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際亮

張際亮生於清仁宗嘉慶四年（1799），家境清貧，“三族無仕宦者，亦無富人。”從小父母早逝，由繼母吳氏養成。幼穎異，十六歲中秀才，作《童言》一卷，“詞理警辟”，被同縣熊藉亭選入其所著文集。十八歲，李古山梓其詩集《蠶繅集》。際亮生性伉直負氣，有奇才偉志，敬慕古代奇偉之士，朋集酒酣，論事慷慨，“有如昔人，所謂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者。”“其為文章，長於議論，能舉前世政治得失，治亂之故，其辭氣俊偉動人，而於詩尤多激壯。”際亮兩度就讀於福州鰲峰書院，書院山長、福建聲望最高的著名學者兼詩人陳壽祺對張際亮頗為器重。他在寫給好友高雨農的信中說：“吾閩近日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視海內。”

道光三年（1823），台灣噶瑪蘭通判姚瑩至福州，際亮獻詩，姚瑩贊道：“何李（白）之流也！”道光四年（1824），督學沈維嶠拔貢試第一。次年赴京朝考不中，與徐寶善、鄭開禧、黃爵滋、湯鵬、潘德輿等友善，凡“言詩者，無不知亨甫矣。”鹽運使名曾煥，“聞亨甫名，召飲，同座皆名士也”，張際亮笑他“不知自愛”，“有負天下望”。曾煥大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留居京都三年，使他有機會更深廣地觀察、研究當時社會的種種積弊，以探求改革積習、“蠹政”之方。他說：“余居都門三載，深觀當世之故，頗能言其利而救其弊”。道光八年(1828)，在《金台殘淚記》中，他進一步提出：“今天下之計，在用申、韓之法，核名實，嚴刑賞；用管、商之法，理財用，強軍國；若家習節儉，人懷教富，則本振而末無不舉，源澄而流無不清，蠹政者皆將自革。”

道光九年（1829）始，張際亮參與重修《福建通志》，任分纂。就在志稿即將付印時，爆發了有關志稿內容的爭議，張際亮堅持自已的見解，因“與當事不合”，憤然離去。

道光十一年（1831），張際亮再一次赴京應試，又落第。落第后，張際亮住西山寺讀書，常與龔自珍、魏源、姚瑩、湯鵬等人交往，相互商討國計民生，評論“當世利弊得失”。這其間，張際亮曾致書河東河道總督林則徐，表示願為其寫作有關治理河東方略的書。他說，此書“博採前人之論列，審於今日之情形，將東河前後治河之跡，勒為一書”；“其著書之體，惟執事裁定，成書之速，亮可自信也。”

道光十三年（1833）上書兩廣總督盧坤，表明自己對鴉片泛濫深惡痛絕。他在《上盧厚山宮保書》中說：“粵省則有曰窯口者，為之包買，曰快蟹者，為之包送”，“其行迅疾，其勢兇悍，即遇巡哨兵船，無如之何”，致使“禁鴉片入口，紋銀出口之令，皆虛設矣”，即使巡哨兵船拿獲一、二快蟹，而快蟹失土(鴉片)，夷人則已得銀矣，其用心，尤為險毒也!”他希望盧坤堅定禁煙的信心，採取果斷措施，“先拿快蟹，密緝窯口。”盧坤雖然欣賞張際亮的才識，但對嚴禁鴉片，並不熱心。他沒有採納張際亮的建議。

道光十五年（1835）參加福州鄉試，更名為亨輔，中舉人。次年赴京都會試又落第。他在京都，與黃爵滋、陳慶鏞、臧紆青、吳嘉賓等人唱和詩文，議論時政，頗有社會影響。他抨擊當時吏治腐敗，尤其激烈。“為大府者，見黃金則喜；為縣令者，嚴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錢、米，易金賄大府，以博其一喜。至於大飢，人幾相食之後，猶藉口征糧，借名採買，驅迫婦女逃竄山谷，數日夜不敢歸里門，歸而雞、豚、牛、犬一空矣。”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向道光帝提出變更舊章，嚴禁鴉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摺。《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摺》，就是由張際亮所起草。後來，林則徐《哭張亨甫》詩中，也有“修文定寫生平志，猶訴蒼蒼塞漏卮”之句，肯定、讚揚他生平堅持禁煙的貢獻。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鴉片戰爭爆發后，張際亮力主抵抗侵略，反對妥協。他寫下了《傳聞》、《芑川有詩枉贈酬和》、《寄姚石甫三丈》、《東陽縣》、《遷延》、《鄒鍾泉太守招飲劇談時事輒賦》、《陳忠愍公死事詩》等一系列反帝愛國詩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門”，給中國人民帶來“千室困苦”的罪行；強烈抨擊投降派“金戈玉勒無顏色”的嘴臉，熱情歌頌三元里等“義民爭自起東山”的抵抗精神。同年，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邀請張際亮赴台。張際亮很高興，立即動身前往，到廈門時因風浪太大無法過海，他便請人畫下自己的像，題上詩，寄給姚瑩。姚瑩在台灣率領士民嚴守海關，盤查走私，嚴禁鴉片入境，“犯者刑，再犯者死”，令英國鴉片商望而生畏。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瑩與總兵達洪阿密切配合，兩次擊退英軍的進犯。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國艦艇阿安號入侵台灣大安港。姚瑩依靠漁民誘敵深入，一舉殲敵100多人，繳獲大炮13門。張際亮聞悉后欣然題詩，向老朋友慶賀。但是，《南京條約》簽訂后，姚瑩受到侵略者的訛詐和投降派的迫害，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解押內渡，送京都入獄治罪。

