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焰

開始寫作，是大學畢業后。雖然大學時曾經寫過幾組詩，在《飛天》等一些報刊發表，但在學校時並沒有想到將寫作當作事情來做。畢業分配后，回到了自己生長的縣城；很快，發現整天無所事事。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開始了寫作和投稿。第一篇小說，發表在當時合肥市刊物《希望》上，很快，又在《廣西文學》上發了一個短篇小說。寫小說的路，從一開始起，似乎就很順。又在《山東文學》、《河北文學》、《清明》等雜誌上，發了一些中短篇。

不過寫作之於，一直是斷斷續續的，從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間，基本上是停止寫作了。因為那一段時間在黨政機關從事文字工作，枯燥無味的材料讓寫得心力交瘁，也就不想再提筆了。直到一九九四年調到安徽日報社，又在宣城記者站當了三五年記者之後，覺得還是應該寫些東西聊以自慰。就這樣，從一九九七年重新開始寫小說，又在《青年文學》、《清明》上陸陸續續發了一些中短篇小說、散文等，《新華文摘》還轉載過。寫作最大的好處是敦促讀很多書，就這樣又讀了很多書，看了很多電影，對於傳統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宗教都有較深入的鑽研，並且，也能像一些大家一樣學會"打通"了。在宣城那一段時間的讀書和思考，正好又是在世界觀和思想形成的關鍵階段。現在回想起來，在敬亭山下的"養氣"，對是大有裨益的。

2000年，被日報抽調回來辦商報。初創時期的都市報，忙亂可想而知，每天上班時間都有十幾個小時，而且從無休息日。這樣，又幾乎停筆三年時間。一直到了2003年以後，開始調整狀態，抽空陸續寫了一些短文，在全國各地報刊開了一些專欄，有關電影的隨筆，以及吃喝玩樂的文字等。文章出來后，很受讀者歡迎，2005年左右，結集《夜蘭花》、《男人四十就變鬼》出版。

從2004年開始，也是機緣吧，因為參加商報社組織的"重走徽商之路"活動，不自覺地，就把筆觸伸向了徽州。算是半個徽州人，從小在徽州長大，對於徽州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也有自己的獨特認識和反思。於是，開始以文化散文的方式寫徽州，陸續在省內外報刊上發表了十幾篇文化散文，2006年由東方出版社結集為《思想徽州》。這本書出版后，被有關人士譽為“寫徽州最好的文章”。然後，又接到東方出版中心的約稿，讓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全景掃描徽州。於是，這又有了“中華大散文系列”的《千年徽州夢》。在此之後，又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寫了一本《行走新安江》，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樣，《思想徽州》、《千年徽州夢》以及《行走新安江》，就構成了的“徽州三部曲”。到2011年的時候，安徽大學出版社又將“三部曲”以及《老徽州》、《徽州老建築》整體包裝，出了一套“趙焰第三隻眼看徽州系列”五本。出生在徽州，生長在徽州，能讓自己寫徽州的文章在全國廣為流傳，讓人們關注徽州，的確是一件令欣慰的事。

2006年以後，應該算是寫作的"爆發期"。因為這個時候單位已走向正規了所供職的商報，已躍升為全省都市報"三強"，年輕的記者、編輯成長得很快，各方面也走向了正軌。業餘時間，開始關注晚清歷史了，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約請，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寫作了"晚清三部曲"--《晚清有個曾國藩》、《晚清有個李鴻章》、《晚清有個袁世凱》。寫這三個人，是在研究他們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與先前的定論不一樣的東西，對於他們，有一些新的解讀。由晚清和民國歷史的研究，明白了中國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現在這個境況的，這當中有那麼多的謬錯和誤區，避不過也躲不過，它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代價也是必然。

《晚清有個曾國藩》、《晚清有個李鴻章》、《晚清有個袁世凱》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后，產生了一些影響。新浪網、搜狐網等都在首頁推薦，全國上百家報刊都力推。這三本書還一度登上全國暢銷書榜，尤其是在北京三聯等書店，一度銷售名列前幾位，還被列為"深圳讀書月"、"新安讀書月"一百本推薦的好書。2011年，香港中華書局推出了這三本書的繁體字版在海外發行，也是對這套書的認同。這三本書之所以引起較大反響，主要是用一種現代的視角去回望歷史，是一種清醒的反思；文筆上是人們習慣的散文和隨筆方式，不故作高深，不戲謔淺薄。歷史自發生后，就變成一種解讀了，它需要訓練出巨大的感悟力和分辨力，才能使歷史重新活起來。

