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三畏

衛三畏是紐約州尤蒂卡人，1814年出生，少年時曾學習印刷技術。1832年被美部會任命為中國差會的印刷工。

1833年6月，衛三畏和帝禮仕（Rev. Ira Tracy）一起乘坐“馬禮遜號”從紐約出發，10月26日抵達廣州。衛三畏一到廣州就開始了他的工作，隨後又按管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刷所。

1837年7月3日，他和另外一些人一起乘上“馬禮遜號”，原本打算將一批遭遇海難的日本人送回國，但沒有成功。他們考察了琉球和江戶之後，於8月29日回到澳門。

1842年，衛三畏被選為馬禮遜教育協會的通訊秘書。

1844年底他回到美國，在美期間，衛三畏獲得了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同時還結了婚。

1848年6月1日，衛三畏和夫人乘坐“撒母耳 ·拉塞爾號”（samuel Russell）從紐約出發。9月抵達廣州後繼續管理印刷所。

1853年，衛三畏出任美國遠征日本艦隊的翻譯，5月中地乘坐美國船“薩拉托加號” （saratoga）從澳門出發，26日抵達琉球，在那裡同其他船會合。6月9日艦隊離開那霸，14日到達小笠原群島，24日回到琉球，7月2日起程前往日本，8日抵達該國，成功完成美國與日本的談判。艦隊在8月底回到香港，衛三畏博士則繼續前往廣州。

1854年1月14日，衛三畏跟隨佩里將軍的艦隊再一次前往日本。途中曾在琉球停留，2月11日抵達江戶灣，簽訂完條約並將所有事務安排妥當后，衛三畏同一部分艦隊成員於6月28日起程離開，7月下旬到達香港。

1856年，衛三畏受命擔任美國公使團的秘書。第二年，他辭去了美理會的工作。

1858年，他跟隨公使團北上天津，出席6月18日《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儀式。結束此次行程之別，他還去了一次上海和日本。

1859年5月，衛三畏陪同新任美國室華公使團若翰（ward）先生前往上海，在那裡同清朝大臣進行了一番商議，之後繼續北上，7月28日抵達北京。在北京待了兩星期後，他們經由北塘返回，8月16日在北塘獲得《天津條約》批准書，22日抵達上海。

1860年，衛三畏回到美國。1862年他再次返回中國，7月24日抵達北京。那時仍同家人一起在北京居住。

1874年，衛三畏陪同美國駐華公使艾弗里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遞交國書。

1876年，他由於身體等方面的原因，辭去外交上的職位，回到美國，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New Haven）。

1877年，他被耶魯大學聘為該校第一位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也是美國的第一位漢學教授。

1884年2月16日，衛三畏在自己家中病故。

1833年，衛三畏到達廣州后，先後學習中文和葡萄牙文，在歐美商人的資助下為美國公理會創辦了海外第一個印刷所。當時在廣州的傳教士只有馬禮遜、裨治文倆人，衛三畏參與了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撰寫大量文章，向海外介紹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和文化習俗，還協助裨治文編著《廣州方言撮要》，這些工作為他後來系統研究漢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47年，裨治文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后，《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主要由衛三畏負責。費正清曾稱他是“一個天才的業餘歷史學家”，並把這一時期美國的漢學研究稱為“著名的業餘活動”（《外國研究中國》，第1輯）。另外，《中國叢報》在後期人力、財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版發行同衛三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1833年，衛三畏來到中國傳教，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學習漢語。他的中文水平進步很快。1843年，他在《中國叢報》第2卷第10期上發表了《論中國的度量衡》和《論廣州的進出口貿易》兩篇文章，標誌著他在漢學研究上的正式開始。他後來出版的《中國地誌》一書，也曾大部分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當時，他創建了著名的“布魯因印刷所”，既任美國公使館秘書，又兼任翻譯。1858年，中國和美國簽訂了《天津條約》，衛三畏給時任美國公使館頭等參贊兼做翻譯，在談判時，他主張把傳教寬容的內容加了進去，從此以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就完全合法化了。1874年，他陪同美國駐華公使到北京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向同治皇帝遞交國書。1876年，他由於身體等方面的原因，辭去外交上的職位，回到美國。那時，漢學在歐洲大學已進入了學科性的研究。最早是在法國，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於1814年創立了漢學講座；其後，俄國的喀山大學、荷蘭的萊頓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先後設立了漢學講座。比起歐洲，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衛三畏最終選擇定居紐黑文，並受聘耶魯大學，來開辦漢學講座，也是一波三折，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都是耶魯的競爭者。1886年，耶魯終於得到了一筆基金，決定了講座的建立，衛三畏終於被聘為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這筆錢的提供者威廉·麥希既是衛三畏的老朋友，也是他在中國任職時的同事。耶魯大學最後決定建立漢學講座，與容閎也不無關係，他給耶魯校方的那兩封信就是他積極推薦和運作的見證。衛三畏和容閎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他們時常通信，探討與教學相關的問題。衛三畏的巨著《中國總論》，是他在美國的漢學研究奠基之作，被稱為“一門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和“成為數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