當時，張際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瑩“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吳中，“棲遲以待”。七月，姚瑩解京過淮上，張際亮陪同姚瑩上京都，並代姚瑩作《獄中辨冤疏》。姚瑩事白出獄，張際亮大喜，並與姚瑩寓居炸子橋楊椒山故宅。不幸，病複發，十月初九日卒，年僅43歲。張際亮逝世后，姚瑩為他主持奠祭，辦理殮殯，並“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以喪歸。”張際亮的靈柩運回建寧后，安葬於建寧縣藍田保坪上。姚瑩又特地為他書寫生平傳記，如實澄清當年京都名輩顯宦對他詆誹的真相，闡發其身負“狂名”而胸懷遠志，尤其稱讚他“力振頹風，可謂矯矯矣。”著名詩人、書法家何紹基寫了一幅輓聯：“是骨肉同年，詩訂閩江，酒傾燕市；真血性男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

張際亮一生未入仕，又與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以敢於諷刺權貴，得“狂名”。他自己說：“十年倦遊，半生負氣，而甘為道途僕僕，觸風塵之擾擾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張際亮一生在南北漫遊中創作了大量的詩歌，自言平生寫詩“萬餘首”；其詩的風格以俊逸豪宕、激切奔放為主。清代文學家張景祁稱他“或驚以為太白，少陵復出”，戶部尚書黃鉞稱他“嘉慶、道光以來作者未能或之先。”主要作品有《張亨甫全集》（收入文6卷、詩2600多首），《思伯子堂集》（由姚瑩整理，收入詩3000多首），《金台殘淚記》3卷，《南浦秋波錄》3卷。

林則徐等都認為張際亮“有經世才”（姚瑩《張亨甫傳》）。他自幼縱覽史冊，關心國事，很想成為一個像賈誼、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般的英雄豪傑，但一生抑鬱不得志，又親眼目睹了沿海諸地因受帝國主義侵略軍蹂躪而民不聊生的慘狀。個人遭受壓抑的痛苦，社稷民生屈辱艱危的現狀的刺激，使張際亮一腔悲怨，從詩歌中勃鬱而出，並因此形成了他對詩歌的心理意義和社會功能的獨特看法。他認為詩歌創作乃是因“激”而成。他說黃河之源本來清澈，因沿途“厄于山，迫於堤，貫於眾泉，污於泥沙”而變得濁浪滔滔，激流洶湧，直至匯入大海才歸於平寧，藉此喻說詩人創作詩歌的觸媒乃是人生的磨難，社會的感發。他說：“士之激也，其必有所託也。”他審時度勢，不願托於酒、色、藝、仙佛等，所以他只好把受到壓抑時的憂鬱不平宣洩於詩歌。“故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歷，心之所喜怒哀樂，口之所戲笑訶罵，一皆托諸詩。方其牢愁抑塞，命筆輒書”。詩歌因“激”而成，就必然賦予詩歌強烈的抒情色彩，並使詩歌具有了宣洩悲憤、避免傷生、康益身心的心理效用。他不好刻意“苦吟”，也不習慣於修琢潤飾，原因即在於其詩乃因“激”而成，“有托而為”。張際亮特別注重詩人所抒發的感情中的社會和人生含蘊，強調“有托而為”。如果“學無所得，志無所存”（《答姚石甫明府書》），“激”又有何益？徒成空響！所以，他要求詩人首先做一個有用世之志的志士。在文章中，他將詩歌分為三類：志士之詩、學人之詩、才人之詩。才人之詩以才氣見長，其特點是摹詠山水、花月、蟲鳥、絲竹，才情橫溢，辭藻綺麗。學人之詩以學養見長，詠物之中寄寓性理，道德深厚，並不怎麼講究修辭潤飾。張際亮認為學人之詩勝於才人之詩，而他最推重志士之詩，因為志士雖本不欲為詩人而其詩每每獨工、獨傳。“若夫志士，思乾坤之變，知古今之宜，觀萬物之理，備四時之氣，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而身不能信於用也；其情未嘗一日忤天下，而其遇不能安而處也。其幽憂隱忍，慷慨俯卬，發為歌詠，若自嘲自悼，又若自慰，而千百世後讀之，亦若在其身，同其遇，而凄然太息，悵然流涕也。”可見，其心目中的“志士”，就是博古通今，心憂天下，知時求變，欲有所作為而“不得志於世”的人，當他們受到壓抑、摧撓時，發而為狂歌悲嘆，以寄託其博大心志，故而最能感動人心，引人共鳴。他認為曹植、李白、杜甫、蘇軾等皆是著名的志士，“其詩皆志士之類”，是後世的典範。張際亮“少時慕賈太傅、諸葛武侯之為人，以為士於立身之外，固當有用於世。”雖說自己“今即不能為志士所為，固當為學人，次亦為才人”。但是現實的遭遇激發了他的志氣，他把有用之學、不平之氣都托於自己的詩歌，使其詩沉鬱雄宕，實為“志士之詩”。張際亮強調詩歌創作應該“有托而為”，要求詩人首先成為志士，是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的。

【車中見西山口號】

試馬春城晚更涼，百年空剩鬢絲長。

西山不改青蒼色，卻為人間送夕陽。

【遷延】

百萬金繒賄寇還，明州父老嘆時艱。

捷書互報中朝賀，優詔仍蒙上賞頒。

浪跋鯨魚腥璧水，血分鴆鳥污珠鬟。

舟山鬼泣君知否？無數樓船瘴海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