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研究貢獻獎
中國學研究貢獻獎
中國學研究貢獻獎，由國務院新聞辦指導，論壇學術委員會推薦和遴選，論壇組委會頒發，是中國學術機構第一次對中國學領域的國際學者頒獎。首次頒獎為2010年11月6日，於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向4位海外中國學研究專家頒發的“中國學研究貢獻獎”。
“中國學研究貢獻獎”由國務院新聞辦指導，論壇學術委員會推薦和遴選，論壇組委會頒發，是中國學術機構第一次對中國學領域的國際學者頒獎。
該獎項將長期設立，在每兩年一屆的世界中國學論壇上向3到5位國際學者頒發。首次頒獎為2010年11月6日，於第四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向4位海外中國學研究專家頒發的“中國學研究貢獻獎”。
中國學也稱“中國研究”、“漢學”。國外對中國研究的統稱。有廣狹兩義。廣義指研究中國的哲學、宗教、歷史、政治、經濟、藝術、語言等各門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狹義指研究中國的文獻、語言和文學。在現階段，中國學的研究重心是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中國學研究既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又不斷被時代賦予新的內涵。在中國快速發展、更多融入世界的背景下，開展中國學研究顯得更有意義和價值。
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是法國20世紀下半葉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法蘭西學院名譽教授。
1942年之前謝和耐在阿爾及利亞完成學業，獲得了古典文學(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和語言學)的學士學位和高等教育文憑。1942年，美軍在北非登陸，謝和耐應召入伍，參加了抵抗德國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義戰爭。1945年退伍后，他將精力轉向中國研究。1948年畢業於高等實驗學院。1949—1950年在當時設在越南河內的法蘭西遠東學院學習，並於其後成為著名漢學家戴密微的學生。1957—1969年間，就教於巴黎大學文學院。l969—1973年在巴黎第七大主持其親自創設的一個東亞語言和文化教學與研究單位的工作。1975—1992年間任職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的漢學教授，主持中國社會和文化史講座。1977年後一直作為學院遠東問題各個研究所的常務主持人，直到1992年退休。1975—1993年，他與荷蘭大學漢學院前任院長許理和(Erich Ziircher)教授共同主編創刊於1890年的國際漢學雜誌《通報》。
著作：謝和耐教授在漢學領域內一直勤耕不輟、著述頗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種：《菏澤神會禪師（668－760）語錄》（1949）、《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國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國時代的古代中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1卷（與吳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國社會史》（1972）、《中國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潛書>》翻譯及作序和註釋（1991）、《中國的智慧，社會與心理》（1994）等。其中以《中國社會史》（1972）和《中國和基督教》（1982）兩部著作獲國際漢學界好評。
評價：謝和耐教授曾長期主持整個法國漢學界的工作，在其五十餘年的治學生涯中，獲得多種的榮譽稱號和獎章，如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的普通院士、翟理斯獎、儒蓮獎、榮譽騎士勳章；一級教育勳章；東洋文庫外籍院士等等。謝和耐是個承前啟後的漢學家，他的老師戴密微(Paul Demievi11e，1894—1979)曾使戰後法國漢學得到復甦，而謝和耐則使法國漢學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獲獎感言：作為一個法國人怎麼能獲得如此殊榮呢？這樣的榮譽我受之有愧，我捫心自問，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我想到的唯一理由是，我之所以能被中國人所知，這完全歸功於那些關注我作品的翻譯家，我想到了耿升翻譯的《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和《中國與基督教》，黃建華與黃迅余翻譯的《中國社會文化史》，劉東翻譯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或許還有些英文版的翻譯，讀法語的人相對來說不多。
羅高壽（Игорь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гачев，1932——2012），生於莫斯科。
羅高壽出生於俄羅斯的一個漢學世家，他的爺爺對神秘的東方中國很感興趣，且頗有研究，他的父親阿列克謝·羅加喬夫則是蘇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外交家，他最早把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和《西遊記》以及魯迅、老舍等作家的作品介紹給俄語讀者。阿列克謝·羅加喬夫按照與自己俄羅斯姓氏接近的發音，為自己起了一個美好吉祥的中國名字——羅高壽。在父親的影響下，小羅高壽選擇了學習中文和研究中國問題，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大學漢語專業。1956年4月畢業后羅高壽即到中國工作，任中國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翻譯，他的外交生涯從此便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當老羅高壽的兒子來到中國工作時，仍沿用了這個中國名字。1969年，珍寶島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羅高壽任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1986年起，擔任蘇中邊境問題談判團團長。1989年2月，作為蘇聯外交部副部長，陪同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前來北京為戈爾巴喬夫訪華做準備，在上海同蘇聯代表團一起受到鄧小平接見。自1992年起，羅高壽長期擔任 駐華大使，直至2005年。在其任職期間參與起草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羅高壽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力的增長無疑引來了鄰國和競爭對手的擔心，同時，大家又都期待中國在縮小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方面有所作為，希望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所積累的經驗具有全球性意義。”
評價：羅高壽的到來，中俄關係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當年兩國關係便走出低谷實現了正常化，接著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在日前歡送羅高壽的告別會上，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說：中俄兩國關係從經歷波折到成為戰略協作夥伴，大使先生功不可沒。羅高壽把中國作為他的第二故鄉，把推動中蘇、中俄關係作為他終生奮鬥的目標。他不僅從維護俄羅斯利益的角度處理問題，還真心地從兩國共同利益出發，可說是中俄友誼的橋樑。
