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海涵
曾任西北軍區空軍參謀長
陳海涵(1914年-1994年),福建人,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曾任西北軍區空軍參謀長,桂林步兵學校校長,廣州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顧問等職。著有《在彭總指揮下》長篇回憶錄。
前排左二為陳海涵,左三為葛振林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二軍第三十四師一○二團連長兼政治指導員,師政治部宣傳隊中隊長。
1937年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
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隊長,副大隊長,晉察冀軍區特務團政治委員,第一團政治委員,第五軍分區參謀長。
1944年進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二旅副參謀長、參謀長。參加了百團大戰。
任西北軍區空軍參謀長,1952年進入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學習,後任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班主任、系主任,桂林步兵學校校長,廣州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顧問。
軍事學院高級速成系主任,桂林步兵學校校長,廣州軍區副參謀長,副司令員,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義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94年6月7日,陳海涵將軍在廣州逝世。
桂林陸軍學院是一所聞名全國、享譽中外的軍事院校,她為部隊培養輸送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軍事人才,為國防建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桂林陸軍學院
1958年5月到1961年6月這段時間裡,陳海涵擔任桂林步兵學校(桂林陸軍學院當時的名稱)校長。在此期間,他全神貫注地投入軍隊院校的建設之中,為步兵學校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50年代,辦軍事院校對於剛剛從戰場硝煙中走出來的中國軍人來說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正像當時新中國各個方面的建設一樣選擇了向蘇聯學習,請來蘇聯專家,照搬蘇聯模式。按照蘇聯模式,學員學習、生活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桂林步兵學校的蘇聯專家雖然在1956年就已經撤走,但是蘇聯模式在不少教員、學員的頭腦中還根深蒂固。這種方法反映在教學上,表現為每一堂課怎麼講、每個戰術動作怎麼做,都照搬教材上規定死了的答案,難以發揮教員和學員的創造性。如果是在實際作戰中,他們就不能機動靈活地面對複雜多變的情況。
二、肅清教條主義影響,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為了肅清教條主義影響,陳海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首先從教員抓起,有針對性地加大了對教員的培訓力度。對於打仗出身的教員,針對他們“大老粗”的缺點,對他們進行文化補習,提高基礎知識,提醒他們千萬不要滿足於已有的軍事水平,更不能拿過去的老一套來指揮現在的戰爭。因此,陳海涵要求他們加大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研究,特別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著作,從中領會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靈活性,並把它運用到教學中去。此外,還組織他們進行教學觀摩,從別人的教學中吸收營養,充實自己,逐漸提高教學水平。
對於教員中從地方特招的知識分子,針對他們“書獃子”的缺點,陳海涵組織他們下連隊當兵,時間一般為半年。在半年當兵生活中,每位教員不論年齡大小、資歷深淺、學歷高低,都要以一位普通戰士的身份,和戰士同吃、同住、同勞動、同訓練、同娛樂。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教員自身的軍事素質,另一方面,增加他們對士兵的了解,在和戰士相處中,了解到戰士的真實情況,這樣有利於杜絕今後在教學中不切合部隊實際、照本宣科的教條主義做法。經過一段時期的培訓,教員們的整體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久而久之,教學中的教條主義得到了逐步肅清,實事求是的風氣開始取而代之。這種好的教學風氣,也作為桂林陸院的優良傳統,一代一代得到發揚光大。
三、重視校園文體生活的發展
陳海涵十分重視校園文體生活的發展。他剛來步兵學校之初,就組織了一支高水平的文娛隊和一支技藝精湛的籃球隊。文娛隊叫“上游劇社”,顧名思義,陳海涵要求這支隊伍走到哪裡紅到哪裡。文娛隊成員都是從政治部、訓練部、校務部抽調的精幹人員,由俱樂部主任任領隊。組建之初,由於學校的女幹部少,文藝隊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缺少合適的女同志。經過一番思索,陳海涵決定向校外求助。當時桂林市相關單位熱情相助,市廣播電台、市文化館、181醫院都將相貌好、演技佳的幾位女同志借調給了學校。
文娛隊組成后,在校內校外進行了多次演出。1959年,為了迎接十周年國慶大典,文娛隊還赴軍區匯演,受到軍區首長的充分肯定,有幾位演員還因此留在軍區工作。在成立文娛隊的同時,學校組成了一個上游籃球隊,陳海涵要求這支隊伍打到哪裡贏到哪裡。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特地從北京防化兵學校將球技精湛的葉漢沅同志調來任球隊指導。這支隊伍組成以後,在校內校外、市內市外的比賽中所向披靡,打出了學校的風采,贏得師生一致稱讚。
四、與師生共同渡過難關
在陳海涵任步兵學校校長期間,正趕上中國三年困難時期,桂林步兵學校師生的生活也日益艱難。從1958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師生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飽飯。因為糧食緊張,陳海涵就規定大家都用小碗,他自己也不例外。有一次,一位教員因為換了大碗,陳海涵知道后,嚴厲地批評了他一頓。陳海涵雖然批評了這位教員,但心裡十分難受。到了1960年,情況進一步嚴重,師生連一頓飽飯也吃不上,食堂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好採用蒸罐子飯的辦法———在每個罐子里放少量米、大量水,放進蒸屜去蒸,這樣就能用少量米做出看起來很多的米飯。這當然只能在心理上緩解師生們的飢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