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蘇雅

清代法國攝影家

奧古斯特·費朗索瓦(Auguste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字方蘇雅。1857年8月生於法國洛林地區一個殷實的呢絨商人家庭。十五歲成為孤兒。從軍參與政變失敗后,改學法律。法國駐中國龍州、雲南府(昆明)領事。法國攝影家。

人物生平


方蘇雅(AugsteFrancois,1857年8月20日—1935年)1880年被省長比胡收為義子進入法國內務部、外交部。1893年任法國外交部私人秘書。
1895年間月起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
1899年12月起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國駐雲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滿回國,同埃蓮娜·馬爾芒女士結婚後隱居鄉間,並修建了一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家庭。
1935年7月4日病逝。

龍袍戲袍

曾有人懷疑方蘇雅穿的只是一件戲袍,但這確實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現存於巴黎人類博物館展覽),樣式與中國的很接近(從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無二)。從普通照片的角度來說這不算一個好創意,因為儘管方蘇雅一向認為他的鬍子能“增添威嚴”,但在這張照片里增添的卻是喜劇性,用他的方式來說,也許是“如果在馬戲團里出現準會獲得瘋狂的喝彩”。

中文名字

1895年12月23日,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在龍州時,他認識了一名姓蘇的中國朋友(蘇元春),姓蘇的中國朋友按發音給他取了個中文名字“方蘇雅”。他從此沿用此名,還刻了一方印。

業餘愛好

1900年,昆明法國領事府留影
1900年,昆明法國領事府留影
1899年12月15日,方蘇雅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他喜歡攝影、遊歷、考察,曾遊歷貴州的安順、貴陽等地,並涉足險峻難行的茶馬古道,還由昆明經楚雄,從元謀沿金沙江而上,進入大小涼山,穿瀘定橋康定,再至川藏交界處,拍攝了沿途見聞,當地的彝族藏族,以及人背馬馱茶葉、馬幫等照片,寫了大批日記。他遊歷時,準備了12隻籮筐來運玻璃底片,還要用油紙粘上牛血來包裝,以防雨淋濕。旅途中,他總是隨身帶著地理工具,如六分儀圓規氣壓計、指南針。遇上崎嶇的道路,他認真作文字記錄,並在紙上畫路線圖。他認為畫圖、繪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礙,且還相得益彰。方蘇雅喜歡中國的街道,認為那是中國人生活的舞台,穿著乾淨、打著太陽傘的官員,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骯髒的乞丐等都出現在這裡,有時還在那裡進行審判,在公共場所執行死刑、檢閱軍隊和招摹民兵。這些,方蘇雅都進行了分類拍攝。

狐假虎威

方蘇雅攝影作品
方蘇雅攝影作品
方蘇雅時代的中國,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經常出現官府與洋人互相借力的情況。這張方蘇雅與其衛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現了這種關係。實際上,方蘇雅曾從官府手中救下其前衛隊長的性命,而這支官府派出的衛隊也數度幫助方蘇雅從民眾包圍中脫險。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當年,義和團運動在全國形成高潮,方蘇雅以自衛為名,攜四十餘馱軍械至昆明,被南關厘金局扣壓。方蘇雅親率數十人以武力威脅將槍彈搶回。昆明民眾義慎填膺,包圍領事府,搗毀了部分天主教堂。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蘇雅和32名法國人在雲貴總督丁振鐸的保護下全數撤離。撤離途中,他的車隊被襲擊,裝在箱子中的日記和所有的玻璃底片蕩然無存。所幸的是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作為一個殖民外交家,方蘇雅是法國殖民外交政策的積極推行者,他所到之處與中國地方高級官吏交往很深,尤與廣西提督、抗法將領蘇元春交往甚密,結為兄弟,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昆明教案中方蘇雅輕易得到了清軍的護衛,從家撤離。這從一個局部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徵。
1903年,昆明教案終以允許英法合辦公司開發礦產、向法方賠款白銀十二萬兩告終。
1904年滇越鐵路破土動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鐵路全長850公里,其中在雲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國政府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滇越鐵路不僅可擴張商務,而關係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鐵路修建權,以獲大量的礦產資源。”方蘇雅正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來到雲南。滇越鐵路修建期間,大約有6萬中國工人死在工地上。
任滿回國后,他與妻子馬爾芒女士到了鄉間,在一座名叫“小中國”的庭院里隱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沒有兒女,留給夫人的是裝在一個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國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在他回國后本應上交法國政府,但由於與政府的積怨和對中國的感情,他把這些絕版照片隱藏了下來,密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個世紀。1985年,年事已高的馬爾芒女士將這些遺物分成四類,分別贈送給四個國家博物館。但是遵照丈夫的遺囑,她沒有把已製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鐘的紀錄片送出去。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製作出的照片開始了在歐洲的巡迴展出,並引起轟動。根據部分照片、書信整理的畫冊《領事的眼光》出版了。
1997年,昆明青年殷曉俊羅慶昌得知此事。兩人還傾其所有,幾度赴法,翻拍了600多幅照片,將其帶回祖國。