衛三畏對漢語的研究一方面可看作是傳統漢學選題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當時西方人來華從事傳教等工作的需要。後者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前者的直接原因。衛三畏在1848年出版的《中國總論》中第十章專題大篇幅探討了中國語言和文字，內容關涉文字的起源、構造、發音和拼音、字形變化、書寫工具、印刷技術、官話與方言的區別、漢語語法、文體、漢語學習方法等各個方面。這是衛三畏對西方漢語研究的一般性綜述。雖然其中不乏獨創之處，但衛三畏漢語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乃體現於在華四十多年間編撰的一系列字典。尤其是《漢英韻府》一書，在為衛三畏贏得美國首席漢學家聲譽的兩本著作中，地位與《中國總論》並列。寫作這些漢語研究著作幾乎佔去衛三畏在華從事漢學研究的大部分時間。

衛三畏是因傳教印刷之需到中國的，他幫助中國人的方式主要是出版報紙和書籍。衛三畏長期生活在中國，他的經歷使他對中國問題有比較全面的了解，曾先後出版過十多部關於中國的書籍，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歷史、文學、文字等諸多領域，如《簡易漢語課程》(Easy Lessons in China，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漢用詞》(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國地誌》(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國商務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48）《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漢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這些書籍一度成為外國來華傳教士和商人的必讀之書。回國后，他在耶魯大學任漢文教授，經常舉辦關於中國問題講座，並著有《我們同中華帝國的關係》(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國歷史》等。

英文

1.Easy Lessons in chinese（《拾級大成》），促進漢語學習的進階練習，尤其適子廣州方言的學習，8開本；Lx十288頁；澳門； 1842年。

2.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英華韻府歷階》），8開本；LXXXVIII十頁、440頁；澳門； 1844年。

3.Chinese topography: being an alphabetical list of the provinces, 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in the Chinese empire, with their latitudes and longitudes （《中國地誌》），中華帝國各省縣行政區名及其經緯度列表，技字母順序排列，8開本； 103頁； 1844年，這部小冊子很有用，所有行政區劃部有中文名稱，按英語字母順序排列，最初刊登在《中國叢報》第13卷上，后出版單行本。

4.The Middle Kingdom（《中國總論》），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教育、社會生活、藝術、宗教及其居民概覽，附帝國新地圖和多幅插圖，主要由歐爾（J. W. Orr）雕刻，2卷；8開本；xxII十590頁、 vII十614頁；紐約； 1848年。第一卷的扉頁上印有一位清朝大臣的肖像及其滿、漢兩種親筆簽名；第二卷則是傳教士雅裨理的肖像和簽名，1857年4版。

5.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英華分韻撮要》），8開本；xxxvI十832頁；廣州； 1856年

6.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中國商務指南》），介紹了對華貿易的細則，8開本，該書第一版出版於1834年，作者為馬儒翰（參見馬儒翰作品第3號），儘管之後的各個版本上部保留了他的名字，但由子改動和重寫之處非常多，因此應將其視為衛三畏的作品，1844年澳門2版； 1848年廣州3版；8開本；vIII十311頁，1863年在香港出版的第5版上署有衛三畏之名，378十266頁。

7.Anglo-chinese Kalendar（《英華行名錄》），該刊前三期（1832-1834）由馬儒翰編寫，從1835年開始，一度由《澳門新聞報》（canton Press）的編輯史雷徳（J. slade）按手，1848年至1856年的這8期則由衛三畏編寫，他對該書作了相當大的補充和改進。

衛三畏還負責編寫了《中國叢報》的最後三卷及其之前三個月的3期，事實上，幾乎從該刊創辦之初衛三畏就是一位重要的撰稿人。

《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刊》第一卷上也有兩篇文章出自衛三畏的筆下: 《日本》以及《美國使團北京行紀》。

最能反映衛三畏在漢學領域成就的是其巨著《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中國總論》是建立在衛三畏此前大量有關中國研究的論文基礎上，並將他回國以後發表的許多演講學理化以後形成的。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介紹中國的書，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以及德庇時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等。衛三畏這部書出版之後，正是後來居上，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全面超過了此前的同類著作。

《中國總論》是當時美國研究中國最早最具權威的著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總論》是美國第一部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該書分上下兩卷，凡23章，對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歷史、地理、教育、藝術以及宗教等方面做了系統的論述。

