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祥

1938—1942年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今中國藥科大學）學習。

1942—1945年　陸軍製藥研究所、大眾藥廠任職。

1945—1947年　在英國倫敦大學藥學院本科學習，獲藥學學士學位。

1947—1949年　在英國倫敦大學藥學院作藥物化學研究，獲博士學位，於1949年9月回國。

1950—1952年　任大連科學研究所（今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副研究員、研究員，兼任大連工學院（現名大連理工大學）有機化學教授。

1952—1955年　在東北製藥總廠從事研究和設計工作，兼任瀋陽藥學院教授。

1955—1957年　任東北製藥總廠中心試驗室主任；先後當選為中國藥學會理事、常務理事。

1958—1959年　任化工部華北化工設計研究分院（天津）藥物研究室副主任。

1960—1979年　任化工部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后改為湖南醫藥工業研究所）副總工程師（“文革”期間下放勞動）。

1979—1980年　借調至北京參加新成立的國家醫藥管理總局技術引進工作。

1981—1987年　任中國藥物科學院籌備處負責人。

1981—1989年　當選中國藥學會抗生素分科學會第一、二屆主任委員。

1983—1989年　任國家醫藥管理局副總工程師，兼任北京醫科大學藥物化學教授。

1987—1989年　兼任中國醫藥研究開發中心主任。

1990年　任中國醫藥研究開發中心名譽主任。

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2015年7月30日5時5分，新中國現代醫藥工業的奠基人、中國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學教授沈家祥在天津逝世，享年94歲。

1921年11月11日出生於江蘇省揚州市的一個商人家庭，由於其父任南京張泰和堂藥店經理，他日常接觸到不少中藥知識。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隨父母遷至重慶，次年考入當時遷至重慶的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今中國藥科大學）。受老師雷興翰教授的影響，對藥物化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國難當頭，中國民族工業深受帝國主義勢力的摧殘，市場上的醫藥幾乎都是舶來品。就連從茶葉末提取咖啡因和從麻黃草提取麻黃鹼，也只能進行初級加工，生產出來的粗產品以低價賣給外商，成藥則以高價重新進口。這種情況，激發了他學習科學技術、建設中國自己醫藥工業的願望。

1942年，他從國立藥專畢業后，曾先後在當時的陸軍製藥研究所和大眾藥廠任職。1945年，他考取公費出國，赴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藥學院學習，1947年，獲藥學學士學位。隨後留在該院做研究生，在導師W．H．Linnell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維生素A的類似物研究，1949年7月，獲藥物化學博士學位。在英國學習期間，他十分重視基本操作，並經常利用假期到工廠實習，深入了解生產工藝過程。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在解放南京的戰鬥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了無理前來阻撓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使沈家祥無比興奮，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做中國人的自豪。同年9月，他在取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后，謝絕了英國某製藥公司的挽留，啟程回國。

回國后，他被分配到大連科學研究所（今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副研究員和研究員，兼任大連工學院（現名大連理工大學）有機化學教授。在選定科研課題時，他從防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需要出發，選擇了氯黴素的化學合成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並於1951年在大連召開的全國學術會議上作了研究結果報告，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和讚許。1946年3月上旬，他被調到瀋陽東北化學製藥廠（今東北製藥總廠），主持氯黴素的工業試製，以應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急需。他和他的同事們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僅用4個月的時間就試驗成功按照我國具體情況設計的新合成路線，這是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向工業推廣的第一個研究成果。

1955年夏，東北製藥總廠的合黴素車間順利投產，負責籌建中心實驗室並被任命為中心實驗室主任。他與合作者又完成了合黴素的旋光體分拆和合成方法的全面改造，並使新工藝於1957年推廣，用於生產，因此，他被評為瀋陽市先進工作者。

1957年底，去匈牙利參加社會主義國家組織的藥學學術討論會，回國后奉調去化工部華北化工設計研究分院（天津）任藥物研究室副主任。在這一段時間裡，他和他的同事們先後進行了維生素A1、2D、D3以及乙烯酮和雙乙烯酮的工業生產研究。

1958年底，和郭鴻運等同赴蘇聯考察醫藥工業生產，歷時3個月。然後，他奉命參加籌建化工部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並從1960年起任該院的副總工程師，親自指導和參與了以甾體激素類藥物為主的一些研究課題。“文化大革命”期間，該院遷至湖南，沈家祥被下放到實驗室做實驗，他在當時那種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工作，完成了三烯高諾酮和前列腺素類藥物的全合成研究。

70年代中期以後，他恢復了副總工程師職務，從此開始了以中藥有效成分為基礎的新葯研究工作，並於1976年，完成了具有特殊化學結構的鶴草酚的全合成。

1978年，他奉派去英國參加國際藥物化學學術會議，回國后，適值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籌備成立，他奉調參加技術引進工作。在此期間，他曾多次就技術政策和醫藥工業科研事業的發展等問題向局領導提出意見和報告，並呼籲在北京成立新的醫藥研究機構。

