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中國現代著名政客，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之一。浙江省諸暨市直埠鎮姚公埠村人，生於上海。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青年團上海盧灣區工委宣傳部部長，《萌芽》雜誌、《文藝月報》編輯，《解放日報》編委。“文化大革命”中，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結成“四人幫”。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犯有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復政府、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和誣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1955年批判胡風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文藝報》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張春橋注意。他的左的文藝觀點歷史觀點，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為毛澤東所欣賞。按毛澤東的旨意，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揭開文化大革命大戲的序幕，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調。任《紅旗》雜誌總編、主管意識形態（1970接替倒台的陳伯達）；參與組織了批林批孔和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是“池恆”等御用寫作班子主管。

1955年批判胡風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限》（《文藝報》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張春橋注意。他的左的文藝觀點歷史觀點，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為毛澤東所欣賞。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筆是許多人見識過的，想來也有意思，當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寫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發情懷的時候，姚文元出來了，文章寫得雷霆萬鈞、煞有介事、危言聳聽，故弄玄虛又生動活潑，讀他的文章可以感覺到，他寫的時候一定非常過癮。有學者粗略統計，僅在反右運動中、在上海範圍內，姚文元批判過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蟄存、許傑、徐中玉、魯莽、流沙河等人。姚式奇文兩例。其一，開篇橫掃一大片式的：“自從右派分子向黨發動進攻以來，他們就把最大的仇恨傾注在共產黨頭上。不論是儲安平的"黨天下"，葛佩琦的"殺共產黨"，徐仲年的烏鴉啼，施蟄存的"才與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語，其劍鋒都是對準了黨的領導。”（《對黨領導的態度是辨別右派分子的試金石》）其二，生動潑辣式的：“如果說，施蟄存是用陰險的冷箭射向共產黨，徐仲年是用仇恨得發抖的手握著刀砍向共產黨，那魯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滾披頭散髮用流氓手段撲向共產黨和靠近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這是一種向黨進攻的新的戰術。”（《魯莽耍的是什麼把戲》）曾有人回憶姚文元小時候寫作文，被他的國文老師笑評為：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驚人），寫一篇作文，就要寫死一個人。這倒像是一個隱喻或讖語，此時的姚文體煽惑性已不可小覷了。那個原來見到施蜇存總是恭恭敬敬喚一聲“施伯伯”的舊誼姚篷子的兒子，已是被張春橋賞識的大御用文人了。

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姚文元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揭開文化大革命大戲的序幕，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調。任《紅旗》雜誌總編、主管意識形態（1970；接替倒台的陳伯達）；參與組織了批林批孔和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是“池恆”等御用寫作班子主管。

兩封奇怪的信

1976年，是中國當代歷史的“多事之秋”。這一年的1 月，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流的“四五運動”。然而，“四五運動”卻被鎮壓了。我們所說的“兩封奇怪的信”就與“四五運動”被鎮壓，以及此後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有關。

1976年4月12日，即在“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后的第7天，《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上面寫著“《人民日報》總編輯收”，信封的背面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

當時，《人民日報》一位負責人拆開一看，信封裡面裝著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份報紙上登著《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這份報紙的刊頭“人民”二字上打了一個大黑叉，然後加上兩個字“造謠”。接著，寄報人在這份報紙的空白處寫下了如下批註：“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明明是你們編造的詩詞，拿來說是天安門廣場的，誰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人民日報》拆信的這個負責人見此，連忙把信送給當時“四人幫”安插在《人民日報》的總負責人魯瑛。魯瑛看后，臉色大變，他深思了一會，告訴拆信的《人民日報》那位負責人，要嚴密封鎖消息，不要告訴其他任何人。接著，魯瑛乘上轎車，急馳姚文元的住所。魯瑛一見到姚文元，便把人民日報社收到的這封匿名信連信封帶內容全部呈上，急乎乎地說：文元同志，你看看這封信，簡直反動至極。

姚文元讀著這些文字，臉色青一陣，白一陣，但他還是裝作從容的樣子，把《人民日報》裝入信封之中，然後問魯瑛：這件事還有誰知道？魯瑛答道：除了我和那個拆信的負責人之外，再沒有人知道。

