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遠

薛遠，字繼遠，明進士，今峨蔓鎮筆架村。（也有說是瓊山人，但未見有依據），祖籍安徽省無為州（今安徽無為）人。其敏而好學，精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歷，尤其嫻熟典故。

姓名：薛遠

性別：男

出生年月：不詳

國籍：中國

朝代：明代

籍貫：海南省儋州

民族：漢族

身份：政治人物

1435年（明宣德十年）中舉，1442年（正統七年）考中進士，任景泰官戶部郎中，1457年（天順元年）提任右侍郎，后改任工部，1467年（成化初年）督兩廣軍餉，位至南京兵部尚書。任職期間，治政嚴明，官吏斂手，百姓安居。曾云：“馭吏嚴刑以懲，不若先先事而發善，革弊不若無弊可革。”

因治水、賑災有功，歷任戶部侍郎、左侍郎、兵部尚書等職。他對禮、樂、兵、刑、天文、律數造詣頗深，尤精於國家典故。在戶部時，奏章、行文、悉出其手。做官40年，食不兼味，家無攻長物。

《明史》（卷138）：（薛祥）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戶部郎中。天順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詔塞開封決河。還，仍改戶部。成化初，督兩廣軍餉，位至南京兵部尚書，以忤汪直免官。

薛遠出生在海南，但究竟生在瓊山還是儋州，卻又有疑問。因為《民國儋縣誌》亦有關於他的記載，把他列為儋州籍“薛官都”人，並稱他曾就讀於儋州宜倫學校，於明正統七年壬戌(1442年)中進士。(見《民國儋縣誌》中的選舉志、人物誌)，而《民國瓊山縣誌·選舉志》卻無此記錄，說明薛遠確由儋州考中進士。並且《康熙瓊山縣誌》、《乾隆瓊山縣誌》的“人物誌”中都沒有關於他的記載，並沒有把他計入瓊山人物之列。若因史料闕如，無從斷定。

可以肯定薛遠的祖籍為安徽無為州人。其祖父薛祥於元末從巢湖的俞通海舉義而歸附朱元璋，洪武年間官至工部尚書，為左丞相胡惟庸所惡而獲罪，株連薛能四子而充軍海南衛。當時海南衛駐軍配5600人，薛能被編置前千戶所駐儋州的積勇都（今儋州市三都鎮積勇村），現積勇村仍存有當年為薛遠立的“尚書坊”，但是在瓊山也有人曾為其祖孫二人建“祖孫尚書坊”。既然史書記載薛遠於明永樂十二年即公元1414年出生，在儋州宜倫義學讀書，宣德十年即公元1435年21歲時從儋州宜倫學中試，可見其父已落籍儋州，薛遠應視為儋州人。

薛遠出生於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二十八歲時考中進士，初任戶部主事，後晉升郎中。其時，明英宗朱祁鎮因為聽信宦官王振的蠱惑，親率大軍征討西北胡人瓦剌部，被其首領也先團團圍困於土木堡，導致全軍覆沒，成了也先的俘虜。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役”。

明英宗因為“溺於宦豎”，由皇帝淪為胡人的階下囚之後，他的皇弟朱祁鈺在兵部尚書于謙等朝官的擁戴下即帝位成了景泰帝。但不久之後，英宗又被也先禮送還朝，當了“太上皇”，而他對於自己蒙難其間，弟弟擅自奪權稱帝的做法非常不滿，常懷復辟之志。這一動向使朝臣之間形成兩派，其中支持英宗復辟的就稱為“迎復”派。薛遠就屬於這一派。所以距他的年代不遠的《正德瓊台志》稱他“以迎復功，擢本部侍郎，升尚書”。但這是極其省略的“史筆”，事實上，薛遠由正五品的郎中高升為正二品的戶部尚書，這其間尚有一個過程。

英宗復辟稱帝后，將患病的朱祁鈺廢為郕王，改年號為天順。天順元年(1457年)，據有的史料稱，薛遠奉命出使交趾(現越南一帶)，這時期的交趾並不甘心臣服於明王朝，經常搞點小動作，併發兵攻打他的鄰國占城等地，給明王朝出難題。所以薛遠的這次“外交使命”想來不會很輕鬆，也因為如此，他回國后，由正五品的戶部郎中晉陞為正三品的戶部侍郎，如果在出使安南的外事活動中沒有出色的表現，這是辦不到的。

這戶部侍郎已經是相當榮顯的職位，就在當時的瓊籍官員中已算是首屆一指了。不久，又由戶部侍郎改任工部侍郎。這一改卻是因為治理黃河的大事。天順五年秋七月，據《明史·河渠志》載：“河決汴梁土城，又決磚城，城中水丈余，壞官民舍過半。周王府宮人及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軍民溺死無算。襄城亦決縣城。命工部侍郎薛遠往視。恤災戶，蠲田租，公廨民居以次修理。明年，開祥符曹家溜，河勢稍平。”汴梁即今開封，當時位於黃河邊上，經常因黃河泛濫鬧水災，但這一次卻是空前的災難，當此之際，薛遠臨危受命，可見皇上及朝中大臣們對他的倚重。

