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羅特·升允
清廷授多羅特公
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姓多羅特氏,字吉甫,號素庵,八旗蒙古鑲黃旗人。清廷授多羅特公,主要擔任過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陝西布政使、巡撫,江西巡撫,察哈爾都統,陝甘總督等要職。宣統元年,升允曾因上疏反對立憲,以妨礙新政之過失被革職,之後寓居西安滿城。武昌起義爆發后,他又重新被啟用,任陝西巡撫,總理陝西軍事。升允率甘軍東進,連下十餘城,逼近西安。1912年2月,清帝溥儀退位,甘軍得知消息,拒不與革命軍作戰,升允西退。此後往來於天津、大連、青島之間,結納宗社黨人,圖謀復辟。1931年7月23日病逝於天津租界,遜帝溥儀贈謚曰文忠。
升允(左)
1913年在策動蒙古“勤王”失敗后,升允東去日本謀求國外力量支持復辟,並於日本參加了宗社黨。升允歸國后,居住在青島沂水路3號(今《青島日報》職工宿舍,舊宅尚存。)他並不甘心做寓公,而是為復辟清廷四處活動,尤重走日本路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日本軍隊向德國駐青島的軍隊發起進攻,日本佔領青島后,升允等均受到日軍的保護。這時,升允又轉向投靠日本。其間,升允和溥偉、善耆做為宗社黨骨幹,往來青島、旅順等地,不斷進行復辟活動。1913年,溥偉在青島策劃復辟時,曾派人去聯絡張勳,升允也不甘落後,緊忙給張勳去信說:“弟知公忠義過人,此得恭邸(指溥偉)書,又盛稱之。然則公其當代之偉人,……”以盡吹捧拉攏之能事。後來,張勳進行的癸丑復辟因事泄而流產。1916年,善耆由日本人川島浪速幫助招募和訓練了一支秘密軍隊,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島趕往旅順“閱兵”。他們企圖以這支軍隊為冒險的資本,與蒙古公爵八寶札布的軍隊相呼應。升允曾去信,煽動八寶札布打起“勤王”旗號,有日本浪人參加,在滿蒙一帶進行騷擾活動,一度進犯張家口。善耆與升允本來就一直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豢養,是不惜賣身投靠日寇的。後來,善耆的女兒金璧輝做了賣國的日本間諜,就是臭名遠揚的川島芳子。
袁世凱死後,張勳便以徐州作為復辟活動中心,升允在徐州同張勳面談后,便以張勳代表的身份,去日本東京,與日本首相寺內會商。《張勳與佃信夫》一文,講過升允到日本東京時的情形:“寺內因病在家休養,特更衣接待。升允向寺內介紹了中國的國內形勢后,寺內說:‘聽說先生寄寓青島,歸國之後,屆時盡可與日本駐軍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氣。’敘及寺內的談話十分懇切,富於感情。升允聽罷,在感激之餘,不禁啜泣起來,老淚橫流,不能自禁,連連稱謝,竟至語不成聲。寺內也被這一為清朝矢忠的孤老遺臣的容態所感動,亦不覺滴下淚來。”當時,在日本和清季遺老間傳誦過升允寫的一首五絕:“老臣猶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蘇武書。”說明升允在日本是別有懷抱的。為復辟清室,他與日本勾勾搭搭的內幕中可以看出,升允是個堅決走日本路線的人物。升允回到徐州,向張勳回報時,帶來了日人支持復辟的信息和豐厚的經費,從而堅定了張勳等人的復辟決心。張勳在1917年復辟清室時,曾授升允為大學士。在《奉新張忠武公哀輓錄》里,收有升允挽張勳贊云:“嗚呼!忠武遭時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懷漢陽之貞純;主盟徐方,誓師國門,伸大義於天下,奚可以成敗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數日,升允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病故,年七十二歲。
升允,姓多羅特氏,故後人以羅為姓,雪堂書札常以本家同宗隱喻。察哈爾(插漢)蒙古族人。隸屬蒙古鑲黃旗。生清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卒辛未七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將;祖色普真,前鋒參領;其父訥仁,進士及第,庶吉士,內閣學士,刑部右侍郎,工部侍郎。
升允為了復辟清廷東奔北走,顛沛流離,尤其是在主政西北十餘年來以來,更是煞費心血,但終於一事無成,不免心情鬱悒,漸染疾症,健康狀況每況愈下。1921年夏,升允受他的朋友、著名的考古學家、金石學家羅振玉力邀,全家從青島搬至天津羅振玉當時在法租界德鄰里的一幢別墅里居住。當時,馬福祥調任綏遠都統后,每年派人赴津,向升允專致“敬儀”,每次約為銀元數百元。1931年9月20日,升允病亡天津,時年73歲,停靈在北京東直門外的延壽寺。升允做寓公時,奔走間作詩以明心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蘇武書。”看來,他是鐵了心想復辟清王朝的。升允臨終時,日本軍方曾派人三番五次到府上打探信息,最後確人其已死亡才作罷。升允死後,廢帝宣統溥儀贈謚曰文忠。一些有名的滿清遺老前去弔唁,諸如鐵良、文海等人,還有升允昔日舊部,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執弟子之禮攜子馬鴻逵、馬鴻炳送了花圈和輓聯,馬福祥的夫人、馬鴻逵的庶母馬書誠(雲亭夫人)前往升允靈前弔唁,並送去800大洋,不少日本政客也前去悼念。