姚文元又問：那麼說，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魯瑛說：是的。聽魯瑛這樣一說，姚文元長出了一口氣。他向魯瑛交待：這件事，只限於我們三個人知道，誰也不準說出去。送走魯瑛后，姚文元把這封信鎖在自己家裡的抽屜里，他沒有把這封信交給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也沒有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

1976年7月，毛澤東的病情加重，正在這時，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這封信是7月下旬新華社負責人謝力夫轉給姚文元的。信是由新華社河南分社一名記者寫的，信沒有拆開，信封上寫著“姚文元同志親啟”。姚文元拆開信一看，眉頭立刻皺了起來。

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時，說了一番別有意味的話。這番話的主要意思是說，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爭，老派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連，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來就是血雨腥風。老派新派無論誰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紀登奎的兒子還對這位河南省委組織部負責人說：回去給省委打個招呼，對將來的事情要做好準備。

寫信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后，把信轉給毛主席。

姚文元把這封信看了三遍。看過之後，他思忖再三。他考慮：毛主席已經病重，信不好轉了，轉了要加重毛主席的病情。他又考慮：是把這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看，還是不給他們看？對此，他考慮再三，最後決定不給他們看。

姚文元把這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樣想的？

從後來姚文元的交待來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們（指“四人幫”——筆者注）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只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的戰車上，如果不交給他們看這封信，靜觀事態變化，一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這封信，連同4 月12 日魯瑛交給他的信，一併交給華國鋒。這是擁護華國鋒領導的一種表示，華國鋒就會認為姚文元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不是一回事，會感激他。他說不定還會當政治局委員，至少不會跌得太重。

對這一想法，中央專案組在1980年7月17日審訊姚文元時，姚文元做了交待。他講：我感到毛澤東逝世后，我自己是會被批判的，“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聯想到毛主席說過的‘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我就擔心解決到自己頭上了”。

原來，他不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準備把自己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區別開來。

姚文元決定：要勇敢地投入戰鬥

那麼，姚文元是否考慮過毛澤東逝世后，他要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斷絕幫派聯繫呢？顯然是考慮過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記中寫到了他自己的矛盾心情。他是想與江青等人從此保持一定距離的。那時，人們已經開始“疏遠”和“不滿”江青了。姚文元還記載：不知為什麼，13日上午，華國鋒、王洪文、他本人一同會見前來弔唁毛主席的外賓時，江青卻沒有參加會見。後來江青提出政治局開會，在會上，因為遺體問題和華國鋒吵起來。她的言詞很激烈，大家都不滿意，這樣下去很危險。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開始疏遠她。

從上述姚文元日記中的記載來看，他是看到了人們對江青的不滿，感到與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幫”是危險的。他甚至還想到了自己出事後他的孩子怎麼辦的問題。

但是，姚文元經過反覆權衡，最後還是下決心與江青等人一起搞“四人幫”，這固然是因為他們思想體系是一樣的，但也是因為姚文元的“押寶”：他認為華國鋒軟弱，成不了大氣候，老幹部們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與江青、張春橋搞在一起，自己今後才能夠繼續享受榮華富貴；他還想到，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沒有人能把她怎麼樣，今後她還會在中央佔有很大勢力；還有一點，姚文元是張春橋賞識並一手提拔上來的，姚文元相信，繼續聽張春橋的，沒有錯。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還寫道：“我要振作起來，要充滿信心，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戰鬥。”“記住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歡的生活是戰鬥！”

小算盤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手下的人寫了“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筆者注）社論，並且親自寫好了社論的提綱，口授了大體內容。9月15日，社論稿起草好之後，送給姚文元修改時，姚文元決定，把他篡改的毛主席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加進社論稿中，並且對這句話進行了“解釋”。

姚文元在社論稿中加寫道：“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永遠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辦。”

姚文元把這一段話加寫完之後，交給《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要求儘快安排發表。9 月16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為題，發表了這篇社論。

1980 年底，中央專案組在審訊姚文元時，曾經問他，為什麼要捏造毛主席臨終囑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說了這樣的話：“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也沒有想過。”

