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蘇雅

方蘇雅（AugsteFrancois，1857年8月20日—1935年）1880年被省長比胡收為義子進入法國內務部、外交部。1893年任法國外交部私人秘書。

1895年間月起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

1899年12月起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國駐雲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滿回國，同埃蓮娜·馬爾芒女士結婚後隱居鄉間，並修建了一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家庭。

1935年7月4日病逝。

曾有人懷疑方蘇雅穿的只是一件戲袍，但這確實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現存於巴黎人類博物館展覽)，樣式與中國的很接近(從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無二)。從普通照片的角度來說這不算一個好創意，因為儘管方蘇雅一向認為他的鬍子能“增添威嚴”，但在這張照片里增添的卻是喜劇性，用他的方式來說，也許是“如果在馬戲團里出現準會獲得瘋狂的喝彩”。

1895年12月23日，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在龍州時，他認識了一名姓蘇的中國朋友(蘇元春)，姓蘇的中國朋友按發音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方蘇雅”。他從此沿用此名，還刻了一方印。

1899年12月15日，方蘇雅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他喜歡攝影、遊歷、考察，曾遊歷貴州的安順、貴陽等地，並涉足險峻難行的茶馬古道，還由昆明經楚雄，從元謀沿金沙江而上，進入大小涼山，穿瀘定橋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處，拍攝了沿途見聞，當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馬馱茶葉、馬幫等照片，寫了大批日記。他遊歷時，準備了12隻籮筐來運玻璃底片，還要用油紙粘上牛血來包裝，以防雨淋濕。旅途中，他總是隨身帶著地理工具，如六分儀、圓規、氣壓計、指南針。遇上崎嶇的道路，他認真作文字記錄，並在紙上畫路線圖。他認為畫圖、繪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礙，且還相得益彰。方蘇雅喜歡中國的街道，認為那是中國人生活的舞台，穿著乾淨、打著太陽傘的官員，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骯髒的乞丐等都出現在這裡，有時還在那裡進行審判，在公共場所執行死刑、檢閱軍隊和招摹民兵。這些，方蘇雅都進行了分類拍攝。

方蘇雅時代的中國，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經常出現官府與洋人互相借力的情況。這張方蘇雅與其衛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現了這種關係。實際上，方蘇雅曾從官府手中救下其前衛隊長的性命，而這支官府派出的衛隊也數度幫助方蘇雅從民眾包圍中脫險。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當年，義和團運動在全國形成高潮，方蘇雅以自衛為名，攜四十餘馱軍械至昆明，被南關厘金局扣壓。方蘇雅親率數十人以武力威脅將槍彈搶回。昆明民眾義慎填膺，包圍領事府，搗毀了部分天主教堂。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蘇雅和32名法國人在雲貴總督丁振鐸的保護下全數撤離。撤離途中，他的車隊被襲擊，裝在箱子中的日記和所有的玻璃底片蕩然無存。所幸的是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作為一個殖民外交家，方蘇雅是法國殖民外交政策的積極推行者，他所到之處與中國地方高級官吏交往很深，尤與廣西提督、抗法將領蘇元春交往甚密，結為兄弟，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昆明教案中方蘇雅輕易得到了清軍的護衛，從家撤離。這從一個局部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徵。

1903年，昆明教案終以允許英法合辦公司開發礦產、向法方賠款白銀十二萬兩告終。

1904年滇越鐵路破土動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鐵路全長850公里，其中在雲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國政府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滇越鐵路不僅可擴張商務，而關係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鐵路修建權，以獲大量的礦產資源。”方蘇雅正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來到雲南。滇越鐵路修建期間，大約有6萬中國工人死在工地上。

任滿回國后，他與妻子馬爾芒女士到了鄉間，在一座名叫“小中國”的庭院里隱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沒有兒女，留給夫人的是裝在一個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國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在他回國后本應上交法國政府，但由於與政府的積怨和對中國的感情，他把這些絕版照片隱藏了下來，密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個世紀。1985年，年事已高的馬爾芒女士將這些遺物分成四類，分別贈送給四個國家博物館。但是遵照丈夫的遺囑，她沒有把已製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鐘的紀錄片送出去。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製作出的照片開始了在歐洲的巡迴展出，並引起轟動。根據部分照片、書信整理的畫冊《領事的眼光》出版了。

1997年，昆明青年殷曉俊、羅慶昌得知此事。兩人還傾其所有，幾度赴法，翻拍了600多幅照片，將其帶回祖國。

她為何緊皺雙眉(1896年)