這幾年，還出版了《走遍中國叢書--安徽》（中國旅遊出版社）、第二部電影隨筆集《蝶影抄--趙焰電影隨筆》（上海遠東出版社）等，一部長篇小說《無常》也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還在《長城》、《十月》等雜誌發表了中短篇小說十來篇、散文數十篇，在全國各地好幾家報刊開設專欄。生活無趣，現實無趣，不寫作又能做什麼呢讀書人就像奶牛，吃了那麼多草，總得擠出點奶來。曾經開玩笑說：是將別人幹壞事的時間都拿來寫作了，呵呵。不喜歡喝酒、唱歌、打牌、幹壞事，就只好寫作了。

寫作還讓自由。現在想起來，之所以沒有放棄這種似乎枯燥無味的方式，是因為它具有創造、深入、發散，並且不墨守成規的特點。寫作是自由的翅膀，它能讓心靈得到翱翔，也有做夢的空間；它使有一種在"黑森林"里飛翔的感覺。實事求是地說，從不在乎讀者有多少，不在乎炒作或者宣傳。書與讀者的聯繫，是一種因緣，而緣分從不可強求。總而言之，在文字中，找到了適合的生存方式。寫作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很多，它不能讓陞官發財，卻能讓真正地找到了自己，在漫漫時光中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歡喜、悲愴和幽默。

《晚清三部曲》、《晚清有個曾國藩》、《晚清有個李鴻章》、《晚清有個袁世凱》。

《晚清有個曾國藩》：結合豐富的史料，從曾國藩的編年史入手，以細膩凝重的文筆透射了曾國藩的內心世界，寫他的志存高遠，寫他的治學精進，寫他的困獸猶鬥，寫他的忍辱負重，寫他的韜略智慧，寫他的貌似虛偽，寫他的無奈蒼涼，寫他的內心圓滿，把那個時代一個中國文化積薪傳火者的負隅頑抗和心路歷程寫得淋漓盡致。

《晚清有個李鴻章》：該書是晚晴重臣、洋務運動領導者李鴻章的傳記，全書結合豐富的史料，以精彩的文筆透射晚晴重臣李鴻章的內心世界，把李鴻章的宏圖大志、精明狡猾、委曲求全、鐵腕毒辣、風光得意、孤獨脆弱、深謀遠慮、淺薄無知寫得酣暢淋漓。

《晚清有個袁世凱》：晚清重臣，新政領袖，民國總統，恢復帝制的野心家，這是完全的袁世凱，這個河南人如何以自己的勇氣和狡猾，不藉助於科舉的捷徑登上了權力的巔峰，這個曾經被國內外寄予希望的“中國華盛頓”，是怎樣在實驗了一段民主共和之後，一步步重回專制的老路，又是懷有怎樣的動機想當皇帝的，本書以貼身緊逼的方式觸摸歷史，從豐富的史料中尋繹出悖論式的連番提問，展開一代權臣袁世凱波譎雲詭的一生，並以文化散文的方式透視其內心世界，寫他的堅韌不拔，寫他的大義凜然，寫他的搖身一變，寫他的委曲求全，寫他的敢為人先，寫他的陰險毒辣，寫他的不識時務，寫他的身不由己……這是作者“晚清三部曲”的第三部，把一個時代變遷大起大伏中註定犧牲的人物寫得淋漓盡致。

古典心情與現代意向——趙焰小說論

清朗的人生圖景

正如安徽青年作家趙焰所言，他的小說都是他用心打磨的一粒粒珍珠。在這些珍珠中，可以窺見世紀之交一幅幅清朗的人生圖景，瀰漫其中的溫情在一片喧囂的慾望轟鳴中更顯珍貴。《春曉》講述了一個賣了自己的居所承包荒山的男人，妻子無法忍受荒涼后棄他而去。逃婚的女人就是在這個大雪封山的黃昏走入了他的視野，融入了他的生活。小說截取了平凡的“他”和女人之間極普通的人生片段，並將這種人生的片段和特定的自然環境及心理活動進行了藝術的糅合。《冬日平常事》在趙焰的筆下文靜淡雅，像一幅美麗的水彩畫。天光和村裡的俏姑娘相愛，但老六頭怕因此失去兒子，反對兒子的親事；兒子因此變得沉默，老六頭最終撮合了兒子和俏姑娘的親事。這的確是冬日裡再平常不過的事了。與《冬日平常事》類似的還有《叟》、《冬天裡的斜陽》，這兩篇小說在行雲流水般的敘述中，將叟與同院的夫婦及其小孩之間、小青和他的作家男人之間微妙的情感娓娓道來，躍然紙上。美好的情愫與作家敏感的心靈之間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種主客體交融的共鳴產生強烈的藝術磁場。