1981年2月，他被任命為中國藥物科學院籌備處負責人。他不遺餘力地為建立該院而四處奔波，經他多方呼籲，國家科委先是在1983年12月批准了建院方案中的第一個研究所北京藥物製劑研究所的建制；隨後又在1985年4月先後批准了中藥研究所和生物技術所的建制。

1987年，在國家科研體制改革的浪潮中，國家科委批准三個單位合併成立中國醫藥研究開發中心，沈家祥被任命為該中心主任。他吸引了一大批有志者來這裡從事新葯研究工作。

1983年，他被任命為國家醫藥管理局副總工程師，參與全系統的科技決策和外事工作，進一步發揮了他作為著名藥物化學家和工業化學家的作用。沈家祥在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同時，還熱心於社會工作。

2014年6月15日，沈家祥和妻子陳燕娜捐出一百萬元給天津大學成立“沈家祥教育基金”。談起捐款的初衷，他表示，中國的藥物研究和世界水平還有差距，過去我們主要是仿製，像西格爾教授還有更多年輕有為的科學家來到中國參與到藥物創新研究中去，支持我們的研究工作。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因發現青蒿素獲得2015年度諾貝爾獎。昨天，揚州籍院士研究專家李友仁先生告訴記者：我國著名藥學家、今年7月去世的天津大學教授、揚州籍院士沈家祥老先生為把青蒿素留在中國曾據理力爭，並向世界衛生組織推介過屠呦呦的工作，當時屠呦呦仍默默無聞，並未獲得國際大獎。

與WHO合作將青蒿素推向世界

李友仁說，國家入選者、沈家祥的學生張佩琢曾透露，沈家祥擔任原國家醫藥管理局副總工程師時，職責之一是負責與世界衛生組織對接。我國重要的抗瘧疾藥物青蒿素，由獲得國際大獎的屠呦呦等科學家開創，而向世界衛生組織的推廣工作，就是在沈家祥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當時我國新葯研究工作與國外體系不完全接軌，這項工作等於是向國外完成一整套的新葯報批手續。

沈家祥院士的學生、天津大學青年教師郭翔海依然記得，2004年初，泰國以國王普密蓬·阿杜德的名義向研製抗瘧藥物青蒿素的中國醫藥科技工作者頒發了泰國最高醫學獎——瑪希頓親王獎。但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獎項原本的獲獎者正是沈家祥，在沈的婉拒和執意推薦下，該獎項最後授予了“中國青蒿素團體”。

自1977年我國公布了青蒿素的分子結構以後，我國研究人員完成的青蒿素抗瘧臨床試驗結果陸續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引起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高度關注，開始不斷跟蹤搜集我國青蒿素的研究信息。

上世紀80年代，沈家祥已出任我國駐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代表，多次參加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長年從事藥物研究的沈家祥敏銳地覺察到，作為治療瘧疾的最新特效藥，青蒿素的問世將在世界科學界引起巨大反響，將是中國醫藥研究成果中的一顆明珠。為此，沈家祥多次去相關研究所了解青蒿素的最新研究進展，並默默思考著如何把它推出國門。

經過一年的準備，1981年10月6日-11日，在沈家祥的推薦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是WHO瘧疾化療科學工作組第一次在日內瓦總部以外召開的會議，是專為我國發明的抗瘧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進行全面評價和制定發展規劃的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學術會議報告了7篇論文，均由我方代表宣讀。其中，屠呦呦代表中國研究人員作了題為《青蒿素的化學研究》的報告。

自此，在沈家祥等人的穿針引線下，我國與WHO就青蒿素的開發生產展開長達六年的合作。

為保住中國青蒿素髮明權奔波

由於我們已經將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發明公開了，國寶的發明專利面臨著隨時被國外竊取的危險。“儘快實現青蒿素在世界範圍的臨床試驗，保住青蒿素的發明權！”這是沈家祥等老科學家的迫切願望。

沈家祥很清楚一些國家對我國研發出的青蒿素的覬覦之心。從1986年起，每次赴日內瓦參加世界衛生小組會議時，沈家祥總是不遺餘力和國際同仁據理力爭，儘力保護著國葯瑰寶的歸屬。

為進一步掌握國際藥物註冊對申報文件資料的要求，在原國家醫藥管理局副總工程師沈家祥指導下，青蒿素指導委員會組織專家，按照國際藥物註冊規格與要求，對青蒿琥酯、蒿甲醚的申報註冊材料進行了全面修改和通篇翻譯，請WHO瘧疾化療科學工作組的知名專家和顧問協助審查。

1987年起，沈家祥受聘為世界衛生組織瘧疾化療科學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他也成為該小組中的唯一一位中國成員。此後的幾年，沈家祥10餘次奔波於北京-日內瓦之間，踏上了代表中國政府為青蒿素正名的艱辛征程。

