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到的“退田”、“平冤獄”同1961年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說這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武斷地認為《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

《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

一個假海瑞

《海瑞罷官》宣揚了什麼?

《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麼東西?

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與張春橋共同策劃，由姚文元寫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整個寫作過程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1967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外賓時曾談到：“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

在江青的操縱下，圍繞姚文元的文章發動了一場“大辯論”。毛澤東支持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這就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了嚴重的政治色彩，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賢，號剛峰，海南瓊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參加鄉試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諭，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歷任州判官、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寶丞、兩京左右通政、右僉都御史等職。他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築水利工程，力主嚴懲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賄，並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污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

萬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於南京官邸。獲贈太子太保，謚號忠介。海瑞死後，關於他的傳說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

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和《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思想界中存在種種不同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論，多年來沒得到正確的解決。本報過去也發表過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筆名劉勉之，1959年6月16日）、《論海瑞》（1959年9月21日），還發表其他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文章。我們準備就《海瑞罷官》這齣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歡迎史學界、哲學界、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踴躍參加。

毛澤東同志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說過，“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麼，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裡，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毛澤東同志又說，“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能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會使真理髮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1965年11月10日 姚文元

從1959年6月開始，吳晗同志接連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許多歌頌海瑞的文章，反覆強調了學習海瑞的“現實意義”。1961年，他又經過7次改寫，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還寫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學習海瑞的“好品德”。劇本發表和演出后，報刊上一片讚揚，有的文章說它“深寓著豐富的意味”、“留給觀眾以想象的餘地”，鼓吹“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有的評論文章極口稱讚吳晗同志，“是一位善於將歷史研究和參加現實鬥爭結合起來的史學家”、“用借古諷今的手法，做到了歷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這個戲更是“開闢了一條將自己的歷史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實、為人民服務的新途徑”；有的文章還說：“人們在戲里表揚‘清官’……是在教育當時的做官的，起著‘大字報’的作用。”既然《海瑞罷官》及其讚揚者提出了這麼重大的問題，並且廣泛地宣傳了他們的主張，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地進行一次研究。

在這個歷史劇里，吳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是當時被壓抑，被欺負，被冤屈人們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簡直找不出有什麼缺點。看來，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貧苦農民的“救星”，而且是社會主義時代中國人民及其幹部學習的榜樣。

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設計過的。安排這位青天大老爺的出場，就用了九場戲中整整三場戲。第一、二兩場戲，海瑞都沒有出場，劇本不惜筆墨地大寫徐府即曾經鬥倒嚴嵩、當過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階一家，如何霸佔農民土地、強搶民女、賄賂官府打死貧苦農民趙玉山，正當在公堂上農民洪阿蘭“滿腔悲憤喚蒼天”之際，一紙緊急公文帶來海瑞將作應天十府巡撫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們如聞晴天霹靂，驚呼“這便如何是好！”連“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來了，這可不得了！”第三場戲海瑞穿便服上場了，作者安排他當面傾聽“心如油煎”的“眾鄉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詞句，傾吐對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頌他是“公正為官”、“明斷公案”、“口碑頌滿”、“美政多端”……。雖然封建社會“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但呼冤的農民一致相信“海青天”這個官是一個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們作主！”這種烘雲托月的手法，是為了使觀眾強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農民的痛苦、它說明了《海瑞罷官》並不是如作者所說的是寫什麼“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而是千方百計地為我們今天的觀眾塑造一個決定農民命運的英雄。