進一步深究，發現趙焰並沒有滿足於對生活細枝末節的描摹。在看來展示和挖掘平凡人生的詩意，並與之進行深層次的對話才是趙焰敘述清朗的人生圖景的內在動機。以一種平民視角，真正體悟生命中令人感動的成分。這種感動的成分也許並不在於他做出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也不局限於他的身份。構成芸芸眾生主體的老艄公們的舉手投足、內心的微波都因為心靈的浸潤而具有了感動人心的內在氣質。在平凡的人生中，這樣的生存方式具有普遍性。以一種坦然的心態與之進行心靈的交流要比不切實際的啟蒙要有意義得多。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英雄史詩是必要的，但揭開被史詩所遮蔽的人類的心靈史對於普通大眾而言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溫馨的青春氣息

關注人的成長之痛是趙焰小說的另一個支點。在趙焰的筆下，少年情懷具有別樣的人生況味和文化心理內涵。

中篇小說《晨露》以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交替的手法展開敘事，以內聚焦和外聚焦兩種視角拓展敘事空間，在視角轉換和人稱變換中，10歲男孩“對23歲的英俊青年玉的純真情感得到了立體的展現，並由此打通少年和成年人之間心靈的通道。儘管一切人對於“與玉的交往不能理解，但無暇顧及，因為單調而苦澀的內心世界變得豐富多彩起來，的孩童世界因此陽光普照。玉的墜崖身亡，“一個經受精神痛苦的情感折磨的男孩在涅粲的升華中重新復活”。值得注意的是在《晨露》中，作家在少年和成人的雙重視角中審視了死亡這個人類生存過程中無法迴避的問題。在玉死後，的童年也就煙消雲散了。因為玉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童年的載體，晶瑩剔透的少年情懷正是在“玉”中折射。在“玉”碎后，每一塊碎片都烙上了“生命的印記。趙焰的這種生死觀顯然已經具備了哲學的意味：“對死的畏懼從反面促進對生的動力，它意味著人將承擔起自己的命運，來積極籌劃有限的人生。”

中篇小說《梔子花開漫天香》講述的是中學生憨兒與借讀到鄉村的"美麗絕倫"的城裡姑娘楊柳之間的故事。雖然楊柳最後離開了鄉村，但她的氣息就如那漫天盛開的梔子花，香味已經沉澱到憨兒的血液里。這種朦朧但卻美妙的情緒在憨兒的內心生根發芽。在《秋天裡的斜陽中》，男主人公少年時代的情愫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甚至在已經功成名就死亡即將來臨的時候，一切繁華與榮耀都已經成為虛空，而兒時女孩的一顰一笑竟然成為男主人公生命終結前最珍貴的回憶。趙焰以藝術家的敏感和良知在小說中與這樣的玻璃心進行真誠的對話，以一種超然的態度熨平了淤積於心的“折皺”。

成長是少年兒童的生命存在狀態，少年必須經過不斷成長實現正常的社會化過程，逐步走向實現自的未來人生。在這個過程中，生理與心理都在試圖超越，並被文化、社會等後天因素填充，從而達到生命狀態的新的平衡或裂隙。趙焰的小說曲徑探幽，深入到少年的內心世界，把他們微妙而豐富的心靈顫動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在此基礎上，趙焰令人信服地揭示了這種成長之痛在人性中的沉澱、發酵，成為生命底色的事實。青春的底色雖然略顯暗淡，但由於作家主體精神的強勢介入而顯得剛健清新。在喧囂的新時期文壇，趙焰表現出如此濃厚的“青春情結”，以為這是作家尊重個體生命價值的體現。現代性建構的基礎無疑是人性的完善。人性不是一句空談，它體現為個體生命的存在方式。青春期的人性具有陽剛之美，與靡靡之音構成強烈的對比，它實際上對應的是趙焰心目中理想的生存狀態與文化哲學模式，一種走出精神困境的方式——這種陽剛之氣或許可以與陰性的古老的徽州文化形成互補。

