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會

上海教會

上海地方教會是地方教會歷史上一處重要的教會,政府文件中稱為基督徒聚會處南陽路教會。

簡介


1927年-1952年,倪柝聲和他的大約200位同工的工作中心,他們以上海為中心,陸續在中國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約700處地方教會。

1926年-1932年


1926年,汪佩真接受地方教會的道路。
1927年,汪佩真隨父母汪楚生、澤美代子由杭州遷往上海租界避難,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新閘路辛家花園(新閘路968~1048號,今泰興路口)。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佔領南京,發生襲擊外國僑民和基督教機構的南京事件,當時在那裡編輯《晨光報》的李淵如便離開南京,來到上海,與汪佩真同住。
1927年5月,肺結核仍未痊癒的倪柝聲也攜帶未完成的《屬靈人》書稿,來到上海。他於1922年在家鄉福州創立了地方教會,這時準備將工作中心前往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
1927年,汪家搬到距離辛家花園不遠處的賡慶里(新閘路944弄),聚會也遷到那裡。
1927年底,在汪佩真住所開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次擘餅聚會。參加者共有四人,倪柝聲、李淵如、汪佩真,英國傳教士祝康寧(內地會總部工作)。
數周之後,1928年1月,這個小小的團體邁出了大膽的一步:他們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靜安寺路北側,距離外灘約5公里的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了一幢石庫門房屋,作為聚會場所。又租下26號作為單身女同工的住所,汪佩真,李淵如等長期住在此處。上海福音書房也由福州遷來此處。
1928年1月,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一次得勝聚會,主題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
這次聚會吸引了一些當時正在上海的來自浙江省南部平陽縣(包括如今的蒼南縣)和江蘇省北部阜寧淮安的內地會、美南長老會的中國傳道人。他們回到家鄉后,便脫離了原來的教派,在當地興起了地方教會。
1931年10月,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二次得勝聚會,主題是神的約和神的智慧,內容後來刊印成書,就是《什麼是新約》的前半部分。

1932年-1934年


1932年3月,倪柝聲設立了上海地方教會的第一批長老:杜忠臣、林光表和吳錫祜。後來增加了朱臣和俞成華
此後的20年間,上海教會的聚會地點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漸增加到數百人後,租賃的房屋也逐漸從一幢增加到四幢(34,36,38號),並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納400人。加上在弄堂里擺上椅子,總共可以坐五、六百位。不過因為結構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會所內就不得不保留許多的柱子。樓下是聚會所,樓上是招待所、辦公室、長老室等。
女性在地方教會中只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淵如也不例外:汪佩真僅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場合工作,李淵如則忙於福音書房的出版工作。
由於上海是中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難建造會所。
1933年,倪柝聲去英國訪問,普利茅斯弟兄會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會走與他們相同的道路,他們願意出資買地造會所。該提議被倪柝聲所拒絕。
1934年春,倪柝聲在上海文德里召聚第三次得勝聚會,上午講基督的中心與普及,下午講神的得勝者。
1936年,上海地方教會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願意以半價(3萬元)將自己的一塊地賣給教會。但是由於該信徒的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在將來建成的會所內放置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
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堅持聖經中不記名奉獻的原則,寧願將地退還。於是上海地方教會興建新會所的計劃被擱置下來。三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會的賬上,存進銀行。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佔租界。

1942年-1948年


1939年倪柝聲第二次訪歐回滬后,和弟弟倪懷祖在膠州路武定路口開辦了中國生化製藥廠。
1942年底,發生倪柝聲被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革除的事件,不久,進入租界的日軍封閉了上海地方教會。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后,汪佩真、俞成華恢復上海地方教會的聚會。
他們又寫信給正在青島養病的李常受,幫助上海和南京兩地教會。
1947年,上海地方教會每次聚會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

