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旻

1925年12月 生於北平（今北京）

1950年 畢業於同濟大學醫學院留校工作

1950年7月 同濟大學醫學院病理系助教

1952～1954年6月 中南同濟醫學院病理系助教

1954年7月～1957年8月 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助理研究員

1956年9月～1957年10月 北京外語學院留蘇預備部

1957年11月～1961年6月 莫斯科蘇聯醫學科學院和臨床腫瘤學研究所研究生，獲醫學科學博士學位

1961年9月～1969年12月 北京中國醫學科學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助理研究員

1970年1月～1973年10月 青海海西州都蘭縣夏日哈公社衛生所醫生

1974年10月～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細胞生物室主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教授）

1988年11月～現在 分子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2017年10月16日下午14：40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1歲。

細胞生物學，實驗腫瘤學，人類遺傳學承擔國家“863”計劃課題、腫瘤攻關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攀登計劃項目（後轉入“973”項目）等多項研究工作

主要業績：1962年建立我國第一個細胞遺傳學研究組，向全國推廣適合我國的細胞遺傳學技術方法；1974年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組建細胞生物學室並開展腫瘤的細胞生物學實驗研究；1979年起倡導腫瘤的基因治療並在國家“863”計劃的資助下開展基因治療的研究；1979年全面介紹優生學的發展和功過，宣傳其積極的方面，對我國的醫學遺傳學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1991年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主任，在任期間啟動了我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1997 年呼籲和推動我國人類基因組和生物信息學的開展，並物色人才建立了“你好：生物資源檢索站”（《NEE-HOW：The Bioresource Finder》）。獲得過國家級多項獎勵

由他主持的《人類和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創建、發展和主要成就》，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人體成纖維細胞和上皮細胞體外惡性轉化系統的建立及其在病因和癌變研究中應用》，獲衛生部重大醫藥衛生科技成果二等獎。《我國食管癌高發區易感人群的檢出和進行規模預防的策略》，獲衛生部醫藥衛生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與盧惠霖教授合作全面介紹了優生學的發展歷史和功過，對我國醫學遺傳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在食管癌研究中，倡導癌症的基因治療，取得首創性進展。發表中文、英文、俄文論文300餘篇。吳旻，細胞生物學、醫學遺傳學家。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后稱院士。是我國醫學遺傳學的奠基人之一。1961年開創了我國人體細胞遺傳學和腫瘤細胞遺傳學研究，創建了第一個醫學遺傳學研究組，為促進我國醫學遺傳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1983 年，首次提出食管癌遺傳病因和通過檢出高發區易感人群進行規模預防的策略；1985年，首先在我國提出開展惡性腫瘤基因治療的研究。他是第一批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他所在的科室是第一批博士后流動站和第一批國家教委細胞生物學重點學科點。

艱辛的求學

1925年12月，吳旻生於北平。

吳旻的父親吳貽蓀是江蘇常州人，只讀過幾年私塾，憑著勤奮，靠自學考上了北平的報務員訓練班，畢業后成為三等報務員留在北平。吳旻的母親丁韞如曾讀過初中。吳旻小名鑫寶，學名吳銘祖（吳旻是上大學時改的名字），出世幾個月後，吳旻就隨父母回到了南方。

從小體弱多病的吳旻偏偏趕上祖國歷史上的多難時代，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中國籠罩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中。然而，少不更事的吳旻並不知道用功讀書，他從小沉醉於《封神榜》、《西遊記》等神怪小說中，一心想到名山尋師得道，張嘴就能吐出一道劍光……儘管家中隨著吳旻三個弟妹的到來經濟日趨拮据，從未上過學的吳貽蓀還是把希望寄托在長子身上。1936年底，吳旻小學畢業，由於公立學校冬季不招生，父親把吳旻送進南京金陵中學這一昂貴的私立學校。但一學期后，吳旻因學習不用功，幾門課不及格而留級。這時，“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吳旻和父母一起輾轉逃亡到湖南、貴州和四川，吳旻的初中讀了好幾個學校，到四川合江才畢業。

經歷了顛沛流離，吳旻開始懂得學習機會的可貴，在四川永川上高中時，如饑似渴地讀書，儘管抗戰期間生活困難，又染上了幾年不愈的瘧疾，他都以堅強的毅力激勵自己努力，常常半夜悄悄起來，從路燈中倒出一點油，在油燈下攻讀到快天亮時才回寢室躺下休息。工夫不負有心人，他的學習成績開始名列前茅了。