幽遠的徽州故道

趙焰生於徽州，長於徽州，對於故鄉的風土人情爛熟於心。他的小說無一例外地以徽州為背景，小說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徽州文化的烙印。

實際上，面對徽州，趙焰是陷入了一種理性與情感的兩難境地的。一方面，對於故鄉徽州他有一種割不斷的情感，他以舒緩的筆調用心素描徽州。這個時候，徽州已經打上了趙焰情感的烙印。趙焰關注的是徽州的自然山水，他認為徽州人的舒緩從容平淡的生存狀態與山水靈性是相通的，這樣的詩意人生反映了徽州文化的詩性特質。這種詩意生活無疑是趙焰的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在小王老師與劉桂蘭(《遙遠的繪畫》)的眼裡，徽州的鄉村簡直就是人間仙境；就連武林高手一流劍客林荒原(《美劍》)也驚異於黃山的絕世美景。看到，在趙焰的眼裡，徽州文化的自然品性更為迷人，因為是自然而不是具象的牌坊等培養了徽州文化的性格。社會的變遷可以損毀具象的建築，但奠基於自然山水之上的徽州文化精神卻可以穿越歷史的局限在徽州人的心裡開花結果，也奠定了徽州人的韌性和超強的生存能力。

但趙焰藉助徽州山水所表現出的理想生存狀態在現實中遇到了阻力。徽州地處中華腹地，綿延的山脈環繞著局部的秀水。大山的環抱成了抵禦外來文化干擾的天然屏障，儒道互補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在徽州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個相對封閉的文化場中發揮著核心的作用，主宰著人們對生命與世界的看法。在這種內向型的文化生存圈中生活的人們對外來文化有著近乎固執的排他性，它從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徽州文化的內在延續性，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縮影。在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新時期，徽州文化的文靜和沉穩性格在發揮著平復心靈躁動的同時，其自身因封閉而表現出的保守性與現代性話語建構之間的抵牾也日益明顯。趙焰理想中的徽州文化和人的生存狀態也面臨現代性話語建構的挑戰。更為重要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在逐步擴大。

在《遙遠的繪畫》中，詩意人生最終沒有平息小王老師一顆驛動的心。小說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憂傷，它既是發自劉桂蘭和小王老師的心靈深處，也是作家從心底中湧出的嘆息。《鏡花緣》中的青年畫家王明告別城市，決意用心畫出徽州人的靈魂來。題為《徽州的蛐蛐》的油畫，“整個基調是灰暗的，背景是徽州的老房子，飛翹的屋檐以及斑駁的牆壁，整個畫面有點傾斜，很險，但又很牢固。在右下角，有一群人在斗蛐蛐。蛐蛐是看不見的，看見的是幾張麻木而醜陋的臉，其中有一張興奮得完全變形……他十分興奮地發現，自己終於尋覓到一種徽州的精神，一種現代意識與徽州古老文明撞擊的火花。”徽州文化本身只有與現代意識對話才能獲得新生，而現代意識離開了徽州文化或者說盲目地否定徽州的一切也會因缺乏文化的養料而枯萎，這是趙焰對徽州文化的完整而辯證的表達。但是，儘管王明的油畫《徽州的蛐蛐》和《鏡子里的徽州》確實準確地把握了徽州文化因封閉所呈現出的陰性特質，但王明卻難覓知音。在小說中，王明的尷尬處境所表現的是徽州文化的尷尬處境，同時也是作家自身在面對古典情結與現代大眾文化時的兩難境地。

