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符

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年）生於北京，其父沈自邠系萬曆五年(1577)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曾參與編修《左明會典》。正因為其父是一位史官，沈德符深受影響，自幼喜聞朝野故事，同當時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勛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覽，博洽多聞，尤明於時事和朝章典故。

沈德符十二歲時其父辭世，乃隨母回鄉。其祖父沈啟原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因簡慢撫台被彈劾，即自解任歸鄉，居於秀水之長溪村。鄉間園第中本有沈啟原之父沈謐所建的“萬書樓三楹”，沈啟原曾進一步積貯圖書，將“萬書樓”擴建為“芳潤樓”，終日讀書，足不入城。沈德符回鄉后即由祖父教讀，並常聆聽其祖父所講史傳典故。可惜祖父在兩年後也去世了，留下了這座藏書樓和老人家的治學精神，為沈德符日後編書奠定了基礎。

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二十卷首次編成於明朝萬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1606～1607)，即其入國子監為貢生前後，書名寓“野之所獲”之意。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沈德符考中舉人。次年應禮部會試落第，中年南返，沈氏又操筆續錄，於是年冬編成續編十卷（上海古籍版記續編10卷，但中華書局版記續編12卷，這是因為兩者印刷所根據的古代刻本版本不同，具體卷數無法考證，僅存在這兩種說法，讀者當自知）。正續編前後間隔十二年。沈德符逝於崇禎十五年(1642年），享年六十五歲。他生前未能看到《萬曆野獲編》的刊行。

沈德符事母甚孝，治學以提攜後進為己任。其弟沈鳳，字超宗，富才華，早年病逝。董其昌曾說，自沈鳳死後，我的書法無人可傳。子沈克家亦酷愛讀書。

沈德符搜集兩宋以來的歷史資料，仿歐陽修《歸田錄》之體例，所著《萬曆野獲編》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參考書。此書原未分類，直至清康熙年間，桐鄉人錢枋才分類編排為30卷、48門，另有《補遺》4卷。此書內容上記朝章掌故，下及風土人情、瑣事軼聞，舉凡內閣原委、詞林雅故，以及詞曲技藝、士女諧謔，無不畢陳。有明一代，尤其是世宗、神宗兩朝的掌故，此編所記，最為詳贍，是資料十分豐富的明代筆記。

書中所記，多為作者目睹見聞，所以敘述有些史事較《明史》為詳。特別是所提供的朝廷種種情況，足以補苴史闕。如記世宗朝張璁、桂萼的橫肆，霍文敏的險忮，汪榮和（鉉）邪諂，徐文貞的獻媚；穆宗朝高文襄的縱恣；神宗朝言語的囂張，給事中王元翰的貪戾，以及廢遼府、勘楚獄二事等等，都敘述詳備。此外，作者所述內閣諸事的原委，亦考證切實，議論平允。清代編修《明史》，有不少傳中所載的事實，其來源皆出於此書。

此書對正史少敘或不敘的社會見聞、民間情狀、大小統治者的卑劣行徑記述頗多。書中描述士風日下、邪諂滔天的情狀非常具體，比如“為博嚴世蕃歡笑，光錄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塗面”；“江陵公卧病邸等，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書中還提供了嘉靖、萬曆時期上至皇帝、首輔，下至按院、和尚、塾師、士兵淫風甚盛的普遍情況。這些都是研究嘉靖、萬曆以來出現《金瓶梅》等小說、《東郭記》等戲劇的可貴的旁證資料。另外，書中關於道釋榮耀，妖妄之說盛行亦有詳細記載，這對探討明代中葉以後神魔小說大量出現的原因也有助益。這些記載也為研究明代萬曆以來的文學思潮的某個側面提供了背景材料。

此書對民歌、戲曲、小說的演變及其創作情況的記載和有關議論，大多比較中肯穩妥。作者論述民歌從宣德、成化年間有〔鎖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三曲盛行於中原，到嘉靖時興起〔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等，再到萬曆年間又出現〔打棗竿〕、〔掛枝兒〕的發展過程，提供了明代民歌發展狀況的重要依據。他對南北散套、弦索入曲、笛曲俚語、戲旦俗樂的考索，更為戲曲研究者稱道。此外，他評論邱浚《五倫全備記》是“俚淺”，《鍾情麗集》“亦學究腐譚，無一俊語”，較有見地；他批評鄭若庸戲劇“所乏者生動之色”，譏議張伯起暮年所作傳奇“以侈其勛，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也比較精當。書中對《金瓶梅》、《玉嬌李》的創作情況的記載，提供了對有關問題進一步探討的線索。

由於明朝嘉靖、萬曆時期不少作家是作者父祖及自己的知交、朋友，所以關於他們的記述都頗真切生動。比如，作者寫在自己邸中與袁中郎論詩，十分形象地描繪了袁中郎攻譏王世貞、李攀龍，推獎徐文長的情狀。又記作者朋友張幼予的怪癖，竟在“常廡間掛十數牌，署名張幼予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痴、賣獃之屬”，寫出了當時一部分文人玩世不恭的處世態度。書中關於“以詩卷遍贄達官”的“正人”愚妄可笑事迹的記載，關於高僧達觀生平事迹的介紹，為考察嘉靖、萬曆時期明代詩人的狀況和研究著名戲曲作家湯顯祖也提供了重要材料。

沈德符另著有《萬曆前三朝朝章國故里巷瑣語》、《靡不備戰》、《飛鳧語略》一卷、《清權堂集》、《敝帚軒剩語》四卷、《顧曲雜言》一卷及《秦璽始末》一卷，均列《四庫總目》。其中《顧曲雜言》對於雜劇南北曲之考證，頗見詳賅，為現代研究戲劇者所重視。

沈德符與大畫家董其昌、詩人韓古洲是朋友，三人都愛好收藏書畫。有一次，他們約定把各人的得意藏品都取出來相互觀賞。他們玩了一整天，最後，董其昌取出了一件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書寫的《朱巨川告身》。韓古洲看了后讚嘆不已，認為是一件珍貴藏品。可是沈德符仔細一看，卻斷定為贗品。他指著卷上細楷中的“中書侍郎開播”一行字說：“唐朝並沒有姓‘開’的，‘開’這個姓原是南宋趙開仕蜀時將姓名自拆為兩分出來的，始於宋。中書侍郎是執政大臣，理應史書有載，而不見於兩《唐書》，因知所謂‘開播’者，實是‘關播’之誤。此人系盧杞所薦，正與顏真卿同時，由於開、關兩字字形相近(指繁體字)，很顯然這是臨摹者的疏忽而致筆誤，沒有什麼疑義的。”董其昌、韓古洲兩人聽了，才知自己疏於史學而幾被瞞過。

又有一次，一個經營古董的鉅賈手頭有一部《新唐書》，自稱這是真正北宋年間刊刻的初版本，索價甚高，也不輕易示人。沈德符知道后也往求觀，他約略翻了一遍，就認為這部書決不是北宋時版本，而是南宋末年的產物。當時，古董商不服，與之爭論。沈德符說：“這很容易鑒別。”他就指著書上的一個“誠”字說道：“這個字為什麼缺筆？它顯然是為了避南宋理宗的名諱。宋理宗原名貴誠，后改名昀。北宋時期刊刻《新唐書》的書坊老闆又怎麼能未卜先知，預知一二百年後理宗的名字而提前避諱呢？可見是做了假。”沈德符的分析合乎情理，說得那古董商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