1943年暑假，離高中畢業還差半年的吳旻以同等學力考上了同濟大學醫學院。1949年7月以各門功課全優的成績畢業。

新中國成立了，吳旻從漢口同濟醫科大學醫學院畢業，經過1年的醫院實習，留校擔任了病理學助教。吳旻懷著實現自己抱負的熱情投身到祖國的建設和革命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報名參加醫療手術隊，並榮獲小功兩次。1954年，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成立，吳旻被調到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擔任助理研究員，在我國著名病理學家楊簡教授的指導下工作。1955年，他進行了Ehrlich腹水癌的細胞生物學研究，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實驗腫瘤學研究。

莫斯科求學

1957年冬天，經過了1年的留蘇預備班學習之後，吳旻來到了蘇聯，在蘇聯醫學科學院實驗和臨床腫瘤研究所病因與發病學系做研究生。

從踏上蘇聯國土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考慮怎樣利用這寶貴的機會學到更多的東西，他在等待他的導師給自己定研究計劃。

這一天，吳旻的導師，蘇聯醫學科學院院士，著名的細胞生物學專家阿·德·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把吳旻叫到家中，給了十個不同的題目讓他自己選擇。這些題目中，有些比較簡單，有一些則較難。若選擇較簡單的題目，對一個要想獲得學位的研究生來說比較保險。吳旻選擇了《惡性腫瘤細胞瓶中克隆的獲得》課題。所謂細胞克隆，就是要從成千上萬的細胞群中分離一個單一細胞進行繁衍，這在當時還只有美國科學家剛剛研究成功。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告訴吳旻，以前他的一位研究生已經在這個課題上失敗了，讓他慎重考慮自己的選擇。吳旻沒有退縮，決心攻下這一難關。

吳旻把自己的路線限定在圖書館—實驗室—宿舍之間，苦苦思索獲得單個細胞繁殖的技術手段。靠一根毛細玻璃管，他吸出了一個腫瘤細胞，可在怎樣培養上遇到了更大的難題。在美國的個別實驗室已經設計了二氧化碳培養箱以維持培養液酸鹼度，可在蘇聯並沒有這個條件。人肺不就是吸進氧氣呼出二氧化碳嗎？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氣，把呼氣末尾的一點“底氣”吹進了培養瓶，正好是含5%CO2的水蒸氣飽和了的氣體，同CO2培養箱里的氣體一樣。3個星期後，單克隆腫瘤細胞生長起來了，人體腫瘤細胞克隆培養成功了！而這時，他進實驗室僅3個月。

吳旻並沒有滿足，他再接再厲，又用類似的方法獲得了三個移植性實體腫瘤克隆，比較了這幾個克隆的耐藥性差別，並開始對腫瘤組織和正常組織體外培養過程中發生的形態學變化、細胞株在不同培養時期中所獲得的克隆差異、克隆細胞長期培養發生的改變以及克隆和亞克隆之間的差異等進行了研究。與此同時，他又開始向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細胞遺傳學進軍。此時的蘇聯，李森科學說佔了統治地位，經典遺傳學被視為禁區，蘇聯科學家一般都不敢問津。吳旻衝破這一學術禁區，應用現代方法研究胎兒組織和腫瘤細胞染色體，對正常人體染色體、腫瘤克隆細胞染色體的變化做了大量的研究，獲得了許多數據，並據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為以後回國開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這些工作，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首次。短短的三年半留學期間，吳旻發表和投出了13篇論文，他的出色工作獲得蘇聯科學界的一致讚賞。

1961年6月13日，18位來自蘇聯最高研究機構的資深專家組成的蘇聯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答辯委員會，主持一位中國研究生的論文答辯。在答辯會上還宣讀了蘇聯著名學者Chlopin在病危中為吳旻論文寫下的熱情洋溢的評語。

面對蘇聯科學界的權威們，吳旻宣讀了論文，用充足的實驗數據回答了專家們的提問。經過短暫的討論，18位專家全票通過授予吳旻醫學科學副博士學位，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緊接著，主席宣布，鑒於吳旻傑出的研究工作，答辯委員會決定進行第二輪投票，考慮能否破格授予吳旻醫學科學博士學位。18 位專家又以全票通過授予吳旻醫學科學博士學位。吳旻成為我國留學生中獲得蘇聯醫學科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人。

創建細胞遺傳學

一切生物的遺傳信息都儲存在細胞核裡面像鉗子一樣的許多小東西里，這種小東西叫染色體。研究染色體的學科就叫細胞遺傳學。

20世紀50年代末，法國科學家首次發現先天愚型是由於多了一條21號染色體所致，這是人類發現的第一個染色體病。接著，女性缺少一條X染色體引起的先天性卵巢發育不全綜合征、男性多了一條X染色體引起的先天性睾丸發育不全綜合征等疾病相繼被發現。世界醫學界被震動了。