“古典”的現代意識

趙焰小說在描畫清朗的人生圖景、傳達溫馨的青春氣息、探尋幽遠的徽州故道時，雖然也間接表現出一定的現實性，但由於其小說過於追求古典的抒情性，與緊跟時代的諸多小說相比，顯然不夠“現代”。實際上，小說整體上的立意是非常深刻的，它的現實性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對躁動的現實的追逐。在慾望泛濫的時代，作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和堅定的民間立場的作家，趙焰敏銳地捕捉到在一個消費化、制度化的轉型期社會中的精神現實的浮躁。浮躁意味著思想的蒼白、人文精神的遊離，並最終導致意義危機。著名美籍華裔中國思想史學者張灝指出，在中國人的心智結構中，有著三個層面的“精神迷失”，分別表現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與“形上迷失”。②這種意義危機在轉型期社會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在大眾文化的巨大誘惑面前，作家們喪失了應有的警惕，缺乏清醒的意識。問題小說的走俏便是順應了市場熱點的需求。雖然無法否定問題小說的當下性與現實性，但大眾文化的快餐性質使得問題小說缺乏精神建構的深度和連續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對物質現代性所形成的人的制度化產生幻覺，從而認同人的制度化，這與現代性對於人性完善的內在要求是背道而馳的。藝術在一個民族現代性話語建構中的角色除了舒緩人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要以自身獨特的形式，構建連接人類心靈與時代精神的橋樑。這就需要超越特定現實具象，在形而上的意義上構築人文鏡像，在這個鏡像中可以觸摸到人類心靈的脈搏，感受到精神的呼吸，而這些豐富的細節在現代性話語建構中的人文內涵則是趙焰所努力探掘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趙焰說對純粹現實的東西不感興趣，現實所包裹的情感、精神和一切靈性的領域才是一個作家應該努力尋找的，儘管這種努力一時還不被大眾文化所認同。事實上，趙焰並不排斥藝術載道，但他認為這個道應該是一種超越具象的、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獨特的文化哲學，這種文化哲學因為作家自身主體的介入和文化根性的滲透而顯得豐盈厚重。在趙焰的小說中，一方面可以從作家自身的心路歷程和主體精神脈動中感受到時代變遷，在《春曉》、《冬日平常事》、《鏡花緣》等小說中，可以清晰地聆聽到時代的心聲；另一方面在小說《二人行》、《隔牆有耳》、《大學生小安》、《小說二題》、《黃螞蟻》等中，看到作家甚至利用反諷等藝術手法直接介入現實，人性的萎縮，現實的無奈等都有所涉獵。但趙焰的藝術觸角並不僅僅停留在現實的具象上，現實只是他揭示意義危機的支點，以此為基礎，趙焰在對徽州文化底蘊的深層把握中揭示徽州人的生命狀態，古老的文化品性與現代性之間盤根交錯的膠著狀態。雖然趙焰無意為這種文化品行如何融入現代性話語提供具體的方案，但作家在叟、老六頭、王明、“他”等人物身上傾注他理想的文化形式與人生的存在方式；對人的青春情愫的鐘愛，暗示了趙焰的理想人性和文化的存在狀態——青春氣息所固有的剛健清新在慾望化消費化時代的文化格局中應該擁有最大限度與廣度的合法性；徽州文化的超穩定性、封閉性與中國現代性話語建構之間的深層次衝突絕不能簡單地以破壞文化的物質基礎為代價，在深層意義上整合文化資源、轉變人的生存思維才是關鍵。這樣的文化觀與生存觀是以尊重和理解文化與人的生存現實為前提的，它強調寬容和理解，在與心靈、文化神韻的對話及交流中創造新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價值體系是防止人走向異化的精神支柱。至此，終於看到趙焰小說在古典敘事包裹下的現代意識。這種意識的聚焦點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無疑是現代性話語建構的關鍵之所在。