戲劇衝突圍繞著“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稱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著“退田”進行。“退田”被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作為戲劇衝突最高潮的“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劇本通過“鄉民甲”的口特別說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戶”；要觀眾記住：戲里寫的是貧苦農民同徐階等鄉官、貪官之間的鬥爭，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戶一邊的。“海青天”果然不負眾望，一上任就“為民作主”，他不但咒罵“高放債強佔田真真市儈”，鼓動農民去“告狀”，而且在公堂上頗有民主風度地徵求告狀的“父老們”的意見。農民要求退還被徐家和“各家鄉官”所佔土地，要求“大老爺作主”，於是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佔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以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作者要貧民們“感恩戴德，……朝夕禮拜”，欣喜鼓舞，齊聲“同唱”對清官的讚歌：“今日里見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園，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劇本告訴人們：儘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動，地主殘酷地壓迫和剝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辦法去做，農民的“土地”、“衣飯”就統統可以解決，“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劇本還著重刻劃了海瑞如何“為民雪恨”，大殺“貪官”。劇本反覆宣傳：“冤獄重重要平反”，海瑞決心“平民憤”，要把“惡官吏都掃盡”，“今日定要平民怨，法無寬恕重如山。”行動是：劇本中海瑞判華亭知縣王明友斬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職囚禁，聽候朝命”，判徐階兒子徐瑛絞罪。據吳晗同志自己說，為了不致讓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沒勁頭”，“下了決心，把徐瑛處死”。這樣，罷官而去的海瑞，便成為一個反抗封建皇朝的勝利了的英雄。戲結束時，徐瑛被處死刑，徐階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撫驚惶失措，海瑞高舉大印，昂然挺立，口說“大丈夫頂天立地”，心裡想：“我海瑞還是勝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務，也“勝利”完成了。

這個戲里，作為正面英雄人物出現的，只有海瑞一人。農民只能消極地向大老爺喊冤，懇求“大老爺與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運托給“海青天”。為了襯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於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場的主要官吏統統設計成壞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親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

看完這齣戲，人們強烈地感到：吳晗同志塑造的這個英雄形象，比過去封建時代許多歌頌海瑞的戲曲、小說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儘管吳晗同志在劇本的單行本前面特地寫了歷史說明，還在“海瑞罷官本事”中摘錄了許多條史料，企圖使人們得到這樣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據歷史事實來寫戲的；但是，人們仍然不能不發出這樣的疑問：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當中，難道真的出現過這樣的英雄嗎？這個“海青天”是歷史上那個真海瑞的藝術加工，還是吳晗同志憑空編出來的一個人物呢？

我們不是歷史學家。但是，根據我們看到的材料，戲中所描寫的歷史矛盾和海瑞處理這些矛盾時的階級立場，是違反歷史真實的。戲里的海瑞是吳晗同志為了宣揚自己的觀點編造出來的。

海瑞是1569年夏到1570春這段時間內，任應天巡撫的。當時，江南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十分尖銳。從正德到嘉靖、隆慶年間，隨著地主階級用各種方法瘋狂地掠奪農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來越高，農民受的剝削越來越重。《日知錄》載：“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說明松江一帶絕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佔有。顧炎武雖沒有指明確切年代，據我們查到的資料，這個估計是符合明代中葉以後蘇、松一帶情況的。掠奪土地最厲害的，是依仗政治勢力擴大“皇莊”的皇族地主集團，此外就是一部分在鄉間的官僚地主，徐階就佔有大量土地，有的說24萬畝，有的說40萬畝，大約相當於今天上海市所屬松江縣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謂“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僕之眾，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親眼所見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寫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農民同地主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農民大批破產逃亡，許多土地荒蕪，“無田者為人傭工”（《華亭縣誌》）。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必然會影響地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相互關係。在土地絕大部分為地主佔有的情況下，官僚地主要繼續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對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請人耕作”的“富家”即“富農”（又叫“上農”）身上，因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也尖銳起來。同時，由於官僚地主隱匿了大批不交稅的土地，獨佔剝削果實，封建皇朝的財政十分困難，“帑藏匱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斷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莊”和其他莊田，限制繼續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團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而當時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對的所謂“投獻”。

投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有勢力的豪強地主收買同原田主有某種關係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獻”給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喪失土地，“獻田”的狗腿子就變成這塊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種是中小地主、富農、個別或少數自耕農為了逃避嚴重的徭役和賦稅，把自己的田寄獻給官僚地主。因為《明律》規定官僚可以根據品級的高低有減免徭役賦稅的特權，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機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農、自耕農的土地強佔為己有。由於土地絕大部分都為地主、富農所佔有，官僚地主通過“投獻”強佔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土地。這是事情的本質。《海瑞介公傳》中記載：“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佣佃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故士一登鄉舉，輒皆受投獻為富人。而士大夫既謝失勢，又往往折入於暴貴者，以兼并為固然。乃豪強大有力之人，視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與。”這裡所說的“富者”，當然不是貧農，他們無田可“獻”；而是指地方上“失勢”的士大夫或沒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農。他們的“民田”不斷被“豪強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達到“收之莫敢不與”的地步。既嚴重損害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又嚴重影響了皇朝的財政收入。