1961年，剛剛回國的吳旻決心創建中國的細胞遺傳學。當時國內正處於困難時期，生活極度艱辛，更不用提科研條件了。沒有培養箱，吳旻和他的助手找來過去日本人佔領協和醫院時遺留下的溫箱；沒有培養瓶，他們在廢物堆里尋找丟棄的玻璃眼藥瓶；他們還買來菜豆，自己研磨、浸泡，提取能刺激淋巴細胞分裂的植物血凝素。當第一次製備出漂亮的人外周血淋巴細胞染色體時，吳旻和他的助手凌麗華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們奔走相告，讓大家一起分享這一喜悅。

吳旻和他的助手們建立了一整套外周血、人胚胎組織、腫瘤胸腹水細胞染色體製備的技術，把這些技術應用到遺傳病、腫瘤、放射病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1962年，他和凌麗華以及協和醫院的婦產科大夫詹寶光一起在國內首先開展了應用羊水細胞中的性染色質檢測胎兒性別的研究，並查出一例先天性辜丸發育不全綜合征，這是國內第一個產前診斷的病例。

1963年，他和腫瘤醫院申榕年應用染色體分析檢出一名46 歲，XY的晚期女性性腺細胞癌患者，患者死亡了。但吳旻和他的助手通過家系調查檢出患者的姐姐有同樣的染色體異常和處於早期階段的性腺細胞癌，讓她及時進行了手術。患者術后十多年仍健在。這是世界上首次應用染色體檢查使一位癌症患者得到早期診斷和治療的例子。

1963年，一次意外事故使四位農民受到大劑量γ射線照射，吳旻和凌麗華等檢測出世界上罕見的染色體畸變。通過動態檢測，吳旻提出可以用細胞遺傳學指標監測放射病患者病情和判斷預后，為臨床治療提供了科學依據。

除了人類染色體外，吳旻的研究組蔡有餘、凌麗華等還開展了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建立了實驗動物骨髓細胞染色體和睾丸減數分裂染色體的製備方法，制訂了中國地鼠、小鼠、大鼠、金倉鼠和大倉鼠的核型圖，還繪製了小鼠染色體G帶的標準模式圖，為實驗動物的細胞遺傳學提供了基本技術方法和參考數據。

30多年來，吳旻領導的實驗室為全國培訓了一大批從事細胞遺傳學的科技人員，他創建的細胞遺傳學方法如今已普及到全國大多數醫院和研究機構，染色體檢查在遺傳性疾病的早期診斷（如先天性智力發育不全、先天性畸形的產前診斷）、習慣性流產和不育的病因分析、放射損傷、環境中有害物質的檢測、腫瘤的發病機制、早期診斷和治療指導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青海高原

20世紀60年代中期，正當吳旻決心為新中國的醫學遺傳學大幹一場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席捲了整個中國，科學文化事業遭到塗炭。吳旻的科研工作也不例外。吳旻承受著一個科學家不能工作的痛苦。

很長時間以來，吳旻一直為中國缺少人類遺傳學的參考書而遺憾。1963年，他接受科學出版社的委託，著手把美國斯特恩的《人類遺傳學原理》譯成中文。在近3年的時間裡，他利用晚上和節假日的時間，頂著巨大的壓力，終於獨力譯完了這部近百萬字的巨著。可是，當一大捆謄清、校對好的稿子送到出版社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本書的出版也擱淺了。60年代末，中華大地上的混亂還沒有結束。吳旻接受了下放青海的安排。1969年年底，吳旻和妻子彭仁玲帶著6歲的女兒吳雙在嚴寒中離開北京，來到青海高原。吳旻想，既然到邊疆，就索性到最基層去為當地的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們一家沒有要求留在省會或縣城，而是直接下到青海省海西州都蘭縣夏日哈公社。

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六月天也會突然飄雪。吳旻一家來到夏日哈公社安家落戶時，正是青海的隆冬季節。彭仁玲大夫回憶起那段經歷時說，“開始，我們連爐子也生不著，全家凍得夠嗆。尤其吳雙手腳都生了凍瘡，痛得直哭。但我們還是挺下來了。”事實上，他們不僅使自己適應了青海的環境，還為當地農牧民做了許多工作。在高原的邊遠地區，人煙稀少，加上氣候惡劣，交通極其困難，農牧民無法送病人到醫院就醫，衛生所就是他們生命和健康的庇護所。剛到衛生所時，除了吳旻夫婦外只有一位“門巴”。吳旻夫婦擔負了衛生所大量工作。他們要負責四個大隊農牧民的疾病防治工作。彭仁玲大夫，這位1955年畢業於武漢同濟醫學院，1959年北京醫科大學的研究生在衛生所看門診，管當地赤腳醫生，給他們發葯，進行醫療技術的指導。已經年逾不惑的吳旻則又從多年從事的微觀科學研究領域回到了臨床。他把一本藍色封面的《農村醫生手冊》幾乎翻爛了，從小傷小病、吃藥打針開始，農牧民需要什麼就學習什麼。他還學會了騎馬，牧民一叫就騎著馬去出診，常常一去就是幾天。他住藏民的帳篷，和牧民一起吃酥油茶、青稞糌巴。青海常寒風刺骨，漫天風雪，吳旻就這樣在風雪中奔走。在青海的第一年夏天，他奉命貫徹中央二號文件，冒著生命危險到鼠疫疫源地拔源，差點把命送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直到公社領導派人把他接回來。彭大夫心疼地回憶說，“他回來時簡直不像個人樣”。在青海夏日哈的幾年裡，吳旻不知為多少農牧民看過病，接過生。儘管在青海的近四年對吳旻的科學研究是個耽誤，但吳旻獲得的一大疊地區、縣和公社衛生部門的獎狀說明他沒有荒廢這段時間，而且，這段經歷也許更增強了吳旻為人民健康奮鬥終生的信念。

