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辮運動

剪辮運動

剪辮運動又稱剪髮易服,是清末時期的一場遍及全國的群眾性的剪辮子運動。

1645年(清順治二年),南明弘光朝廷覆亡。清廷多爾袞以為可高枕無憂,轉而以征服者姿態實行民族高壓政策,向全國頒布剃髮易衣冠令,一時間,清兵四齣,遊行於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有蓄髮者立執而剃之,不服則斬,懸其頭於剃頭挑子所縛高竿上示眾。“一個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男子剃髮蓄辮,被加以征服與被征服的含義,成為滿族貴族統治中國的重要標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成功,推翻了滿清王朝,成立了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同時實施了除舊布新措施。首由軍政府貼出剪辮告示:“自武昌起義推翻清帝,重振漢室,凡我同胞,一律剪去胡辮。”當時南昌城內七處城門口,以及督軍衙門(市政府)、府學前、百花洲等十處,皆設有“義務剪辮處”,凡來剪“文明”髮式或剃光頭者,一律免費。

歷史背景


“剪辮”,最早開始於在海外定居的華僑及暫居海外的華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維新派及留學生),前者為與當地社會同風同俗,後者又加有明顯的反清色彩。時間始於1895年,至1905年左右蔚然成風。
早在1895年10月,廣州起義事敗后,孫中山與陳少白鄭士良逃亡日本。孫中山抵橫濱后斷髮改裝,以示與清廷決絕和革命到底的決心。
孫中山等革命者剪髮易服,不是什麼稀罕事。但事實上,來自民間的剪辮呼聲,也已有多年。
獨立撰稿人傅國涌曾撰文指出,剪辮之風,並非因辛亥革命的到來才興起,從晚清開始,有識之士就不斷呼籲剪辮子,一些大膽的言論也隨之出現。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報》的徵文題目赫然竟是《剪辮易服說》。
1903年3月15日,《大公報》刊出徵文第一名獲得者朱志父的《剪辮易服說》,他力主剪辮易服,認為這和廢弓矢、立學堂一樣,都是因時制宜之舉。並希望從皇帝開始改穿西裝,把剪辮易服與尚武精神、強健體魄聯繫在一起。《大公報》按語稱之“新中國特別精神”,“喚二百餘年來不醒之沉夢,呼數百萬方里不返之國魂”。
據當年10月媒體報道,“江南之新學國民及留學生多剪去辮髮”,參加鄉試時只好裝假辮子入場考試。而胡適回憶,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報》先後三次發起以“剪辮易服”為中心的徵文大討論,發表了數篇關於“剪辮易服”的文章。這一切,都為後來剪髮易服大行其道營造了一定的輿論氛圍。
國內剪辮之風首先興起於學界與軍界,且官方並不嚴禁,表明清廷統治的衰弱。
1903年以後,學生剪辮不乏其人,遇有科舉考試,則戴上假髮辮。剪辮留學生從外洋回鄉,行游市中,人們不但見多不怪,且贊之曰“時尚”。學堂學生剪辮,學堂監督如此表態:辮髮有無,雖屬無關輕重,然此事尚未奉有明文,故已飭令諸生暫緩辦理。
辛亥革命后,革命軍為農民剪辮子。
辛亥革命后,革命軍為農民剪辮子。
1904年9月,練兵處擬仿外國改行新式軍服,而官兵留辮無法適應,於是“依照日本剪髮易服”說從軍隊喧騰至各報刊。1905年6月,新編陸軍正式改裝,一些官兵為便於戴軍帽,將髮辮剪去一束;同時,最早實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髮辮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於“軍界中人紛紛截落髮辮者不可勝數”,清廷又只允軍隊易服不許剪辮,練兵處不得已命官兵將髮辮盤於帽內。
1905年後,剪辮者已不限於學界與軍界,甚至浸及政府官員。當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四十餘名隨員中,“剪辮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員,有武員,一切皆有職銜者”。五大臣歸國後分別呈請剪辮,均為慈禧壓下;有官員在召見時“面呈削髮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許”。清廷預備立憲時,也曾有人提及剪辮之事,但仍“暫作罷議”。
1908年,慈禧故去,頑固黨失去依恃。攝政王載灃重用一批青年親貴,剪辮運動出現新機,因掀高潮。
慈禧死後,軍咨大臣載濤、籌辦海軍大臣載洵、陸軍部尚書蔭昌、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外務部尚書鄒嘉來、度支部尚書載澤、法部尚書戴鴻慈等,在朝廷中形成贊同剪辮的強勁之勢。特別是載濤,於1910年秋開始縱容京城禁衛軍剪辮。
1910年10月3日至1911年1月11日召開的資政院第一屆常會通過了《剪辮易服與世大同》與《剪除辮髮改良禮服》兩個議案。民間剪辮者“一時風起雲湧,大有不可遏制之勢”。