升允《自述》云:我本插漢一老胡,雲龍際會來燕都。身受國恩歷七代,休戚與共無相渝。自讀儒書服儒服,漸忘邊外牛羊牧。美食鮮衣日不足,非復北來古風俗。單於猶是有君臣,中華乃為化外人。王者跡熄匹夫責,吾欲藉此明彝倫。嗚呼禮樂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豈得已。
升允在陝甘主政時,曾寫下《望河樓》對聯:上聯:隴雲秦樹窮千里;下聯:岳色河聲共一樓。隴山在甘肅。因以隴為甘肅省的簡稱。秦:古國名。嬴姓。秦襄公始立國,至秦孝公日益富強,為戰國七雄之一。春秋時,覆蓋有今陝西之地,所以習稱陝西為秦。聯語清新淡雅,繪聲繪色,扣一“望”字,目窮千里,畫意詩情,盡攬於一樓之中。此對聯曾被收入《民國名聯三百首》中。
縱觀升允一生,除了對清王朝愚忠外,升允為官比較清廉,也曾做過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
2001年西北大學研究人員發現了西北大學的前身(陝西大學堂)在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4月,由陝西巡撫升允給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關於開辦陝西大學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緒皇帝的親筆硃批,再次以實物形式印證了西北大學的前身確實是陝西大學堂,這說明建立西北大學的首倡者就是升允。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升允在蘭州創辦甘肅省速成師範學堂(后改初級師範),令各地選送品學兼優的生員入堂肄業,一年畢業後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學堂當教習。每名生員月給伙食銀8兩,每年需銀96兩,由該地方官批解藩庫,再由該學堂領給。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蘭山書院創設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為全省各地中學堂培養教習。他令各府縣選送貢生、生員、監生120名,人堂肄業,每月每人發津貼銀3兩。教職員工20多名,月薪多者數百兩,少者數兩。兩者相加,每需經費數千兩,由藩庫支出。三月,升允在甘肅舉院、小西湖創設甘肅農業試驗場,分內外兩場,佔地70多畝,引進麥、豆、蔬菜優良品種,予以培育、推廣。閏四月,升允任命蘭州道彭英甲為甘肅農工商礦總局總辦,主持興辦地方實業。總局下設農工股(分管農業試驗場和工藝製造廠)、商礦股(分管商品陳列所和礦質化驗廠),領取藩庫銀2萬兩為常平經費,得以在全省各地推行實業。五月,在升允的支持下,彭英甲在甘肅舉院開辦勸工局廠,利用甘肅資源,引進西洋設備技術,製造綢緞、銅、鐵器等輕工產品。較有規模的有綢緞廠、織布廠、栽絨廠、玻璃廠等四大廠,還有製革廠、銅器鐵器等小廠。共有員工148人,其中的藝徒由各廳、州、縣選送。經費主要來自官款,其中除廠內產品售款及各地解到藝徒津貼外,歲需銀7984兩,採購原材料歲需1.9萬多兩,由農工股按月撥領。
此外,升允還有剛直的一面。庚子西狩之役,他在陝西迎駕,見太監沿途騷擾,就大力抑止,錚錚有聲。后又彈劾權貴,凜然不懼。慈禧太后七十壽誕時,慶親王命各省獻金祝壽。升允不僅不獻金,反而上疏要求停止獻金。故史稱升允“實為滿員之得未曾有者”。
鐵良給升允的輓聯寫得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辛亥之亂,第一忠臣”。
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的挽幛是:保清室守邊疆忠心不二,志未深遵君命抱恨終天“。升允晚年的落魄,也使得曾經輝煌的家族陷入底谷。
升允晚年的落魄,也使得曾經輝煌的家族陷入底谷。
長子札克丹(漢名羅壽松,號友梅),曾留學德國,辛亥革命前由升允推薦到湖廣總督瑞徵帳下為機要幕僚。不久,被任命四品頂戴湖北省牙厘局總辦。武昌起義爆發后,札克丹正在衙門躲避,被革命黨人抓獲,上額被砍了一刀,僥倖未死。混亂中,他化裝逃出武昌,繞道上海回到北平。為此,他把一切仇恨都加在孫中山先生身上,以賣文鬻字了卻一生。
次子扎拉芬(漢名羅壽恆,號延齡),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后,又東渡日本學習。曾任清延禁衛軍第三標標統。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在直隸省(今河北省)灤州一帶舉行秋操演習時,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士兵,響應辛亥革命號召,將參加演習的禁衛軍三標駐地包圍,扎拉芬用戰刀砍死三名革命黨人,率部衝出重圍,逃回北平。後來在鬱悶中死亡,臨終之際還咬牙切齒,詛咒辛亥革命。
三子扎壽恆(漢名羅壽風,號友竹),1900年在端王載漪率領的虎神營當差,1907年,又到御前善撲營當差,因此,受到辛亥革命浪潮的直接衝擊。他保存有兩支單打一的老式手槍。扎壽恆曾經回憶說,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他在通州防禦八國聯軍時,見有兩個義和團人逃跑,便大聲喝道:“你們說刀槍不入嗎?為啥還要逃跑呢?”說畢,便槍殺了這兩個人。辛亥革命后,由於父兄的去職,家庭潦倒,扎壽恆也將咒罵革命黨,咒罵孫中山掛在了嘴邊。扎壽恆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夜深人靜時,他眉飛色舞地向子女講述槍殺兩名義和團人的故事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