向腫瘤宣戰

1973年對吳旻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開始復甦的中國科學界又在著手出版科技著作了。科學出版社找出已落滿灰塵的《人類遺傳學原理》譯稿，打聽到吳旻的下落，寫信請他到北京寫點補充材料準備出版。“沉舟側畔千帆過”，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幾年中，世界的科學研究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人類遺傳學原理》又出了新的一版——第三版。吳旻向衛生所請了兩個月的假，在科學出版社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大量文獻，為譯稿增寫了第32章——“醫學遺傳學的進展”。他調回北京后，又根據新版對譯稿進行了全面修訂。為了讓讀者掌握實用的方法，又特別增寫了“人類細胞遺傳學的標準化”和“人類染色體製備方法”兩個附錄。這本浸透了吳旻心血和汗水的巨著，從吳旻1963～1965 年譯出第二版，到1976年最後交出第三版的譯稿，前後經歷了14年。書籍正式出版時，已經是1979年了。

1973年夏天，正在北京寫稿的吳旻聽到一個好消息，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重建腫瘤研究所。1973年10月吳旻一家回到北京，開始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所重新創業。

在重新組建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研究所，吳旻和潘瓊婧共同建立了細胞生物室，除了恢復人類細胞遺傳學的研究外，他開始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通過遺傳學的研究，探討腫瘤病因和癌變原理，再次向腫瘤宣戰。

1975年，國際上建立人體細胞體外惡性轉化的工作才剛剛起步，僅有的幾篇報道只涉及人體成纖維細胞的轉化，然而，80%以上的人類腫瘤都來源於上皮細胞。吳旻指導王秀琴、黃明等首先針對我國北方最常見的食管癌進行腫瘤細胞生物學的研究，利用同事們在河南林縣（食管癌高發區）糧食中分離到的幾種可疑的化學致癌物，如二乙基亞硝胺等，成功地在體外誘發了人胚肺成纖維細胞的惡性轉化，接著，他們又用二乙基亞硝胺誘發了人胎兒腎上皮細胞的惡性轉化。他們還用直接致癌物甲基硝基亞硝基胍誘發食管癌患者的癌旁成纖維細胞，使其在體外惡性轉化，再將這種惡性細胞進行異體（大鼠）接種實驗，長出了纖維肉瘤。

吳旻的研究組在國際上首次應用體外細胞惡性轉化系統驗證了食管癌的可疑致癌物。經過吳旻和他的研究組十幾年來的不斷努力，這一方向目前已發展成為誘導食管癌細胞分化、凋亡和分離分化基因，對食管癌進行基因治療的探索。

為優生學正名

優生學是英國科學家高爾頓於1883年提出來的，當時就引起過激烈的爭論。贊成優生學的科學家認為這是人類從消極生育到積極生育的分水嶺，對提高人類自身素質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而反對優生學的輿論認為，優生學的提出破壞了傳統的倫理，褻瀆了上帝創造人的教義，屬於不能容忍的離經叛道。20 世紀30年代後期，希特勒打著優生學的幌子，公開宣揚人種的優劣。以優化人種為借口，殺害了600萬猶太人以及大量的吉卜賽人和政治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國家把優生學當做種族滅絕的同義語，優生學的積極意義被湮滅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許多方面都跟隨蘇聯，優生學也被貼上“反動的種族主義”等政治標籤，成了談虎色變的研究禁區。

1978年，正當中國的科學研究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上剛剛開始復甦時，中國的兩位科學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為優生學正名。其中一位是我國遺傳學界的老前輩、湖南湘雅醫學院的盧惠霖教授，另一位就是吳旻。