在沈家祥的幫助下，中國科學家還完成了整理、編寫、翻譯、列印中國的青蒿素衍生物藥物在國外註冊所要求的生物、化學、藥理、毒理、質量標準、臨床研究、提取工藝等資料，製成英文註冊文件，由沈家祥教授審閱定稿裝訂成冊，發送給國內外協作單位，國內很多企業都使用此文件開展國外藥品註冊工作，為使抗瘧新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打下關鍵基礎。

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堅持了正義，並說服了主管整個研究小組的負責人，使他們承認“雖然中國的研究工作不大正規，但是他的臨床結果是有效的”。世界衛生組織也給沈家祥發來信件，正式承認，青蒿素的發明是屬於中國人的。

北京集才藥物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東北製藥總廠中心實驗室主任；化工部北京醫藥工業研究所副總工程師；國家醫藥管理局副總工程師；中國醫藥研究開發中心主任、名譽主任，兼任瀋陽藥科大學藥物化學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醫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科委發明評審委員會醫藥衛生組副組長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評審委員會醫藥衛生組副組長；中國藥學會常務理事等職，1985年當選為法國國家藥學科學院通訊院士。中國藥學會常務理事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新葯研究與開發國際會議組織委員會主席。世界衛生組織瘧疾化療科學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西爾基金會董事；《Medicinal Research Reviews》編委和《Journal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的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

《藥學學報》、《藥學通報》現名《中國藥學雜誌》、《中華醫學雜誌（英文版）》等7個學術刊物的主編和編委，以及《中草藥》編委會的主任委員。

氯黴素研究

氯黴素是40年代繼青霉素、鏈黴素、金黴素之後，第四個得到臨床應用的抗生素，它對革蘭氏陰性菌和立克支體有突出療效。沈家祥和同事利用庫房裡僅存的一小瓶日偽時期遺留下來的對硝基甲苯為起始原料，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完成了十餘步反應，打通了氯黴素混旋體的合成路線。

1952年3月8日，他接受了發展氯黴素工業生產的任務。他大膽制訂了通過對硝基乙苯合成關鍵中間體對硝基苯乙酮的方案。首先，他們從苯和乙烯來製取乙苯。而乙烯是從酒精脫水獲得的；為了使酒精脫水，沈家祥自己指導工人做催化劑，自己設計了催化用的管狀電爐。乙苯進行硝化后，分離鄰位和對位硝基乙苯所用的減壓分鎦全套裝置也是沈家祥設計並繪圖交工廠製作的。由於採用了沈家祥設計的新型分餾裝置，分離效果極好。但在得到了對硝基乙苯單體之後，把它氧化為對硝基苯乙酮的可行方法在當時也還是個未知數。當第一次放大分餾硝基乙苯時發生爆炸，他們不是因此退卻，而是通過分析研究，認定硝化過程中產生的酚類副產物是爆炸的起因，於是在蒸餾前增加了鹼水洗滌的措施，很快解決了問題。

從1952年4月份開始，僅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打通了這條新工藝路線，得到了混旋氯黴素樣品，為下一步氯（合）黴素的順利投產奠定了基礎。從實際情況出發，當時他們沒有等待光學異構體分拆工藝的成熟就決定以混旋體（療效為氯黴素之半）先行投產，定名為“合黴素”。沈家祥接著負責年產量為6噸的車間的設計和施工，並使它於1955年4月正式投產。一個複雜的化學合成方法的開發，一切從原料開始，包括建立全新的氧化反應，到車間投產，整個歷程不過化了3年功夫，這個速度應該說是難得的。

1955年夏天，他對氯黴素的合成工藝又進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改造。他們在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都陸續發表在《藥學學報》上。這個氯黴素生產新流程（包括後來操作上的改進和提高），竟經受住了30多年的時間考驗，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生產流程。

此外，他在東北製藥總廠期間，還組織指導了環絲氨酸、眠爾通、乳清酸、甲苯磺醯丁脲等多種新產品的研製和開發。

甾體激素類合成

1949年，發現了可的松的強大消炎作用及黃體激素的口服抗排卵作用以後，國際上掀起了對副腎皮質激素和19－去甲甾體化合物合成研究的高潮。沈家祥帶領他在原化工部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的同事們進入了這一全新的領域。首先，他請教了我國著名的有機化學家黃鳴龍教授。當時，黃先生提出的可的松七步合成法已在上海取得成功。為此，沈家祥採取了另闢蹊徑的方針，以氫化可的松的微生物合成為重點開展工作。他們先是吸取可的松七步合成法中的經驗，簡化Reichstein物質S的半合成方法；同時，又參加了與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合作，尋找到能上11β－羥基的梨頭黴菌株，得到40%產率的11－β羥化產物，即氫化可的松，並把這一成果迅速在天津製藥廠投入生產。他在這一領域內的另一項重要成就是領導完成了地塞米松的合成研究。

1969年冬，他完成了18－甲基三烯高諾酮這樣一個工作量較大的全合成研究。從1973年起，他負責前列腺素類藥物PGF2α的全合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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