從姚文元的這段供述中可以看出，姚文元是想要發揮筆杆子的作用，定下一個大的方針“按既定方針辦”，以此來避免他收到的兩封奇怪的信中所預言的“四人幫”必定滅亡的後果。

那麼，姚文元為什麼不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原來，姚文元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幫”在中央內部已經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說：我想，如果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他們，他們就會馬上追究，而這兩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與中央內部高層人物有關，追來追去，不一定追查得清楚，反而會在中央內部樹敵過多，使他在中央內部處境不利。決定不把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之後，姚文元把兩封信都鎖在自己家的抽屜里，然後發揮他的輿論總管的作用，專在宣傳“按既定方針辦”上下功夫。他認為，這樣最保險，可進可退，如果“四人幫”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幫”失敗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傳方針，算是跟人跟錯了。

姚文元為什麼會這樣想？

事出有因。“按既定方針辦”，是張春橋最早捏造的。張春橋曾經對王洪文、姚文元說過，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我最後一次見到毛主席時，主席拉著我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最高法庭審訊時的交待）一旦最後“四人幫”失敗，姚文元可以把這一切往張春橋身上推，摘掉自己的干係。原來，姚文元在打這樣的“小算盤”！

圍繞兩句話展開的鬥爭

這個小算盤打定之後，姚文元便放開膽子，督促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姚文元的舉動，先是引起了葉劍英的警覺。當“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發表后，葉劍英在“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下面用紅鉛筆畫了一條杠，在旁邊打了一個大問號，交給華國鋒，目的是提醒華國鋒注意。但華國鋒卻沒有注意到葉劍英的提醒。

9月17日，上海《解放日報》以大標題的形式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時，葉劍英拿著這張報紙找到華國鋒，當面對華國鋒講：“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與你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照過去方針辦”不一樣，他們說“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是別有用心，因為毛主席寫“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時，還是1976年4月30日，距毛主席去世還有4個多月，毛主席那時還能會見外賓，怎麼能說是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呢？

葉劍英這一席話，引起了華國鋒的警覺。原來他只是認為“按既定方針辦”與“照過去方針辦”這兩句話的意思差不多，他認識到了“四人幫”捏造“按既定方針辦”是有險惡用心的。

華國鋒首先把這個疑問同汪東興說了。汪東興決定找機會由他出面澄清問題。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華國鋒將在第二天召開的天安門城樓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時，汪東興指著“按既定方針辦”一句話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的兩個文件。”

但是，汪東興的話卻被吳桂賢給打斷了。吳桂賢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汪東興聽吳桂賢說是華國鋒講的，怕追究下去對華國鋒不利，便表示：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之後，汪東興沒有再說什麼話。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實厚道的華國鋒，在原則問題上卻從來不退讓。1976年9月30日晚上在天安門城樓座談會上，華國鋒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針辦”。接著，華國鋒於10月2日在喬冠華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針辦”的字樣統統刪掉，並且專門寫了一段批語：“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今天看來，“按既定方針辦”與“照過去方針辦”兩句話之間，實際上語意大同小異。但華國鋒抓住這個問題不放，確實是抓住了要害。這個要害就是：到底誰是毛主席確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毛主席確定的接班人是我華國鋒。這可以說是對“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致命一擊。

華國鋒這一批示傳下來后，葉劍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畫圈，批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畫圈，跟著葉劍英批示“同意”。王洪文為什麼也批示“同意”呢？他是不是也有與姚文元同樣的想法，想要留一手呢，抑或他糊裡糊塗，不知道這裡面的利害關係？因王洪文已死，這一點只能作為歷史懸案了。

看到華國鋒的批示后，滑頭的張春橋在寫了“同意”二字之後，又寫了一個批註：“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傳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張春橋這一手確實厲害，華國鋒的批示不下達，就等於被封殺了，這樣，全黨全國人民並不知道真相，“四人幫”就可以繼續大肆宣傳“按既定方針辦”了。

姚文元看到華國鋒的批示后，心中明白，華國鋒這個批示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針對“四人幫”中的他。他感到，華國鋒已經站到了老幹部一邊。他接到的兩封奇怪的信中，對此也有預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將面臨的政治抉擇：是就此罷手，聽華國鋒的，還是繼續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搞“四人幫”？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根本不理睬華國鋒的批示，照樣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但是，姚文元沒有想到，他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是在“按既定方針辦”問題上，華國鋒更加認清了“四人幫”的本質和篡黨奪權的陰謀。他於1976年10月4日已經下定了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決心，並且確定了抓“四人幫”的方案，指定汪東興具體落實。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

1996年1月刑滿釋放。出獄后隱居上海和浙江湖州。

2005年12月23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