1978年秋，中國遺傳學會在南京成立，《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主編藉此機會徵詢遺傳學詞條。吳旻明確表示，應當全面、客觀地介紹優生學。1979年夏天，在青島舉行的“生物學未來討論會”上，吳旻作了關於優生學的發言，後來發表在《自然辨證法通訊》上。在一次全國人大的小組會上，盧惠霖教授提出對優生學要重新認識的建議，當即遭到某中央領導的反對。這位老教授沒有屈服於壓力，他邀請吳旻在1979年11月長沙舉行的全國第一次人類和醫學遺傳學論文報告會上作“關於優生學”的大會專題報告。在湖南省委大禮堂里，吳旻向近千名來自全國的聽眾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優生學的定義、歷史和意義。呼籲立足於中國實際，從我國的計劃生育國策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出發，積極開展優生學的調查和研究。新華社某通訊員當即報道了這一消息，北京各大報刊紛紛刊載，這在當時，不啻於一聲驚雷。為了促進對優生學的認識，吳旻在《遺傳》雜誌上發表“關於優生學”、在《中華醫學雜誌》上發表“優生學”等文章，還在機關、部隊作了多次科普報告。吳旻提出：“在我國刻不容緩的任務是應在人民群眾中普及優生學的知識，廣泛開展人類和醫學遺傳學的科學研究和調查工作，加強醫學院校和大學生物系的醫學遺傳學教學。在中學教材中即應增加有關計劃生育、優生學和遺傳學的科學知識”（見《遺傳》，1980年第3期）。這一切，引起了讀者和聽眾極大的反響，獲得學術界的普遍共識，也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和肯定，被禁錮了許多年的優生學禁區終於打開了。現在，大規模人群調查、遺傳諮詢、婚前檢查和產前診斷已在全國範圍廣泛開展，優生學這門學科在我國得到發展，在提高我國民族素質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腫瘤是遺傳病嗎？

早在20世紀70年代，吳旻就根據我國食管癌高發區的流行學調查資料和國際上的研究進展，明確提出：“不應把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割裂開來，就是在腫瘤的多發區，遺傳因素也能決定人體對該地區所存在特殊致癌因素反應的程度和性質，而對於某些具有遺傳傾向的腫瘤，也需要一定的環境因素作為它的發病條件”（見《實用腫瘤學》第109頁）。吳旻認為，大多數人類腫瘤都是環境致癌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化學因素和生物因素等）作用於人體細胞的遺傳物質的結果。在相同的環境因素下，有人患癌症，有人卻不易患癌症，這就是個體的遺傳易感性不同所致。吳旻提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從上一代遺傳下來的並非腫瘤本身，而是腫瘤的易感性。”因此，要弄清腫瘤的發病機制，必須從環境和遺傳兩個方面著手，而過去，我們往往忽視了腫瘤的遺傳因素，在實施腫瘤的預防措施上也是這樣，限於我們人力物力，我們不可能對所有的人實行預防，即使我們這樣做，大多數人也不會接受，如果能找出具有腫瘤易感性的人群並對其進行預防，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降低腫瘤發病率的效果。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吳旻研究組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以我國食管癌高發區河南林縣和山西陽城等地為研究現場開展了大量工作。吳旻指導他的研究生丁家桓、胡楠、宿遠、徐寧志、吳德豐等建立了一整套研究腫瘤遺傳易感性的方法，他們利用胸苷摻入率、染色體畸變率、脆性部位、檢測DNA修復能力的類核沉降技術等，從人群、細胞、染色體到DNA水平逐漸深入，對腫瘤的遺傳易感性進行了全面的研究。結合大量遺傳流行學調查的資料，吳旻研究組證實了在上述腫瘤高發區存在著明顯的食管癌家族聚集性。1983年，在中美人類遺傳學研討會上，吳旻提出在食管癌高發區通過檢出易感人群進行腫瘤預防的策略。腫瘤是一種遺傳性疾病的觀念已逐漸得到大家的接受，這不僅反映了對腫瘤本質認識上的深化，也對腫瘤的防治策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征服癌症

早在20世紀70年代，吳旻就提出了治療基因的問題。他寫道：“近年來，隨著我們對於先天性代謝紊亂的遺傳和生化基礎的理解和整個生物科學的進展，已經可以設想出全新的防治原則。對於因基因缺陷而導致缺乏某種酶的‘不治之症’，是否可以設法把正常基因補充到患者的基因組裡去呢？這就是所謂‘遺傳工程學’的任務之一。”

1985年，吳旻再次撰文向國內介紹生物技術的新方向——基因治療，並提出基因治療的重要目標應該是腫瘤。吳旻是這樣認為的：比起罕見的單基因遺傳病來，腫瘤的患者更多，對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脅也更大。惡性腫瘤現有的治療手段都不能令人滿意，尤其是對晚期甚至某些較早期的惡性腫瘤仍然束手無策。按目前對癌變分子機理的了解和進展速度，以及外源基因導入和表達調控研究的成就，利用改造的RNA病毒把外源DNA順序引入到惡性細胞是不難做到的。關鍵就在於使具有分裂能力的腫瘤幹細胞停止繁殖。在基因水平上做到這一點，顯然將成為對患者損害最小的一種有效療法。由於外源基因對腫瘤細胞的引入不會對後代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腫瘤的基因治療受到的阻力會更小。