緊皺雙眉

她為何緊皺雙眉(1896年)
從衣著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決不是來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門,方蘇雅與他的家人是何種交情,以及她後來的身世如何現在已難考證,但方蘇雅對她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相冊中不僅有她與家人的合影,又讓他的侍衛官抱著她留下了這張傳神之作。無疑,她的引人注目之處全在於眉眼之間深刻的愁怨之情,這與她幼小年齡之間的巨大反差產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那本是一個中國人理應憤懣的年代,方蘇雅鏡頭之下多的卻是圖中侍衛官一類低眉順眼的形象,看來令人莫名難受。這個裹在一身富麗之中的千金小姐卻不但有著與生俱來的憂鬱,更以一種凌厲無畏的眼光從一角逼視著遠處(根本無視她眼前的鏡頭),使整幅照片驟然狹窄而且緊張,幾乎要將旁邊的成年男子擠出畫面。這悲情,這不可名狀的滄桑從何而來?又是什麼主宰著她令人迷惑的內心?——是沉痛的歷史,還是不祥的預感?這百年前令方蘇雅驚詫的神秘精靈,今天仍讓人震動。

昆明北城門

昆明北城門
昆明北城門
昆明北城門(1899年)城建於明代,城上之樓叫望京樓,京就是指帝都北京。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樓(包括內城門)雖然朝北,城郭的門卻朝東,代表的是龜掉(擺)尾之形。
此外,當時的北門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墳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輿家的設計不僅將城牆造得格外堅實以抵擋鬼氣,還在城樓上塑有道教神像驅凶避邪。

滇越鐵路

方蘇雅攝影作品-滇南鐵路
方蘇雅攝影作品-滇南鐵路
在這老照片中有當年建設滇越鐵路全過程的照片。經查證,身為總領事身份的方蘇雅,到雲南來的主要使命就是修鐵路,而且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測量和勘測鐵路的線路。方蘇雅在日記中寫到:每天行走四十到六十里路,走的路只能見到猴子;有時候是騎馬,大部分時間是像猴子一樣在攀爬懸崖峭壁,來尋找這條鐵路線路。”1903年,滇越鐵路正式動工。30萬勞工用簡陋的工具承擔起了這項浩大的工程,不到五百公里的鐵路線耗時7年,12000名勞工獻身在在這條鐵路上。鐵路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險惡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跨越金沙江、珠江上游南盤江紅河三大水系流域,南北海拔高差超過一千九百五十米。平均三公里有一個隧道、一公里有一座橋樑;工程難度是當時世界築路史上罕見的。後人評價說,滇越鐵路代表了二十世紀初鐵路工程技術的最高水平,與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一起並稱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通車以後雲貴高原將近百分之八十的物資交流都是通過這條鐵路。
這條鐵路帶來了和歐洲同步的生產物資,水泥火柴、化學品以及工業革命的一些文明的思想。其實這個鐵路更多的是帶來歐洲的文化,這些導致了昆明人在中國當時同等水平的城市中先人一步……

老照片

方蘇雅
方蘇雅
說起這批老照片,就不得不提起拍攝它們的主人公方蘇雅。殷曉俊找來各種各樣的資料、書籍,研究連法國人也不太了解的方蘇雅其人。抹去歲月的塵埃,方蘇雅像一張陳舊的底片,經過殷曉俊的“沖洗”,漸漸清晰起來。
通過殷曉俊的講述,孔媛媛對於方蘇雅也逐漸熟悉。“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物,他的經歷也很曲折。”15歲的時候,方蘇雅成為一名孤兒,後來被一位省長收養,成年後的方蘇雅被養父引領走上了外交道路。1899年12月15日,方蘇雅任駐雲南府(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成為資本主義侵華的代言人。在中國期間,方蘇雅和上司——法國駐越南總領事杜梅的關係比較緊張。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方蘇雅匆匆撤離昆明,沒走出多遠,他的車隊就被襲擊,裝在箱子中的日記和所有的底片蕩然無存。所幸的是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方蘇雅與和其小妻子埃蓮娜·馬爾芒
方蘇雅與和其小妻子埃蓮娜·馬爾芒
從攝影的角度講,方蘇雅所拍的照片是讓人叫絕的。那時的照相技術水平不高,曝光需要很長時間,因此等待快門按下時那面對鏡頭的表情是停滯的,但每張照片的構圖與連續攝影的手法卻讓人驚嘆。
尤其是經過翻拍,並被放大成寬1米、高1.4米的規格后,照片依然清晰。更值得一提的是,方蘇雅拍攝的年代,攝影術發明不足50年,而玻璃底片照相器材是1885年才問世的。
方蘇雅回到法國后,娶了一個比自己小20多歲的年輕女孩馬爾芒當妻子,還在法國修建了新房,方蘇雅過起了隱居生活。1935年,方蘇雅病逝,去世前,他把在中國拍攝的110幅底片、6本影集中的上千幅照片等物品,全部交給妻子馬爾芒,囑咐她要認真保管。1974年,馬爾芒在去世前,將方蘇雅的部分遺物(含部分照片)捐給法國巴黎的人類學博物館等4個博物館收藏,餘下的物品(部分照片、電影膠片等),則交給方蘇雅的後人皮埃爾·賽都保存。

主要成就


公元1899年10月,一個42歲的法國人,帶著7部相機和大量玻璃乾片(1885年才問世)、歷時11個月後終於抵達了當時的雲南府城--昆明,開始了他對這個城市巨細無遺的注視。在此後的將近5年時間裡,他閱盡了這裡的山川湖泊、城鎮鄉村、街道建築、寺廟道觀,也包括上至總督巡撫下至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發生在這裡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將目光所及的一切盡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當時可能不會想到,這些照片百年後將成為亞洲最早、最完整地記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概貌的紀實性圖片;在他於1904年面對“變得如此熟悉”的景象無限傷感地說“永別了,雲南府”時,可能也不會料到,在他進入中國生活長達10年之後,中國也將進入他整個的後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