各地剪辮


武昌

• 武昌起義成功后南昌掀起剪辮運動
關於辛亥革命年代的那些人和事,時至今日,已經有很多學者專家做了不少回顧和梳理。“南昌離武漢較近,所以接受辛亥革命的思想比較快,江西是當時最早響應辛亥革命的幾個省份之一。”南昌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勉玉說,“當時南昌大部分人是擁護辛亥革命的,因此掀起了一陣剪辮子的潮流,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辮子剪掉了。”
男人留長辮子,不僅極不衛生,也給體育和軍事訓練帶來很大麻煩。這都跟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衝突,所以辮子不能不剪。並且,當時的中國與國際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在這種接觸當中,辮子就成了一個累贅,甚至是一個恥辱,負面影響很多。
劉勉玉說:“在當時是否剪辮子有著明確的政治傾向,留辮子意味著支持滿清政府,剪辮子則表示擁護辛亥革命。而在生活上,人們更傾向於剪辮子,因為辮子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不便,辛亥革命在這一點上也充分理解了民意。”
• 封建思想抵制剪辮臨時大總統嚴詞通令全國
理髮剪辮,在當時可謂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中國人歷來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毀傷的觀念。且人們出於長期形成的習慣,視烏黑髮亮的辮子為美。突然間,腦後這根跟隨自己多年的辮子沒了,成了‘假洋鬼子’,將來恐怕連媳婦也娶不進門了。”
據資料記載,由於數千年封建思想的左右,不少地方均出現了“抵制剪辮”的情況,於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通令全國剪辮,措辭十分嚴厲:“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遵者以違法論。”
• 時有衝突強行剪辮處處受阻
最初,中華民國江西軍政府和民眾團體人員會同少數民間“好事者”,三五成群,在街道要口“過份熱心”地攔截行人,採取所謂的“革命運動”,強行剪辮,引起紛紛議論。除了那些因長期形成習慣而抵制的人群,仍有不少人對清代遺留下來的“國粹”依依不捨,尤其是清代“遺老”們尚存“變天復辟”和表示“效忠”清室的思想,對於垂於腦後的一條烏黑髮亮的長辮,視同命根。
因而,在剪辮運動過程中,不時有衝突發生,以致運動處處受阻。加之有些不法之徒乘機渾水摸魚,對蓄辮者進行威脅,敲詐財物,弄得人心惶恐不安,造成街上行人寥寥的景象。
• 剪辮者哀號痛哭農村人不敢進城
不少被剪辮者甚至哀號痛哭,謂無顏歸家。特別是那些偏僻城鎮和鄉村,抵制剪辮者大有人在。那些農村留辮的人聽說城裡開始剪辮了,便再也不敢進城。有人還宣稱:“吾頭可斷,辮不可剪。”革命軍便派出巡查隊上街,手執大剪刀,滿街剪辮子。看見留有辮子的人,不由分說,上去就剪。有人哭著請求將辮子撿回去,說是留著死後入殮時好放進棺材里,落個“整屍”。
軍政府接受此次教訓,再度發布文告:“嚴禁在路上強行剪辮,並召開全市義務剪辮大會,向市民詳述剪辮意義,勸說百姓自覺剪去胡尾,剷除奴根,還我大好頭顱,增我民國光輝。”
• 滿城剪辮持續半年不剪髮不算革命
在一系列宣傳之後,南昌民眾深受教育,當場要求剪辮者越來越多。記者在江西省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現,在《南昌掌故軼事》中曾有記載,當時南昌城內七處城門口,群眾團體也紛起響應,組織“義務剪辮隊”,上門代剪髮辮,收效更大。
許金城曾在其《民國野史》中記述道:“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的。”當時人們流傳著:“不剪髮不算革命,並且也不算時髦,走不進大衙門去說話,走不進學堂去讀書。”一時間,剪辮浪潮席捲大江南北。
對於這場關於頭髮的“革命”,今人很難更深地理解它的含義,但一根辮子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卻極為重要,它身上承載著太多的歷史及歷史背後的腥風血雨。

廣東

在資政院尚未議決剪辮易服案之前,已成立“華服剪髮會”,決定於1910年12月31日全體會員剪辮。

京津

1910年11月23日,天津廣幫商人首先剪髮,其後“工商學界實行者幾於無日無之”。12月初,“京師學界剪髮之事刻已盛行”,至年底,“京津各界之剪髮者不下數千人”。

東三省

龍興之地奉天也出現剪辮運動。至12月中旬,黑龍江“商、學、軍、警各界稍知時務者,均相率剪剃”。

上海

1911年1月15日,由前刑部侍郎,出使美、秘、墨、古大臣伍廷芳發起,上海各界四萬餘人在張園舉行規模空前的剪辮大會。伍廷芳因故未到場,特致函云:“侍郎髮辮,已於昨晨在寓所剪去。”會場“中設高台,旁列義務剪髮處,理髮匠十數人操刀待割”,“但聞拍掌聲、叫好聲、剪刀聲、光頭人相互道賀聲”,當場剪辮者千餘人。

香港

受內地影響,香港六名八十歲以上老翁(人稱“香港六老”)出面提倡剪辮,至1911 年2月,“香港剪髮之華人竟達一萬一千之譜”。

軍隊

繼陸軍多已剪辮之後,1911年4月,應邀參加英王喬治五世加冕慶典的清海軍巡洋艦“海圻”號,在萬里遠航中,統領程璧光以“長發污衣藏垢,既不衛生,又有礙動作,尤以誤害海軍軍人為甚,故實無保留之價值”,一聲令下,三百多名海軍官兵一齊剪辮。

官員

1911年12月13日,身為內閣大臣的袁世凱,哈哈大笑著剪掉了辮子。以此為倡導,京官陸續剪辮,並影響到地方官員。

軼事典故


剪辮浪潮中,上海出現了一句新罵:“你這人真是辮子!”有人釋其意義云:其一,辮子者,最無用之物也。其二,辮子者,最有害而無利之物也。其三,辮子者,勢必人盡割之也。其四,辮子者,禽獸畜生之尾也。

藝術作品


1908年,義大利僑民勞羅在上海拍攝了幾部短紀錄片,其中一部題名《強行剪辮》,反映出當時“剪辮”運動進入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