吳旻不僅在國內的許多學術會議和主要雜誌如《遺傳》、《國外醫學·遺傳學分冊》、《中華醫學雜誌》撰文，提倡開展腫瘤的基因治療，而且他領導的研究室從1987年開始就在這方面進行了不斷的探索。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馮駱等人分離了人食管癌抑癌基因，獲得了一個有促進食管癌細胞分化的cDNA；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葉昕、趙曉航在反義RNA的研究中取得進展，分離出一段具有較強抑制腫瘤細胞生長的人反義c-myc序列。這些，都為我國的腫瘤基因治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個人貢獻

DNA是一份篇幅浩瀚的文件，以A、T、G、C（分別代表四個核酸鹼基：腺嘌呤、胸腺嘧啶、鳥嘌呤和胞嘧啶）四個字母書寫，包含了人類大約3萬～4萬個基因。迄今為止，人類只部分破譯了其中的極少部分。人類基因組計劃是當代最引人矚目的研究計劃，其目的在於確定人類DNA中30億個核甘酸的全序列，弄清人類全部基因對人體各種遺傳性狀（包括遺傳性疾病）控制和調節的規律，對認識生命的本質和改善人類的保健事業均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一計劃最先是由美國科學家於1986年發起的。1987年，美國將能源部這一計劃正式列入預算。隨後，英國、義大利、前蘇聯、歐共體、法國、日本、印度、突尼西亞和巴西等國家也先後響應，成立專門機構，投巨資支持這項研究。於是，1988年形成了跨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組織（HUGO），使這項計劃成為國際性的巨大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國際組織的學者們對中國的參與一直寄予很大希望。1989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HUGO在莫斯科召開第一次專家會議邀請吳旻參加。1992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在巴西召開第一屆人類基因組南北會議，邀請吳旻擔任組織委員會成員，並代表南方國家作大會發言，可惜因簽證遲到未能成行。

早在國際上人類基因組計劃剛剛啟動時，我國的吳旻等遺傳學家就以科學家的睿智意識到這一研究的深遠意義，他們在不同的場合呼籲中國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然而，在人類基因組計劃和水稻基因組計劃同時提出的情況下，限於國家的財力，也限於對這一研究的認識，水稻基因組最先被列入國家計劃，而人類基因組研究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獲得資助。吳旻沒有放棄努力，他指出，我國擁有世界人口的22%以上，人類基因組沒有中國各民族基因組的數據便不能代表全人類。他利用各種機會宣傳這個項目的重要性，促進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啟動。

1991年底，美國人類遺傳學者和參與人類基因組項目的科學家聯名在“Genomics”上緊急呼籲，要求對人類的遺傳多樣性立即進行世界範圍的調查和保護，否則人類基因組項目即將永遠失去這個機會。科學家呼籲：保存生物的遺傳多樣性早已引起科學界和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不能恰恰把人類本身的遺傳多樣性遺忘了！吳旻也反覆強調，人類的遺傳多樣性寓於世界民族和各遺傳隔離群中，研究這種多樣性應是人類基因組項目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可以提供認識人類進化、種族的血緣關係、不同遺傳背景同環境的相互影響、壽命、衰老和疾病的鑰匙，這是人類戰勝疾病、克服各種生存障礙（太空、高原、深海等）的寶貴財富。中國有56個民族和許多遺傳隔離群，他們在遺傳上均有其特點，如在遺傳性疾病種類、發病率以及其他疾病的易感性方面有較大差異。我國各民族是進行遺傳多樣性研究的豐富資源。鑒於各民族已逐漸互相通婚，有些民族的基因已瀕臨消失，保留各少數民族的基因組已成為迫切問題，如果現在不做，我們將永遠失去這一機會。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基因組項目不能缺少中國，我國科學家應理所當然地參加國際大協作並做出自己的貢獻，同時可利用這一項目發展出來的最新信息和技術，以加強我國的生命科學和高技術產業。

吳旻以保存中國不同民族基因組的迫切性作為契機，於1992年底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遞交了中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重大課題建議書，並在全委會進行了答辯。

經過充分討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全委會通過了吳旻的建議書。考慮到人類基因組研究是一項跨世紀的長期任務，吳旻自己退居項目的顧問，讓較年輕的強伯勤、陳竺教授擔任了課題負責人，並吸收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幹擔任了主要任務。至此，我國的人類基因組項目終於正式啟動了。