還看到，趙焰在張揚自身的現代意識時，使自己遊離了新時期小說創作的慾望同心圓。知道，自由的心態是知識分子品格得以張揚的重要保證。但是中國作家在掙脫政治工具論后，一些人又主動地放棄了難得的創作自由。一頭扎進了慾望的同心圓。慾望的同心圓實際上是現代性危機的一種社會徵兆。物質現代性的進展和實現必然需要制度的保證，制度在實踐中逐步成為一種新的體制，這種體制需要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氛圍支持。在社會轉型期，主流話語對於慾望化話語是持一種默許和鼓勵態度，因為慾望是激發人們去發財致富的直接動力。知識分子當然沒有理由否定這種慾望話語的合法性，但知識分子並非只能被動地適應和毫無立場地隨波逐流，因為就現代性而言，知識分子的責任更應該在於為物質現代性提供批判性質的審美現代性話語。儘管抗拒本身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這種略顯悲壯的突破對於民族精神建構和文學自身而言卻更為重要。趙焰小說沒有鏗鏘有力的鼓舞和鞭策，但其平淡的況味與平庸的確有天壤之別。平淡中的從容可以陶冶精神和凈化靈魂，有利於新時期小說的豐富和發展。裱糊匠的悲劇在皖南的一個小針織廠學工。陰暗幽迷的老屋裡，排列著幾十台老而未朽的織機。歇工時，問車間主任：這些玩意有些年頭了，主任用手拂去織機上的灰塵，笑答：李鴻章那時候的，差不多一百年了。時為“風慶輪事件”甚囂塵上，竟與“中堂大人”的“遺澤”不期而遇，那“1879年”幾個字清晰可見。觸摸之，有一股透骨的冰涼與莫名的恍惚。十年後，第一次讀到梁啟超的《李鴻章》，頗有醍醐貫頂之感。這洋洋洒洒的大作儘管是李氏死後數月的急就篇，卻使百年中汗牛充棟的此類著述可望而不可及。欽佩趙焰的勤奮與見識，一本《晚清有個李鴻章》，別開蹊徑地讓對這個倍受爭議的人物，有了一番“諸君莫作等閑看”。書的楔子與後記都是作者自己寫的--它們往往是本人心扉的袒露，亦是全書的最精彩處。更何況寫作於趙焰而言，還是“一條幽深的路徑，它所連接的，是個人的生命感悟與巨大的生命本來”。是從後記開始，一章章地“倒讀”過去的。覺得惟有讀懂了李鴻章命在旦夕時發出的“秋風寶劍孤臣淚”的悲嘆，才能從人性的角度把握其“少年科舉、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之人生於一二。既然是“李鴻章的一本內部傳記”，人的精神與心路歷程，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成為“宏大敘事”的不可或缺。晚清七十年，內憂外患，河山板蕩，風雨飄搖。外來的勢力“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械機器之精，巧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這份李鴻章在同治年間呈交的名為《復奏海防事宜疏》的奏摺，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人把大清國面臨危機的嚴峻性，概括到如此高度。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最可悲的莫過於在危機叢生的內外環境中喪失對周圍世界的判斷能力和認知意識了。那個曾寫下“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的詩人在大幕剛開啟時，頗有一點“世人皆醉惟獨醒”的味道，他異常沉痛，認為這是一個朝廷無才相、軍營無才將、學校無才士、田野無才農、工場無才匠、街市無才商的時代。甚至是一個連才盜和才偷都沒有的時代。當有才者料定自己生不逢時，註定難逃被扼殺的命運，他就日夜號哭，以求天下大治；不成，就日夜號哭，以求天下大亂。詩人或許是悲憤了一些，在大廈將傾時，還是有一幫子忠信血性，文韜武略的讀書書人挺身而出的。明末的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前曾推脫責任說“君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也許袁崇煥被誤殺后，晚明是絕了股肱之臣；然而晚清的幾位都堪稱一代人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沒有這些個“中興名將”的苦苦支撐，大清王朝能苟延到1911年。《晚清有個李鴻章》的獨到之處在於對李鴻章悲劇命運的把握，既有體制與時代環境的分析，更有對其本人內心世界的洞察——儘管作者走筆如蛇，行文酣暢，但也時時感到“通往李鴻章內心的隧道太窄也太深了，這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五千年的洞穴”作者認為李氏是一個舊體制舊文化模具打造出來的“大器用者”，沒有天地情懷，沒有人文理想，沒有宗教感與歷史感，甚至沒有了“虎狼之性”，李鴻章們或許能稱之為“治世之能臣”，但註定做不了曹孟德一類的“亂世之奸雄”，缺失一種恣張的霸氣。