著作：迄今為止，羅高壽在中、英、俄語言的報紙上發表文章65篇，並主持了《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83）——文件和資料（1949-1963）》（第一部）的編纂工作。
獲獎感言：我一生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大約一年前，在莫斯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大使李輝先生曾經授予我獎章，以表彰我在促進中俄兩國友誼和合作方面所做的貢獻。而我獲得的第一個中國政府獎項，是1956年由周恩來總理授予的。現在我已獲得了三個獎項。今後，我將一如既往地貢獻我的全部力量，來鞏固和加深我們兩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孔飛力（Alden Kuhn，1933——）是美國著名中國學家、哈佛大學希根森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孔飛力轉向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
孔飛力出生於英國倫敦。1950年，畢業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CWoodraw Wilson)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畢業后，到英國著名的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學習日語與日本歷史。1955年夏，回美國，應徵入伍，開始了為期三年的軍旅生涯。他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Montery的軍隊語言學校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一年的中文學習經歷對孔飛力的人生旅程產生了關鍵影響。偶然的契機讓他開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並與之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
中文學校的學習結束之後，孔飛力轉移到東海岸。他在喬治城大學攻讀研究生，1959年獲得碩士學位。稍後，孔飛力考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華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學習中國歷史，攻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太平叛亂時期的民兵：團練的理論與實踐》(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1964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的博士學位。
著作：孔飛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問世都引起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主要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現代中國的起源》 ， 《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 。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的編撰。
評價：孔飛力是一個飲譽國際中國學界的著名大家。從20世紀60年代起，孔飛力開始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穎的視角、精當的方法、獨到的見解，在美國中國學界奠定了學術地位。他關於太平天國時期的社會史研究，關於“叫魂”案的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研究，關於現代中國政治體制的觀念形態研究，都成為美國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人才的必讀書。被公認為是費正清之後，引領美國近代中國史研究前沿走向的重要學者。
獲獎感言：我在中國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任何微薄貢獻，完全得益於我所研讀的歷代中國偉大學者的著述。貴組委會充分體現了中國學者的高誼，這份情意正是維繫著中國及其外國友人的紐帶。儘管我自忖不配享此殊榮。我將始終牢記我們對中國的研究是讓全世界矚目與中國的偉大文明。如果說，我個人在增進對中國的理解方面做出過些微貢獻的話，我深感自己畢生工作是有用的。
毛里和子
毛里和子(Kazuko Mori，1940——)日本政治學家，早稻田大學政治與經濟學院教授。其研究領域包括當代中國政治與對外關係、東亞國際關係、中俄（蘇）現當代史等。她還是日本科學委員會的成員、日本國際關係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日本亞洲研究學會董事，早稻田高級研究中心“當代亞洲研究”項目主任。毛里和子女士早年就讀於御茶水女子大學和東京大學。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青年一代對美國、蘇聯、日本的現狀非常不滿，而被當時的中國在困境中進行的各種各樣的改革嘗試深深吸引。正是在那時，毛里和子女士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的本科畢業論文寫的是《浙江財閥與蔣介石政權》，碩士論文寫的是《北伐時期的武漢國民政府》。深受林德貝克（John M.H. Lindbeck）1971年編輯的《中國：革命社會的管理》的影響，毛里和子女士嘗試有意識地使用美國式的功能主義方法分析現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90年代中期開始，毛里和子女士組織了一系列現當代中國問題的大型項目，包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重點領域研究“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1995～98年）”、21世紀COE“現代亞洲學的創生（2002～2006年）”、人間文化研究機構（NIHU）“當代中國地區研究基地聯合項目（2007年～）”。今年9月，毛里和子女士剛獲得日本有關亞洲研究的最權威大獎“福岡亞洲文化獎”。毛里和子女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是多元的，複雜的，它既是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日益崛起的世界性大國。中國選擇的道路直接影響周邊地區的主要國家，對於中國模式的研究將持續成為熱點。”
評價：70歲的毛里和子女士潛心研究中國學50餘年，已經成為日本研究中國問題的領軍者。毛里和子女士多次來到中國，並將上海作為第二故鄉，她為推動中日之間的對話交流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貢獻。
著作：毛里和子教授的主要著述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1989）、《當代中國政治學》（1993）、《當代中國的民族運動》（1998）、《重新評價作為大國的中國》、《當代中國的結構性變革（卷1）》（2000）、《中國身份的變化》、《當代中國的結構性變革（卷7）》（2001）。
獲獎感言：這次的貢獻獎，表明我常年從事的中國研究在研究對象本身的中國也得到了承認，而且是我的第二故鄉——上海的研究機構授予的，我真是感到格外高興。我十分願望與中國的研究者一道推進合作研究。當前中日關係很不穩定，我深切希望在學術研究領域不斷加深中日間以及多邊的交流與對話，從而推進中日之間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