1948年的復興


1948年4月,李常受在福州講道時,從福州請回倪柝聲。
倪恢復盡職后,上海教會發生空前的大復興,不久信徒就迅速擴增到數千人。
根據1949年以後政府的統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屬於知識分子,許多是交通大學國防醫學院的大學生。
併發生數起當時轟動上海的事件:
聲勢浩大的福音遊行:1948年下半年,李常受將南京地方教會穿福音背心上街傳福音的做法介紹到上海,於是上海地方教會也開始進行數次聲勢浩大的上街福音遊行。
第一次遊行約有二三百人參加,李常受和張愚之擔任福音遊行的總指揮,萬紹祖任大隊長,張錫康何廣濤、孫務信任三個小隊長。遊行隊伍穿過南京路霞飛路等繁華街道,前面是銅鼓、喇叭、漫畫,信徒高唱“需要耶穌”等詩歌,高喊“上海人啊!趕快悔改,罪惡不去,平安不來”、“信耶穌得永生”等口號,並散發印有“晚上請到南陽路145號來聽福音”的福音單張。
交出來:在大復興的高潮中,許多信徒受感動,仿照使徒行傳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樣,自願將財產獻給教會。
建造上海最大的基督徒聚會場所——南陽路聚會所:上海教會的信徒大幅擴增,然而文德里聚會地點的四幢房屋打通以後,最多只能容納400人,因此每次聚會時,會所的外面弄堂里、對面福音書房、李淵如住處和其他幾個信徒的家裡,都坐滿了人。聚會時最少要用上十多個擴音喇叭。買地蓋造大會所的需要實在日益緊迫。於是上海教會用信徒自願捐獻出來的2100兩黃金,購進距離哈同路不遠的南陽路123—145號(南陽路與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南角)的一所花園洋房,佔地4.71畝,原來的小樓保留下來作為辦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會所。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裡面可容納3000人,外面還可以容納2000人。其容量超過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南陽路聚會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與地方教會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會所一樣,上海南陽路聚會所也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堂式樣,只注重簡潔、實用。根據地方教會的信仰,聚會所內不用任何裝飾,包括十字架。
在會所內負責講道的主要是張愚之和藍志一。
倪柝聲在1948年—1949年忙於進行鼓嶺訓練,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灣,俞成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更擅長於個人面對面的幫助。地方教會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徒參與教會服務的程度很高,從會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負責引導,直到會所內的每項服務,都有專人負責。整個上海地方教會按照居住區域被劃分為26個分家,每個分家各自都有幾名負責人,負責監督和幫助各自分區內的信徒。

1949年-1951年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內,上海地方教會由於並無外國差會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初中國反美運動的干擾,在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愛國運動,如反美遊行、政治學習、包括控訴運動后,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繼續向外傳福音,信徒人數仍在穩步增長。
然而,在有外國差會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順利納入三自系統,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後,剩下的幾個自立性教派——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和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衚衕基督徒會堂。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北京召開“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倪柝聲應邀參加,此後地方教會的信徒加入三自愛國運動。
但是在隨後立即開始的控訴運動中,地方教會信徒對於政府干涉信仰表示了抗議。在上海南陽路聚會所內舉行的控訴會上,信徒吳維尊在政府指導員的推動下,起來站到人民立場上控訴姊妹蒙頭、詩歌、傳福音等四個問題,激起信徒強烈的反控訴情緒,會場陷於一片混亂。

1952年-1956年


1952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被捕。
1956年上海市公安機關偵破倪柝聲利用宗教進行犯罪活動的刑事案件——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1956年-1979年


肅反運動以後,上海地方教會失去了大部分領袖,僅存的兩位同工左弗如、周行義在5月21日重新設立了三位長老:唐守臨、任鍾祥、劉約翰,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帶領下改組參加三自教會,許多信徒離開了教會,有些人在受到打擊后,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也有許多人不願參加改組后的教會,自行在家中秘密進行聚會。上述局面維持了只有2年。
1958年,南陽路聚會所被要求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原有的聚會被併入在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唐守臨被允許參與講道,其他教會人員則被安排到工廠參加勞動。南陽路聚會所被政府佔用,先是被改為新成會堂。1976年,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
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宗教活動均被列為“四舊”而被禁止,信徒因信仰遭受歧視、迫害。
倪柝聲、汪佩真、李淵如都在文革期間死於獄中,張愚之釋放后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廣場公審后處死。
倪柝聲家族成員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夫人張品蕙因不肯與丈夫離婚而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受嚴重迫害,曾經多次被鞭打,以至全身多處受傷。
1971年11月7日,因無權得到醫治,而死在上海中山醫院的走廊中。其二姐倪閨貞病重,仍被抬到門外批鬥至死。
其二弟倪懷祖是著名化學家、藥學家,因遭到殘酷批鬥而被迫宣布放棄信仰,日後又恢複信仰。

改革開放


1979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開始落實信仰自由政策,上海地方教會的信徒們恢復了掰餅聚會。最初的地點是在靜安區武定路的一位信徒家中,1980年由於人數增加,聚會遷至不遠處的新閘路1580弄。
唐守臨、周行義等人多次向北京寫信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歸還南陽路聚會所,但終未成功。
1985年,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獲得許可,借用懷恩堂小房間掰餅聚會。後來遷至烏魯木齊北路新恩堂。
1993年,唐守臨去世,由郭本標接任長老(2000年去世)。南陽路聚會所如今仍被占作他用。
上海市基督教兩會亦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
理由是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達到1949年以前的數倍之多,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
但是最後在2004年,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了經濟補償協議,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后,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該會所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3%的宗教房產之列。
上海地方教會獨立性教會所屬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