼而擔任研究生的數量遺傳學、高級作物育種學，以及作物遺傳育種專題研討等課程的講授。他在承擔每一門新課教學時，都要事先寫好一本講義；每上一堂課，課前都要做好充分準備，從不照本宣科，即使同課程反覆教過多遍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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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研究生的培養遵循立足於國內的原則，十分重視研究生的素質和培養。1979—1989年他先後招收了38位碩士生和8位博士生。對每一個招收的研究生，他都要親自進行面試，強調德才兼備，品學兼優，勇于田間實踐。對於他們選學的課程和論文選題，都要一一過問，並親自指定閱讀文獻。幫助審改論文，就連經他副手協助審閱的論文，他也要作最後把關。老師治學嚴格、嚴密、嚴肅的科學態度，對每個學生都是一塊模板。受馬育華指導的研究生大多繼承了這種“三嚴”傳統，因而畢業后受到錄用單位的讚許。

馬育華經常說：“看一個人的思想品德怎樣，既要看他是否有愛國主義精神，是否熱愛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也要看他對前輩的勞動成果是否尊重，對同輩是否團結，對後輩是否肯幫助。”他無論在順境或逆境下為大豆研究和數量遺傳的發展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都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忠誠。對前輩的尊重，對同輩的團結更是無須多寫的，因為不是這樣便不可能得到公眾一致的推崇。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計較個人恩怨，一切以大局為重。即便對於曾經使他傷過心的人，只要對事業有利對學校有利，他仍然給予熱忱的幫助和推薦。他憑著對他所從事事業的高度責任感，早就注意到梯隊的建設和更替，改革開放方針提出后他便陸續選派人員出國進修，一旦條件成熟便勇於把自己的擔子逐步轉交給後繼者們，使他們逐步成熟起來。對於後輩及學生，除了道德和業務上的關心外，他還十分關心他們的生活，幫助他們解決了許多有關住房條件，夫婦分居等具體問題。只要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他總是有求必應的，他以自己的言行為後輩作出了道德規範的楷模，身教重於言教。他一生節儉，為擴大已經設立的馬育華獎學金而積儲。

馬育華為中國的農業教育和科學研究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創造了豐碩的成果，培養出一代又一代農業專家。他的嚴謹治學，勤奮工作，誨人不倦，為人師表的精神熏陶著他的學生以及他的學術梯隊，這將無聲無息地一代一代傳下去，這種精神力量的作用是無窮的。

馬育華先生匆匆離去，他的宏願已經部分地實現，他把接力棒交給了我們，讓我們化悲痛為力量，擦乾淚水，以他為榜樣，踏著他所開拓的道路繼續奮鬥，以新的成績告慰馬育華先生。

蓋鈞鎰，認為先生不僅是我國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奠基人和植物數量遺傳學開拓者，同時也是德高望重的農業教育家和人生導師，表示先生的師恩師德將永世難忘，先生的愛國熱忱、治學態度和人格風範將永遠激勵後人。

2012年10月12日，我校大豆研究所創始人，農業部國家大豆改良中心奠基人，我國著名農業教育家、作物遺傳育種學家和大豆科學家，我校農學院首任農學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馬育華教授的銅像敬遷揭幕儀式暨百年誕辰紀念大會舉行。銅像敬遷至我校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蓋鈞鎰教授，中國農科院作物所所長、長江學者、我校農學院萬建民教授，南京大學科技處副處長楊永華教授等馬育華教授的學生以及馬育強先生等馬育華教授的親友出席了銅像揭幕儀式和紀念大會。紀念活動由副校長丁艷鋒主持。銅像敬遷儀式在理科樓大廳舉行，水稻遺傳育種學家、我校農學院朱立宏教授和馬育華教授胞弟馬育強先生為銅像揭幕，全體人員向馬育華教授銅像行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