還歷史真面目的後者終究是一個有著天地胸襟與氣度的人物，否則怎能在《觀滄海》中寫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之千古名句如果說，早年的李鴻章還有些“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的虎氣，幾經宦海沉浮，他已成了晚清官場上的第一“明白人”：明察大勢而又面對現實，鶴立雞群而又見風使舵，效忠清廷而又結黨納私，周旋各方而又留有餘地；他把清王朝喻為一間破屋，自稱自己為“裱糊匠”，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以敷衍一時。既明白如此，又無力改變，剩下的只能是作戲了：長袖善舞、精心應付、表面文章、文過飾非…….李鴻章堪稱一位出色的演員，那遊刃有餘、嫻熟自如的“痞子腔”打起來，總讓想起一句耳熟能詳的合肥市井俚語：好大事。對此，連他的恩師曾國藩也望塵莫及，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曾湘儒風與李淮痞氣的區別吧。但這齣戲也會唱到主角荒腔走板、技窮力乏的地步。書中對甲午之戰敘議結合的描寫，今天讀起來仍讓唏噓不已。這場以直隸、淮軍北洋水師與日本舉國軍隊的奇怪戰爭，使李鴻章輸掉了全部的家當與名聲。他“痛哭流涕”也罷，“徹夜不寐”也罷，“憤不欲生”也罷，紫禁城裡依是然壽宴華開，大戲連排，鼓樂喧天。事已至此，這個王朝不亡才怪呢當然，它還拖延了若干年份，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紀。猶如一個木桶，當李鴻章這根最結實的鐵箍崩斷離去后，它的徹底坍散便為期不遠了。讀完此書，恰逢冬至日。城外幾十里地的磨店鄉祠堂郢村，是李鴻章的故地，聽說已修復得初具規模，於是便駕車前往。全城都在修路，轉了幾圈出不了城，最後竟繞到了大蜀山下。大概是暖冬，遍山蒼翠，鳥飛蟲鳴。黃昏將至，落日緩緩貼近山脊，天地變得空寂寥落起來。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誠如趙焰在書的結尾所言：古往今來，只有兩樣東西意味著永恆，那就是，人頭頂燦爛的星空，以及人內心深處的神靈。（許若齊）。曾國藩心路歷程的文化解讀“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這句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開始風行，“曾國藩熱”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曾國藩的著作和傳記也推陳出新，精彩紛呈。就曾國藩的傳記來說，比較有影響的就有蕭一山（梁啟超弟子）的《曾國藩傳》，馬東玉的《曾國藩本傳》，劉憶江、董蔡時、黎錦熙、梁紹輝、何貽焜的5種《曾國藩評傳》，以及唐浩明的3卷本歷史小說《曾國藩》，可謂爭奇鬥豔、亂花迷眼，在此中熱潮之下撰寫曾國藩的傳記，實在是一種挑戰，值得欣慰的是，趙焰先生的《晚清有個曾國藩》卻別闢蹊徑，給讀者帶來另一個生動豐富、神采別具的曾國藩。與其他曾國藩傳記相比，《晚清有個曾國藩》有兩個鮮明的不同，一是對曾國藩心路歷程濃墨重彩的描寫，奠定了本書的獨特視角；另一點是充溢字裡行間的文化解讀，顯示了作者的思想深度。關於前一點，著名學者、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家王魯湘評價說：“這本書描述了曾國藩一生中的心路歷程，重點寫他中年之後的蒼涼心境。從書中，可以看到一個悲憫、無奈的曾國藩。這種心態，也是晚清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集體心態。”關於后一點，則正如著名報人程益中所言，歸功於"作者紮實的文字功底和史學修養"了。有了這兩點，這本書當然很好看、很值得看。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異數。由科舉入仕途，因平叛而見功，終至青雲直上，成為大清的一根柱石、“中興第一名臣”，被後人推崇為“千古完人”、“官場楷模”、“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他的家書、日記、書信、文章，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對半個多世紀的宿敵，都不約而同地將曾氏學問作為自己枕旁必備之書。認為所熟悉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明顯就是濫觴於曾氏的《愛民歌》。曾國藩深受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的浸潤，志存高遠，治學精進，忍辱負重，道德至上，潔身自好，一生追求內心的圓滿。