事後，薛遠回到京都，始升任戶部尚書。他能處理各種繁雜事務、隨機應變的能力(史稱“善處煩劇而通變就事”)大概也於此時得到朝野上下的公認。

憲宗朱見深的成化初年，兩廣苗瑤叛亂，由大將韓雍主持剿撫軍務，為了解決後勤供應問題，特任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為兩廣的平靖又立了一功。事後回到北京重任他的戶部尚書。就在成化初平苗瑤的過程中，廣西大藤峽有一瑤族青年名汪直，被明軍俘獲后，因生性乖巧黠慧，送入宮中閹成太監。后他因受寵於萬貴妃遂成了憲宗的心腹，憲宗利用他偵察宮廷內外的各種不利於己的信息，大搞“特務活動”，還成立了特務機構“西廠”。

這“西廠”可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罪惡機關！汪直通過把持這一機構，狐假虎威，禍害忠良，殺人無算。一時朝中大臣對此議論紛紛，薛遠自然也是其中一員。領頭的有內閣大學士商輅、左都御史李賓等。這商輅可是有明一代唯一的“三元及第”(即科舉考試中解元、會元、狀元)的大才子，且德才兼備，為官正直，在景泰帝時，他為表示對民族英雄于謙的支持，沒有參加“迎復”英宗朱祁鎮的活動，因此被英宗的心腹黨羽視為異己，放逐回鄉。憲宗即位后，聽從朝臣們的建議重新起用他為內閣大學士。

商輅對汪直的倒行逆施非常憂慮，多次對憲宗提出要廢掉西廠，罷免汪直。可是憲宗不聽，發怒道：“汪直不過是奴僕一個，難道內廷中一個小小的下人還能危害整個天下不成！”就這樣，經多次勸阻仍不能阻止汪直的罪行，而汪直也把商輅、李賓、薛遠等大臣視為仇敵，隨時尋釁加害。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商輅、李賓、薛遠等好幾位大臣都一起辭職還鄉，這正是汪直夢寐以求的好事，於是慫恿憲宗都批准了。薛遠從此辭職歸休，將其在瓊家眷遷回原籍無為州。這時薛遠已經六十三歲了，從二十八歲入仕至此，他為朝廷服務了三十五年，而史稱他為官數十年，食不兼味，家無長物，自始至終，廉潔從政，為自明朝以來的瓊籍官員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算起來，薛遠在戶部工作的時間最長。明代的戶部，職掌全國的戶口、田賦，官員的俸祿，邊鎮的糧餉，各地的鹽課、官鈔等等經濟事務，是個關係國家存亡的重要部門。而明憲宗朱見深即位后的成化年間，寵信萬貴妃，致使奸臣擅政，宦豎橫行，土地兼并厲害，財政虧空巨大，國家經濟面臨嚴重危機。在此情況下，薛遠這個戶部尚書肩頭上的壓力可想而知。

《道光廣東通志》稱他在戶部主政期間能制定嚴密的規章制度，處理一切事務有條有理，使一般“胥吏”在會計出納方面循規蹈矩，不敢胡來。他常說：“馭吏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如無弊可革。”這就是說，等到下屬吏員犯了錯誤才去嚴刑處罰他，不如事先防範使他沒有犯錯的機會；善於革除弊政，不如事先制定好法則使無弊政發生。這就是他一貫的工作作風和考慮問題時周到細密的先見之明。每年終，各地報到戶部陳述困難，要求蠲免各項賦稅、超支時，有關部門總是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是好。薛遠認為凡此種種，都可考慮予以批准。因此當時朝野上下“官省民安”，大家都一致讚賞。

史稱薛遠“敏而好學，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歷，無不涉其要。尤熟本朝典故。”這一點與海南名賢丘濬頗有相似之處。

其實在海南的歷史上，薛遠與丘濬、邢宥都是同一個年代的人。薛遠比丘濬大七歲，比邢宥大兩歲。薛遠中進士后六年，邢宥中進士，成化元年官至左僉都御史(正四品)。又后十二年，丘濬中進士，至薛遠辭官時，丘濬升為國子監祭酒(從四品)。

據《民國瓊山縣誌·人物卷》還有一個林傑(字廷賓)，與丘濬同年成進士，官至浙江副僉都御使(正七品)。這四人應該說都是同一個時期，同朝為官的海南先賢。明代的瓊州府城裡還特地為此四人建立起一座牌坊曰：“表賢亭”(故址在今府城鎮內忠介路與繡衣坊介面處)。為成化七年廣東按察司副使塗棐所建。這就是說，建此亭時，仍是薛遠的官職最高。當時的提學胡榮曾有記云：“四賢俱發軔魏科，接踵要路。猷為足以匡弼時政，風裁足以激濁揚清，文章足以補助道化。實瓊人之師，海內之望也。”在儋州，據《萬曆儋州志》還有一座為紀念薛遠而建的“尚書坊”，也是塗棐所建，亦可證明薛遠從儋州出仕。

這四人中，丘濬與邢宥的關係比較密切，來往較多，丘濬的詩文中多次提到他。其次為與林傑的交往。林傑出為監察御史時，丘濬曾寫有《贈鄉友林廷賓南台御史序》一文，其時丘濬在翰林院供職，故文末云：“且予居近禁，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余可略也。贈廷賓者，止於是矣。”諄諄之囑，均以國家“風紀”大事為重。這也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瓊籍先賢們的剛正清廉，一絲不苟。而歷史證明，這四個人最後都能做到“廉吏其行，松竹其操”，始終如一，保其晚節。薛遠活了八十二歲，林傑活了八十一歲，丘濬活了七十五歲，邢宥活了六十八歲，晚年退歸海南“惟田圃是樂，足跡未至嘗城市”。

一個輝煌的時代，一群正直有為的先賢，足可以為瓊崖千古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