正因為這樣，海瑞一到松江華亭一帶，就發現當地的“諸生員”“鄉官之賢者”甚至某些“府縣官”，都“群聲”反對徐階這類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對他們搞“投獻”。“鄉官之賢者”對海瑞說：“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事，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后八個字不是活活畫出大官僚地主吞併中小地主的一幅圖畫嗎？海瑞下的結論是：“為富不仁，人心同憤”，這個“同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農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知識分子對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態度。

當戴鳳翔這個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擊海瑞縱容“刁徒”時，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證明他的“退田”是以這些人的呼聲為基礎的。看來，海瑞的話符合事實。他的“退田”，反映了這些“民產漸消”的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共同要求，也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廣大農民同地主階級之間越來越尖銳的階級矛盾，有利於增加賦稅收入，解決朝廷的財政困難。

弄清楚這些歷史事實以後，《海瑞罷官》怎樣歪曲了階級關係，就清清楚楚了。海瑞要鄉官退田，是要地主向農民退還土地嗎？不是。《明史》及幾個海瑞傳記都寫明，海瑞要求鄉官退田是退出“受獻”的土地。“公嚴厲以治，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這是削弱兼并，打擊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絕大部分還是落到原來“獻田”的“弱者”、“富戶”即中小地主和富農手中，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貧僱農既無田可“獻”，無錢去“贖”，“退田”當然不會退到他們手裡。怎麼能夠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為貧農獲得土地而“戰鬥”呢？海瑞要徐階退田是為了“徐家佃戶”翻身嗎？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給李春芳的信中說明過要徐階“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車之戒……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後得安靜計也，幸勿以為訝。”這不是把海瑞的階級立場說得再明白沒有了嗎？明明是為了“止”民風的“刁險”，是為了地主階級不致在越來越尖銳的階級鬥爭中被打倒，是為了徐階“百年後得安靜”，哪裡是什麼徵求貧農意見而解決“徐家佃戶”的土地問題！

海瑞搞“退田”是“為民作主”嗎？海瑞自己在《督撫條約》中告訴我們：他當巡撫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積弊於相安，復祖宗之成法”。原來“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規定：“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己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這不正就是海瑞所處理的矛盾嗎？明皇朝早就規定這條反投獻的法律，是為了緩和本階級的內部矛盾，防止兼并惡性發展，以利於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專政。這個法律後來成了一紙空文。海瑞不過在這個範圍內搞了一下反投獻而已，怎麼能夠把他寫成為江南農民“作主”呢？海瑞為了“窮農民”而反對過“高放債”嗎？最好聽聽海瑞反駁戴鳳翔攻擊他的話：“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后算官數；富豪亦乘出米之時，伺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謂待完糧后，方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說明自己並不反對鄉間的地主剝削，並不反對“放債”，只是為了解決皇朝的財政收入問題，反對鄉間大地主獨吞剝削果實。

海瑞從來沒有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只是想緩和這個矛盾。海瑞自己就說過：“以下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說明了他做的是“損益調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剝削限制在不妨礙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法定範圍之內，削弱農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剝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農民服從封。建統治，遵守“禮義”，“毋作強賊”，對已產生的農民暴動，他主張雙管齊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對最反動的大地主，目的並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鞏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鞏固地主對農民的統治，鞏固明皇朝政權。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各個集團、各個派別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所在。把海瑞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這是混淆了敵我，抹殺了地主階級專政的本質，美化了地主階級。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對於皇帝忠心耿耿，他給高拱的信中痛陳自己內心時說：“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他怎麼能夠做出動搖“千百年基業”的事來呢？對“退田”的描寫是假的。“平冤獄”的描寫是真的嗎？根據我們查到的資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華亭知縣根本沒有被殺、被革。海瑞任應天巡撫時，蘇、松一帶沒有撤掉任何一個縣以上的官。徐階的兒子根本沒有死，曾被判充軍。這件事也不是海瑞乾的，而是徐階罷相后，徐階政敵高拱再起時乾的，張居正上台，這個判決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傳》是這樣寫的：“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為監司簿錄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階列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抓徐階兒子這件事，性質上是高拱乘機報復，執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嚴嵩垮了之後，徐階、高拱、張居正之間進行過長期的奪權鬥爭。把內閣中不同政治集團的傾軋，硬移到海瑞身上，變成海瑞“站在窮農民一邊”去“平民憤”，這不是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嗎？吳晗同志明明知道歷史上“徐階的兒子只被判處充軍”，但為了極力美化海瑞，仍舊要這樣寫，這說明他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寫歷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戲里寫得那樣“民主”。相反，他認為“江南民風刁偽”，“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他自言對付“刁訟”的辦法是“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認為這是好經驗。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下有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