1994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京舉行了第二屆人類基因組南北會議，吳旻擔任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參與組織這一會議。我國有7位科學家作了大會專題報告，介紹了我國人類基因組研究取得的進展，受到國際科學界的重視。此後，美國、法國、日本、巴西等國的科學家紛紛要求與我國的科學家合作進行人類基因組研究。作為顧問，吳旻仍關心著項目的進展，他說，只要中國的科學家攜手合作，就能在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醫學遺傳路

從1961年在醫科院實驗醫學所病理學系建立我國第一個細胞遺傳組，1975年在腫瘤所建立細胞生物室至今，40年過去了，吳旻也已年屆75歲了。

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終堅持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提倡獨創精神。他一貫作風嚴謹，反對浮誇。他的經驗之談是：“認準了方向，便不隨意改變，否則將一事無成。”他有一副中國知識分子的傲骨，他的倔強是出名的，他從不人云亦云，從不趨炎附勢，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

他永不滿足，他親自參與撰寫的論文已有300多篇，他的研究組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衛生部重大醫藥衛生科技成果獎等獎勵，他本人早在1984年就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又兩次獲得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金牛獎。但他並不滿足，仍在努力進取。

從1978年以來，他為國家培養了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106名，這還不算幾乎遍布全國的來學習和進修的人員。每個學生的研究方向、實驗中的困難和問題他要過問，每個學生的論文修改、定稿、譯成外文，不知傾注了他多少心血。但他又是要求嚴格的，幾乎沒有一個學生沒被他批評過。現在，他指導過的學生有的已在國外的重點研究領域嶄露頭角；有的在國內成為教授、成為重點課題的帶頭人。但每一個他指導過的學生回顧自己的成長道路時，都會感激他的嚴格。

吳旻自幼體弱多病。3歲時整整病了一年，據說是傷寒。小學時代，每到冬天，總是咳嗽，盜汗，低燒不斷，是個藥罐子。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跟隨父母到後方。1940年初，隻身從貴州來到四川，先後在合江和永川上初中和高中，靠學校“貸金”和“公費”過活。1940年秋，染上了瘧疾，每次發作，就向校醫室討一點奎寧片，但過一陣又發作了。1941年初，初中畢業考試后，由於精神緊張，引發了胃大出血。腹痛如絞，呻吟了一夜，後來拉出一堆象黑墨一樣的大便。他想：毒都排出來了，一天之後便動身前往永川去上高中。先乘船順長江到達江津對岸，第二天清早，雇一位挑夫挑上他和另一位同學的行李，穿山越嶺，走了105里，直達永川，在永川的兩年半里，除瘧疾時常發作外，還患過幾次痢疾。1943年，吳旻以同等學歷（高中尚差半年）考入同濟大學醫學院時，身高170厘米，體重不到45公斤，面色白里泛青，穿一套媽媽用土布縫製的、不合身的自染草綠色“中山裝”。無怪乎一年以後一位同室好友告訴吳旻：“我們初見你時總以為你快完了，想不到居然活下來了。”

同濟大學當時內遷至四川宜賓市李庄鎮，位於長江邊上。進入大學，同中學可大不一樣了。首先是男女生合校，醫學院的女生還相當多，再就是同學大都出身於富家和高官，像吳旻這樣的窮學生承受的壓力該有多大啊。為了改善形象，吳旻採取了兩個辦法，一是發奮讀書，早晨起來咿咿呀呀練德文發音，夜裡在兩根燈草的桐油燈下啃大部頭的德文解剖學、生理學等直到半夜；二是鍛煉身體，每天到長江去學游泳，等到天氣太冷，不能下水時就去江邊打一桶水，回到宿舍沖個涼水澡。每天如此，從不間斷。1946年，學校遷回上海后，改用自來水沖澡，那一年上海奇冷，到過-7℃，有兩天自來水管凍住了，只得作罷。50多年來這個習慣使吳旻的體質大為改善。1946年，剛從四川搬到上海，吳旻在地攤上買了一大罐黃油（美軍剩餘物資）。剛吃了半罐，就全身發黃，肝臟腫大，疼痛，大便變白，食欲不振，整日嗜睡，校醫室開了幾包瀉藥（硫酸鎂），卧床近半個月，起來即投入緊張的前期考試，好像也沒留下什麼後遺症。60年代，在醫科院實驗醫學研究所病理系工作時，正值乙型肝炎流行，系內有肝臟穿刺診斷的業務，同事們依次被傳染病倒，吳旻也沒有倖免。1965年元月一天晚上批判會（吳旻是批判對象）后忽然高燒，肝區疼痛，轉氨酶500單位，在協和醫院傳染科隔離了一個月，以後就是全休和半休達半年之久。吳旻為了早日恢復工作狀態，出院后並沒有卧床、服藥和使勁吃葡萄糖等，而是設計了一個循序漸進的游泳計劃：從每天游50米開始，逐漸增加，以游泳后肝區的感覺作為是否增加運動量的指標，半年後，一次游1000米，肝區也不再疼痛，肝炎的客觀指標也恢復正常，工作能力也恢復了。1992年底，發現體重突然下降了5～6公斤。經檢查，原來是患了重症糖尿病，尿糖總是4個+，飯後兩小時的血糖高達540mg/dl，肌肉疼痛，看書打瞌睡。吳旻聽從了一位糖尿病專家的建議，閱讀了她編寫的一本小冊子，控制飲食，並適當增加肌肉活動（游泳、步行）。現在，8年過去了，血糖、尿糖基本上得到控制（現注射胰島素），工作能力也有改善，還糾正了一些不科學的飲食習慣，降低了體重，減輕了心臟的負擔。