衛三畏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巨大影響，他認為儒家思想的許多精華，如中國人倫理道德觀，人格品性等都是可以樂以稱道的。他在《中國總論》中首次“將孔子的儒家學說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同樣具有永恆的價值” 。他認為中國需要基督教教義並不意味要摧毀中國傳統文明，而是要進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價值。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具有“信義”的價值內涵極為推崇，稱“世界上很少國家能與中國相比”。他指出，中國的社會構成，關鍵在於確立一種恰當的關係，使人們找准自己的位置，從而使得教化成而天下治。儒家的哲學向內用功，也就是通過認識自己，進而認識和掌握整個世界，儒家的哲學又是一種實踐哲學，注重在實際生活中的認知，注重實踐層面的操作，而不把重點放在純理性的思辨上。

衛三畏確實認識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因而對儒家經典不吝讚美之辭。不過，他的這些研究和論說，除了反映一種歷史主義的觀點之外，也還有另外的動機。儘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不少長處，但仍然認為中華民族需要拯救。《中國總論》反覆強調的一個論點就是：“中國人不僅需要標誌西方文明的技術，而且還需要耶穌基督的教義” 。他站在傳教士立場上的西方文化本體論，希望建構出“孔子加耶穌”的思想模式。“孔子加耶穌”的思想是1830年代以後，由於以耶代孔的方針受到阻礙，西方傳教士所著力提倡的一種在中國的文化策略。

衛三畏在研究中華歷史文明時，試圖為西方文明在中國傳播找到適當的位置。所以他對中西文化衝突的論述多半採取折衷的方法。他強調宗教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作用，認為“基督教文化也是中國近代文明的重要動力”，“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就像早期印度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一樣，都是來自外來文化” 。

對於19世紀中國開始的近代化運動，衛三畏的看法與其他外國人相比具有獨到之處。他指出，中國的發展變化是以一種相當保守的形式出現的，按照中華文化特點，在中國進行政治、社會、宗教體制全面改革時，保守的做法有利於保持中國的統一和經濟發展。他指出，中國上層社會更加註重物質，而不是精神，所以對基督教文化不容易產生狂熱，吸收基督教思想只能在不削弱、瓦解、摧毀政權統治的基礎上去改革、教化和吸收。

《中國總論》對19世紀50年代中國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也有較為深刻的研究，衛三畏認為，“當時中國很多人狂熱地支持這一場政治革命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口號是片面的，中國的問題在於下層民眾，而不在於政府，改變統治者僅僅是改朝換代。” 。衛三畏的指導思想仍然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天命思想，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基督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紮根，那麼政府權力性質自然會改變” 。

從當時歷史文化的背景來看，《中國總論》中有些觀點還是比較公正的。如關於中英鴉片戰爭，衛三畏指出，“英國對中國的遠征，與其說是打開中國的大門，倒不如說是從中國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

當然，衛三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有其片面性，如對於中國的神話，衛三畏認為，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神話中的這類創世活動都是“粗糙而古怪的”，因為這個故事不像希臘神話和埃及傳說那樣，形象令人賞心悅目，具有個性化。因而他認為，中國神話缺少趣味。

衛三畏《中國總論》在美國的出版發行並非一帆風順。最初，大多數紐約出版商都謝絕出版《中國總論》，認為這是項冒險事業，表明早期美國漢學研究的影響遠遠不及歐洲經典漢學研究。衛三畏所以能使這部歷史性著作出版，同當時他在廣州的活動分不開，因為《中國總論》是在一家廣州美國商行的資助下才得以出版的。衛三畏急於要出版而且後來又修訂《中國總論》，目的就是要消除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不理解。衛三畏寫作此書主要是基於美國認識中國的需要，他希望“通過平實的敘述將中國放置在一個適當的位置”，給美國民眾一個理智而滿意的回答，即中國人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奇特性，以及他們文明持續數千年的原因。同時他在第一版和修訂版的序言中都說到，此書是為了“剔除外國作者已經普遍地施諸於中國及其文明之上的奇特的和無法解釋的印象”，因此在書中“努力展現他們國民性更好的特點”。但這並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他的最終目的仍是“提高傳教事業的興趣，通過增加傳教士所作所為領域的知識，從而增加對傳教工作的同情”。這是基督教傳教士共有心態的反映，衛三畏亦莫能外。

《中國總論》是美國漢學奠基之作，法國學者考狄在《西人論中國書目》中將《中國總論》放在第一部《中國總說》的第一類《綜合著作》中，這是放入同一類別中的第一部美國著作，也是十九世紀一部關於中國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中國總論》不但是一部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也是一部十九世紀國際漢學的集成之作，書中參考和徵引大量國際漢學的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紀國際漢學的較高成就。以書中論中國經學、史學和文學的兩章來看，《中國總論》對國際漢學研究成果竭力吸收並且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這兩章中引用的漢學家及其著作基本上是歐洲漢學家的著作，主要以法國漢學家為主，這是因為法國漢學在“傳教士漢學”時代就處於執牛耳的地位，十九世紀更是出現一批漢學大師，如雷慕沙、Edouard Biot、Guillaume Pauthier等。