看一看這些歷史事實，再看一看《海瑞罷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編造出來的假海瑞。這是一個用資產階級觀點改造的人物。歷史劇需要藝術加工，需要再創造，我們並不要求新編歷史劇的細節都同歷史一樣，但必須要求在人物的階級立場、階級關係上符合於歷史真實。儘管吳晗同志曾經說過歷史劇要“力求其比較符合於歷史真實，不許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個新編歷史劇中海瑞的形象已經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沒有什麼關係，只能屬於“歪曲，臆造”和“借古諷今”的範圍了。階級鬥爭的進程告訴我們：無論海瑞或海瑞以後的封建官吏，都無法使已經腐朽沒落的明皇朝恢復青春，更無法緩和農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後，松江農民依舊受著重重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兼并、逃亡繼續發展，階級矛盾繼續尖銳化。

1587年海瑞死，以後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勢如怒潮。1644年明亡，離海瑞死還不到60年。在這樣歷史現實面前，劇本竟然要貧農對“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飯，好光景就在眼前！”歡呼“江南貧民從此有好日子過了！”這不是荒唐到可笑嗎？

既然是一個假海瑞，我們就來看一看作者通過這個藝術形象宣揚了什麼？我們知道，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沒有什麼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國家。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待國家問題的基本觀點。從這種觀點出發，就不能不承認，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工具。封建國家的法律、法庭和執行統治權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內，只能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決不可能是超階級的，決不可能是既為統治階級又為被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當然，由於地主階級內部存在各種階層和集團，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他們之間在這個或那個問題上，在對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的態度上，在壓迫農民的程度和方法上，會有區別，有鬥爭。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鬥爭的實質不可能超越維護地主階級專政的範圍。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這種地主階級內部鬥爭歪曲成農民同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拿“清官”同“貪官”的鬥爭來說，確實有過清官大老爺在地主階級的法庭上、根據地主階級法律的某些條文，懲辦一些“貪官”的事；也有個別農民所告的恰巧是某個“清官”所反對的派別或集團中的一員，出現個別農民在這個“清官”面前“打贏”官司的事。這種現象迷惑過不少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農民，使他們看不清“清官”的階級面貌，看不清封建國家和封建法庭的階級本質，地主階級也經常利用這種現象來麻痹農民的覺悟，把“清官”當做掩蓋階級統治本質的工具，當做配合武裝鎮壓、對農民進行階級鬥爭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記載過地主階級派出“清官”作為緩兵之計，然後把起義農民一舉消滅的事。但是，從根本上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麼“清”、多麼“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反。

《海瑞罷官》卻向我們說：不！“清官”不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而是為農民階級服務的。你看，戲里的海瑞是一個封建皇朝的欽差大臣，可是他卻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向徐階展開劇烈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護“徐家佃戶”和所有貧苦農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現，同所有執行地主階級專政的別的官吏相對立，“清官”和“貪官”之間的矛盾竟被寫成保護農民和鎮壓農民的矛盾、退還農民土地和強佔農民土地的矛盾，絲毫看不出“清官”在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農民都被寫得消極無為，沒有一點革命的鬥爭精神，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來向“海青天”告狀，哀求青天大老爺為他們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顯然，在《海瑞罷官》的作者看來，階級鬥爭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清官”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需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個“清官”大老爺的恩賜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這樣，戲中就把作為地主階級專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統統美化成了離開地主階級專政而獨立存在的超階級的東西，宣揚了被壓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經過任何嚴重鬥爭，不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頭，實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貪官污吏一掃而光，就能求來“好光景”。