1992年，西安市教委的同志向吳旻徵集親筆書寫的座右銘，他用硬筆寫了“笨鳥先飛，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幾個字，後來發表在《人生修身治學》第一冊（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吳旻說，其所以要寫成中英文對照，是為了把意思表達得完整些。笨鳥先飛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自稱“笨鳥”有如“鄙人”、“愚兄”，比較含蓄，不說出飛到哪去，去幹什麼，讓讀者自己去想。說英語的人好像比較自大，總把“我”寫成大寫，也不喜含蓄：早飛就是為了捉到蟲子！中英文對照不僅可以把事情說得更明白，而且可以對比一下中西方文化的差別，也許有利於我國的青年人走向世界。

在治學方面，吳旻還有一條座右銘，卻不知道該如何表達。1944年上半年，吳旻還在四川李庄同濟大學新生院學德文，德語教科書中有一段關於莫扎特的小故事，大意是：一位音樂神童，演奏了一段小提琴曲子，莫扎特聽后十分讚賞。於是神童問道：“您看我什麼時候可以自己譜寫曲子？”莫扎特答：“喔，還早著哩！”神童挺不滿意，又問：“您不是五歲就自己作曲了嗎？我都十歲了！”答：“可我從來沒去問過誰呀！”五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小故事一直對吳旻的行為施加影響，為此也沒少挨批評：無組織，無紀律，自以為是……不一而足，但在治學上，它還是對吳旻起了積極的影響。

一次，吳旻參加一個什麼活動，除了在簽到簿留下自己的姓名外，還要求在姓名後面留一句話。吳旻隨手寫道：“狗在吠，駱駝隊在前進”。好像是中東國家流行的諺語，意思是：像沙漠中的駝隊那樣，認準目的地，堅定地穩步向前，不因犬吠而改變方向。

一、開創我國的人體細胞遺傳學新領域。1958年在莫斯科讀研究生期間，首次應用現代技術開展動物和人體腫瘤細胞克隆和染色體研究，引起蘇聯老一輩遺傳學家和生物醫學界同行的關注和讚賞。1961年回國后，開創我國人體細胞遺傳學和腫瘤細胞遺傳學研究，建立了一整套立足於我國條件的外周血淋巴細胞培養方法和染色體技術，推廣到全國，並將其用於產前診斷、臨床診斷和生物醫學研究，對我國人類和哺乳類動物細胞遺傳學的建立和發展起了奠基和推動作用。1961-1985年主持的《人類和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在我國的創建、發展和主要成就》，獲1985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二、首次提出我國食管癌高發區的遺傳病因和規模預防策略。70年代起深入食管癌高發現場進行了大量的系統研究，80年代初提出在食管癌高發區通過檢出易感個體進行有效而可行的規模預防策略，並領導科研組建立各種檢出易感個體的細胞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方法。1979-1991年主持的《我國食管癌高發區易感人群的檢出和進行規模預防的策略》，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三等獎。

三、在國內首倡並開展對人類疾病進行基因治療。70年代在他撰寫的《醫學遺傳學進展》中明確提出通過“遺傳工程學”治療缺陷基因的可能性。1986年在"863"資助下開展基因治療研究，發展了一種從人癌細胞中分離抑制親本細胞生長，促使其分化的cDNA序列。1978-1986年主持的《人體成纖維細胞和上皮細胞體外惡性轉化系統的建立及其在病因和癌變研究中之應用》，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四、利用各種渠道向國家科委、衛生部、國家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反映啟動"我國人類基因組"重大項目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並組織落實了我國的人類基因組研究重大項目。

五、打開我國優生優育研究的禁區。1979年在中國遺傳學會第一次人類和醫學遺傳學論文報告會上，作了《關於優生學》的報告。結合我國人口狀況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優生學的意義、歷史和目的，提倡開展優生優育研究，使之成為貫徹執行我國計劃生育國策的組成部分。發表有關論文1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