從衣著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決不是來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門，方蘇雅與他的家人是何種交情，以及她後來的身世如何現在已難考證，但方蘇雅對她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相冊中不僅有她與家人的合影，又讓他的侍衛官抱著她留下了這張傳神之作。無疑，她的引人注目之處全在於眉眼之間深刻的愁怨之情，這與她幼小年齡之間的巨大反差產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那本是一個中國人理應憤懣的年代，方蘇雅鏡頭之下多的卻是圖中侍衛官一類低眉順眼的形象，看來令人莫名難受。這個裹在一身富麗之中的千金小姐卻不但有著與生俱來的憂鬱，更以一種凌厲無畏的眼光從一角逼視著遠處(根本無視她眼前的鏡頭)，使整幅照片驟然狹窄而且緊張，幾乎要將旁邊的成年男子擠出畫面。這悲情，這不可名狀的滄桑從何而來？又是什麼主宰著她令人迷惑的內心?——是沉痛的歷史，還是不祥的預感？這百年前令方蘇雅驚詫的神秘精靈，今天仍讓人震動。

昆明北城門(1899年)城建於明代，城上之樓叫望京樓，京就是指帝都北京。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樓(包括內城門)雖然朝北，城郭的門卻朝東，代表的是龜掉(擺)尾之形。

此外，當時的北門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墳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輿家的設計不僅將城牆造得格外堅實以抵擋鬼氣，還在城樓上塑有道教神像驅凶避邪。

在這老照片中有當年建設滇越鐵路全過程的照片。經查證，身為總領事身份的方蘇雅，到雲南來的主要使命就是修鐵路，而且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測量和勘測鐵路的線路。方蘇雅在日記中寫到：每天行走四十到六十里路，走的路只能見到猴子；有時候是騎馬，大部分時間是像猴子一樣在攀爬懸崖峭壁，來尋找這條鐵路線路。”1903年，滇越鐵路正式動工。30萬勞工用簡陋的工具承擔起了這項浩大的工程，不到五百公里的鐵路線耗時7年，12000名勞工獻身在在這條鐵路上。鐵路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險惡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跨越金沙江、珠江上游南盤江、紅河三大水系流域，南北海拔高差超過一千九百五十米。平均三公里有一個隧道、一公里有一座橋樑；工程難度是當時世界築路史上罕見的。後人評價說，滇越鐵路代表了二十世紀初鐵路工程技術的最高水平，與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一起並稱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通車以後雲貴高原將近百分之八十的物資交流都是通過這條鐵路。

這條鐵路帶來了和歐洲同步的生產物資，水泥、火柴、化學品以及工業革命的一些文明的思想。其實這個鐵路更多的是帶來歐洲的文化，這些導致了昆明人在中國當時同等水平的城市中先人一步……

說起這批老照片，就不得不提起拍攝它們的主人公方蘇雅。殷曉俊找來各種各樣的資料、書籍，研究連法國人也不太了解的方蘇雅其人。抹去歲月的塵埃，方蘇雅像一張陳舊的底片，經過殷曉俊的“沖洗”，漸漸清晰起來。

通過殷曉俊的講述，孔媛媛對於方蘇雅也逐漸熟悉。“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他的經歷也很曲折。”15歲的時候，方蘇雅成為一名孤兒，後來被一位省長收養，成年後的方蘇雅被養父引領走上了外交道路。1899年12月15日，方蘇雅任駐雲南府(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成為資本主義侵華的代言人。在中國期間，方蘇雅和上司——法國駐越南總領事杜梅的關係比較緊張。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方蘇雅匆匆撤離昆明，沒走出多遠，他的車隊就被襲擊，裝在箱子中的日記和所有的底片蕩然無存。所幸的是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從攝影的角度講，方蘇雅所拍的照片是讓人叫絕的。那時的照相技術水平不高，曝光需要很長時間，因此等待快門按下時那面對鏡頭的表情是停滯的，但每張照片的構圖與連續攝影的手法卻讓人驚嘆。

尤其是經過翻拍，並被放大成寬1米、高1．4米的規格后，照片依然清晰。更值得一提的是，方蘇雅拍攝的年代，攝影術發明不足50年，而玻璃底片照相器材是1885年才問世的。

方蘇雅回到法國后，娶了一個比自己小20多歲的年輕女孩馬爾芒當妻子，還在法國修建了新房，方蘇雅過起了隱居生活。1935年，方蘇雅病逝，去世前，他把在中國拍攝的110幅底片、6本影集中的上千幅照片等物品，全部交給妻子馬爾芒，囑咐她要認真保管。1974年，馬爾芒在去世前，將方蘇雅的部分遺物(含部分照片)捐給法國巴黎的人類學博物館等4個博物館收藏，餘下的物品(部分照片、電影膠片等)，則交給方蘇雅的後人皮埃爾·賽都保存。

公元1899年10月，一個42歲的法國人，帶著7部相機和大量玻璃乾片(1885年才問世)、歷時11個月後終於抵達了當時的雲南府城－－昆明，開始了他對這個城市巨細無遺的注視。在此後的將近5年時間裡，他閱盡了這裡的山川湖泊、城鎮鄉村、街道建築、寺廟道觀，也包括上至總督巡撫下至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發生在這裡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將目光所及的一切盡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當時可能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百年後將成為亞洲最早、最完整地記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概貌的紀實性圖片；在他於1904年面對“變得如此熟悉”的景象無限傷感地說“永別了，雲南府”時，可能也不會料到，在他進入中國生活長達10年之後，中國也將進入他整個的後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