《中國總論》對美國漢學產生巨大影響，不但被用作教材，而且也“成為數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費正清稱這部書是把漢學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的“綜合的研究”的著作。美國漢學在二戰後進入了所謂區域研究的視域，而這可以從《中國總論》上找到根源，費正清就說過《中國總論》“頗像今日一門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

據筆者統計，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至少五次直接引用到衛三畏及其《中國總論》的觀點，對衛三畏的觀點基本上都持肯定態度，如在談到中國的“禮”時，他說：“人人都會同意衛三畏博士對這段話的評論，他認為：‘把中國的“禮”翻譯為英語的ceremony不夠全面，因為“禮”不但包括外在行為，同時也包括所有禮儀的正確原則。’”

據筆者統計，馬森《西方的中華帝國觀》中直接引用《中國總論》的地方達64處。在進行文獻回顧時，馬森對《中國總論》評價甚高：“也許有關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它在西方廣為傳閱並受到好評……這部描寫中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對這一時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問題的範圍和種類的最好說明，衛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統、博學的方式為讀者呈現了他的資料，以至於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美國文獻中仍佔有令人尊敬的地位。”談到中國的宗教和哲學時，馬森認為：“衛三畏……對中國的宗教作了準確和相對公正的研討。”這是比較客觀的意見。衛三畏論中國的宗教時，雖然到處流露著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和西方中心論，但他的論述又是基於學理和歐洲漢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因此有不少可取之處。

事實上，在1847年《中國總論》初版發行以前，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英國漢學家，他們的許多著作在美國翻印發行，為美國人了解中國提供間接的渠道。比起歐洲來，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發展也比較快，而且在不長的時間裡，即躍居國際漢學研究的前列。在這一過程中，衛三畏的影響不容低估。衛三畏關於中國的論述涉及面甚寬，關於某些中國特定文化術語的翻譯，對某些中國文化觀念的探討，對某些中國思想家的評價以及他的某些看法以其銳利的鋒芒，引起了積極的響應。他的《中國總論》，不僅堪稱“一門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 ，而且“成為數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 。馬森說得更為具體：“也許有關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衛三畏（Wells Williams）的《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1848），它在西方廣為傳閱並受到好評” 。

如果說，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是由英美在華商人資助創辦的，所以辦報的特色既有歐洲漢學研究中注重對中國歷史、文化、文學研究的特點，又有注意考察中國當時社會現實問題的一面，那麼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則被認為是體現美國漢學一開始就與美國專業化的歷史研究有著重要區別的典型，它體現了美國早期漢學研究的另外兩個特點：第一，把漢學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綜合的研究’，這一特點到20世紀40年代以後，受到特別的關注；第二，早期美國漢學還不得不受到歐洲學院派和學者型的漢學影響，這一影響在《中國總論》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這說明一方面由於美國漢學沒有英、法、德等國那樣悠遠的歷史根底，另一方面更在於這是使漢學成為專業化學科的必經階段。

1876年，在衛三畏的主持下，耶魯大學首先開設中文課程，建立第一個漢語教研室和東方圖書館。此後美國的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相繼效法，一些著名的圖書館開始收藏研究漢學的圖書資料。此外一些漢學研究機構也陸續成立，如：美國現代語言學會(1883)，美國歷史學會(1884)，美國亞洲協會(1898)等，這些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美國漢學的發展，使之走上職業化、專業化的軌道。

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對中國文化有很多的了解。他1833年來華，在美國公理會創辦的印刷所當工人，學會了中文和日文，留心收集有關中國地理和歷史的資料。1844年出版了《中國地誌》，簡略地敘述了中國的地理分佈和特點。1848年又出版了《中國總論》，對中國的政治、歷史、民情、風俗、人口、日常生活、文學藝術等都有概括的介紹，還附有“中華帝國地圖”。這是美國人了解中國的必讀書。他還曾返回美國作過一百多次演講，形象而生動地介紹中國的民情風貌和古典文化。他撰著的《中國綴音字典》，收字一萬兩千多個，對中英文的相互變換大有裨益。晚年，衛三畏被耶魯大學聘為中文教授，成為在美國講授中文課程的第一人。

衛三畏在華期間，集傳教士、外交官和漢學家於一身，是早期中美關係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一個縮影。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大陸學術界尚未見對衛三畏深入、系統的研究。而海內外學者的既有研究中，由於學科的限制和思維的定勢，以及對中、西文化以及英、漢雙語把握等問題，始終存在很大的缺憾。但是，衛三畏是近代來華西方人漢語研究——尤其是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領域中，一個關鍵性的、承前啟後的人物，探討衛三畏在美國早期漢學發端中的作用，進而總結美國早期漢學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更是極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