列寧說過：國家問題，這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論國家》）。所謂“清官”“平冤獄”之類，作為國家問題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資產階級弄得特別混亂的問題，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種迷信。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責任揭露這種假象，破除這種迷信。《海瑞罷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這種迷信，而且在新編歷史劇的名義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階級官吏、法庭、法律，加深這種迷信。農民本來還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無錢莫進來”，海瑞一出場就憤慨問農民，地主惡霸“憑的是哪條王法？”教訓農民：“這又是你們的不是了，為何不告？”在“平冤獄”的過程中，又反覆強調“王子犯法，與庶人同罪”之類掩蓋“王法”階級本質的話，並且用“實際行動”證明：只要有海瑞這樣的“清官”按“王法”辦事，就能使法庭變成保護農民的場所，就能“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獄”，使農民獲得土地。這不是把地主階級的國家機器統統當作保護農民的工具了嗎？這不是把地主階級專政鎮壓農民的本質一筆勾銷了嗎？這不是在宣傳只要有地主階級清官大老爺在衙門裡“為民作主”，農民一“告”就能獲得解放了嗎？這種大肆美化地主階級國家、宣傳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的戲，還談得上什麼“歷史劇的創作也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呢？

自從人類社會有階級和國家以來，世界上就沒有出現過“大老爺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國，不但地主階級改良派，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從來沒有給農民帶來什麼“好日子”。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徹底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了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解決了江南和全國農民的“土地”“衣飯”問題。這畢竟是任何人都無法推翻的鐵的事實。

我們希望吳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過這個形象宣揚的那些觀點，同毛澤東同志一再闡明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照起來看，就不難發現，吳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用階級調和論代替了階級鬥爭論。在今天宣揚這些地主資產階級吹噓了千百年的陳舊觀點：究竟是為什麼？究竟是對誰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是一個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看來，他是封建社會處於沒落時期，地主階級中一位較有遠見的人物。他忠於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當時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尖銳矛盾的某些現象，看到了當時本階級內部某些腐化現象不利於皇朝統治，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削弱農民反抗、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為了維護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於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團或者某些措施進行尖銳的鬥爭。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農利益一致，抑制豪強地主，目的是為了鞏固整個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維護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頭就說的：他認為“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為皇朝“求萬世治安”。這個行動也只能說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說明別的。所以嘉靖皇帝沒有殺他，他死後，皇帝很難過，“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禮部左侍郎祭悼時還說：“雖強項不能諧時，而直心終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對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是海瑞全部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像吳晗同志那樣，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說什麼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百姓著想”，他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甚至把他說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勢力”的英雄，這是徹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面貌的。明皇朝歌頌海瑞“保民如子”，吳晗同志則說他“一切為老百姓著想”，請問兩者到底還有什麼區別呢？

歷來地主階級史書上，還曾經大書特書過許多材料來說明海瑞如何“處處事事為百姓”，如海瑞在擔任江南巡撫時期，如何大反徐階，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個月”就修好了吳淞江，人民歌頌他是“海龍王”，等等。因此，他死後，“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慟而哭者，百里不絕。”這些記載加上舊小說、舊戲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這種“官書”上的記載，顯然包含著地主階級的誇大成份，我們應當用階級觀點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獻”要徐階“退田”，是有過這件事的，但徐階究竟退了沒有，退了多少，是真退還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據談遷《國榷》隆慶五年七月記載，徐階曾退出4萬畝田，但那十分明確是退給官府，“入4萬畝於官”，根本不是退給農民。極而言之，就算“退產過半”吧，也還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也並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過的事。徐階在朝時，也干過“退田”，在嘉靖第4子景王載圳死時，“奏奪景府所佔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如果不分析“還之民”這個“民”是哪個階級，如果按照吳晗同志的觀點，誰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幾萬頃皇田的徐階豈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吳淞江確有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懷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現代條件下修一條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難道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把一條江整治好嗎？據海瑞在《開吳淞江疏》中自己說，他原來“議開江面15丈”，從正月初三動工，到二月間錢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要求動用公款。可見至少這一個多月中連原計劃也沒有完成，而且困難很大。吳晗同志鼓吹什麼“進度很大，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這種誇大連海瑞自己的話也不符合，至於出喪的描述，我們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廣大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窮得連衣服都穿不上，許多農民幾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裡死了親人都沒有喪服穿，就知道那時候能穿體體面面的“白衣冠”來路祭的人，決不是貧農，決不是吳晗同志說的“廣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農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編的歷史劇中，能夠真正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用階級觀點，對這類史料進行科學分析，去偽存真，按照海瑞的本來面貌去塑造這個人物，使觀眾看到他的階級本質是什麼，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認識歷史人物的階級面貌，也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從破除許多歌頌海瑞的舊小說、舊戲的所散布的壞影響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可是吳晗同志卻不但違背歷史真實，原封不動地全部襲用了地主階級歌頌海瑞的立場觀點和材料；而且變本加厲，把他塑造成一個貧苦農民的“救星”、一個為農民利益而鬥爭的勝利者，要他作為今天人民的榜樣，這就完全離開了正確的方向。