章太炎曾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管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乃至軍事和外交活動，均屬“禮”，是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雖然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中，曾國藩逐漸從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轉向學習洋務以圖自救，甚至對湘軍的跋扈和糜爛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他卻始終在內心保留著傳統和道德的星空，孤獨而頑抗地承擔著中國文化積薪傳火的使命，以“求仁得仁又何怨”的心態走完了一生的歷程。曾國藩晚年，英雄氣短，流年不順，聲名雖盛，而成事已難。他生平兩件心病，一是剿捻無功，一是處理天津教案失當，使得他晚景凄涼。巧合的是，兩件事情都由李鴻章代之，曾與李在交接直隸總督時，曾對李說：“遇困境，咸賴汝繼，汝才勝。聊以自解者，汝究為所薦也。”短短的話語中，包含多少無奈和心酸啊。斯人已去，透過趙先生的作品，彷彿看到一個輝煌而又蒼涼的歷史老人的背影。在徽州的時空思索這裡的星空越來越凸現出了動人的魅力，相對封閉的空間，使時空在這兒停住了腳步，與靈異的黃山同在的這一片被稱為徽州的土地，輕靈而又沉重，蜿蜒而清澈的新安江流向富庶的，號稱“天堂”的江南，那如畫屏似的富春江風光，是如何的如詩如畫。但在這片天空下成長的趙焰，卻不怎麼讚美這徽州的山，他把美到極致的黃山，以及另一座齊雲山，都撇出了徽州，因為它們的美是大美，不僅僅屬於徽州；屬於徽州的，他說倒是這眾多的尋常的，並不著名的山。這些山“它們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一點也不引人注目，是彼此之間沒有特色也很難相辨認的。”但尋常卻是最具生命之力的，凝重的山與輕靈的水，共同孕育了歷史上的這一群風流人物--徽州人。隨著商品經濟的得到重視，徽商的形象正逐漸擺脫了歷史的雲遮霧罩，以一種較接近真實的面目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於是研究徽商的命題成了一時間的炙手可熱。其實這遠遠不夠，徽商有徽州人的鮮明特徵，有徽州人喜儒的品性，有把白花花的銀子換取淺斟低酌的精緻生活的風尚，但到底還不能說徽商就是徽州人。徽州人到底是怎麼的一個族群，這是身為另一個“好儒喜商”族群的所最感興趣的。這些年有關的書籍也讀了若干，深深淺淺的印象也留下一些，但似乎一直在期待一本更加透徹的有關徽州人的著述。趙焰這本《千年徽州夢》的出現，恰恰令表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興奮，或許冥冥間已經有了某些先見的感應。應該說，就目前而言，這是一本閱讀到的在這方面上最好的書。這似乎與作者那種超乎他人的識見頗有關係。雖然關於徽州的記憶，趙焰有更多更多的生動的細節，感性的甚至煽情而盪人心魂的，他完全可以一種讚歌式的抒情，去抒寫心中最美最美的故事，甚至歌詠那因相對封閉而得以保留下來的粉牆黛瓦、幽深小巷，乃至背倚斜陽的那種久違了的田園牧歌。這當然是更多寫徽州者的選擇，一種文人的悵惘在新安江那跳金躍銀的搖漾中漸行漸遠。然而，這肯定不會是趙焰，他當然也算是文人，但這有關徽州的文字里，他卻更似一個思想者。山山水水的綺麗里，他尋尋覓覓，不是為了單純的懷舊，那種遠逝了的輝煌，於他只是一份歷史意義上的參照，是供他思索，甚至反省的標的。當然這也必然要涉及到具體的人與事，那些曾經存在過的，甚至叱吒風雲的歷史上的徽州人，也就在他的觀照之中了。從朱熹、戴震、王茂蔭、胡適、陶行知，從聲名赫赫的胡宗憲、胡雪岩，從勤謹誠信的一代代徽商，到具有反叛精神的悲劇英雄汪華、方臘、汪直，洋洋洒洒一兩千年的時空，都在作者筆下騰挪翻滾，徽州在他這兒，更多地體現了一種綿長的文化的概念，更多的生動，乃至有血有肉的細節，是支撐這種概念的不可或缺的基礎，而這其實也正是它之所以引人入勝的原因。生動的細節十分重要，但過分的沉溺，或者糾纏的結果或者可能招致敘述上的本末倒置，畢竟這不是完全敘述意義上的例如小說的體裁，其思辯性上的意義賦予了它更豐富的思想及文化上的內涵。特別欣賞作者這份跳出徽州看徽州的宏遠襟懷，他時時把徽州置於一個更遼闊的平台來衡量，例如在敘述時十分注重以一種大歷史的歷史觀來貫穿於文字的阡阡陌陌之中，敘事寫人及說理，於是就呈現了一份豁然的通脫。在有關徽商這一族群的敘述中，他更多地聯繫當時的中國，乃至世界的情況，從儘可能宏大的場景上去條分縷析。這份冷靜的睿智，似乎更多了些客觀的成分，也使趙焰有關徽州的敘述更趨合度，因此也具有了一份濃郁的理性的趣味。趙焰說他一直想描繪一個真正的徽州，在寫這書時這應該是他努力堅持的理念。是否能夠，恐怕仍然不好說，依不佞之見，到底不過仍然屬於趙焰的徽州，但這也沒有可遺憾的，他不是以“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為小標題來寫徽州種種，徽州如夢似幻，空靈而迷離，在這片土地上遊走，重要的是文化的領悟與享受思想的快樂。去過的或未去而想去徽州的，以為何妨讀讀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