吳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們向他塑造的海瑞“學習”。我們到底可以“學習”一些什麼呢？學習“退田”嗎？我國農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建立了偉大的人民公社。在這種情況下，請問：要

誰“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嗎？又請問：退給誰呢？退給地主嗎？退給農民嗎？難道正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堅決前進的五億農民會需要去“學習”這種“退田”嗎？學習“平冤獄”嗎？我國是一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如果說什麼“平冤獄”的話，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從最黑暗的人間地獄衝出來，打碎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枷鎖，成了社會的主人，這難道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平冤獄嗎？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學什麼“平冤獄”，那麼請問：到底哪個階級有“冤”，他們的“冤”怎麼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學退田、學平冤獄，那麼，《海瑞罷官》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呢？

也許吳晗同志會說：就算學習退田、平冤獄都不對吧，學習他“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對舊時代的鄉願和今天的官僚主義”，這總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罷官》的劇情提要中說過，這個戲“著重寫海瑞的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的“堅強意志”嗎？我們今天在處理內部關係上不是也需要這種“真男子”嗎？劇本中的確突出地寫了海瑞反對“甘草”，罵“鄉願”，而且還把徐階塑造成“鄉願”的典型。

官僚主義確實要反。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放鬆過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但是，我們知道，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官僚主義有它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長期的鬥爭才能根本肅清。至於說到“剛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對鄉願”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確它的階級內容：為哪個階級？對哪個階級？各個階級對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拋開它們具體的階級內容而抽象化。地主階級所提倡的“剛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階級含義，根本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戰鬥性混為一談。這裡，我們想重複地引用一下毛澤東同志解釋過的魯迅的兩句著名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毛澤東同志說：“‘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敵人，是“橫眉冷對”，對人民，是甘心情願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離開了這樣明確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抽象地說什麼“剛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叫做“鄉願”，把橫眉冷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叫做“剛直”，用這種“傲骨”去搞什麼“退田”、“平冤獄”，去“反對今天的官僚主義”，去向勞動人民“罷官”，那會把人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話，我們還會記得：1957年，當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有一小撮人，忽然對於大反“鄉願”產生了特殊的興趣。有人就曾用“反對鄉願”、“反對甘草”的口號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幹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罵黨的領導是“拘拘於小德的鄉願”，把跟共產黨走的民主人士誣為“甘草主義”，這樣的語彙可以從當時的某些報紙上找到一大堆。因為站在地主資產階級階級立場看來，從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採用民主和說服的手段，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推動人們努力走向進步，都是“鄉願”，都是“甘草”；從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出發，敢于堅持錯誤到底，敢於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派，敢於把不贊成他們的人一棒子打死，這才是“大丈夫”、“強哉矯”，才是“羞為甘草劑”。這一套東西的實質早已路人皆知了，為什麼《海瑞罷官》及其評論者又要重新拾起來加以鼓吹呢？

吳晗同志頑強地宣傳過一種理論：歷史劇要使封建時代某些人物的“優良品德”“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我們不在這裡討論道德問題（這也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十分混亂的問題），但如果像《海瑞罷官》這樣把海瑞的思想行為都當作共產主義道德的“組成部分”，那還要什麼學習毛澤東思想，什麼思想改造，什麼同工農兵結合，什麼革命化勞動化呢？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困難時期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麼明確請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討論。在這種討論中，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歷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

（摘錄於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

姚文元，浙江諸暨人。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歷任青年團上海盧灣區工委宣傳部部長，《萌芽》雜誌、《文藝月報》編輯，《解放日報》編委。“文化大革命”中，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結成“四人幫”。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犯有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復政府、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和誣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