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

1988年曾獲全國文學期刊優秀編輯獎，1996年曾被評為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51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被譽為“天下第一編輯”，有伯樂精神。

《創作技巧談》、《小說創作入門》、《小說創作十二講》，兒童文學《隊員的道路》，短篇小說《關於一個雞蛋的“講用”》，中篇小說《未名秋雨》，主持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新中國五十年短篇小說精品》叢書等。

認識《人民文學》當時的副主編崔道怡那是十多年前，當時我在中國石油文協工作，去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療養院參加中國石油文學大賽評獎。評委請的均為當時中國的權威名家。其中除了崔道怡，還有的還有陝西作協主席李若冰，中國作協著名評論家雷達、李炳銀，《中華散文》主編劉茵，甘肅作協曹傑主席，《中國作家》李主編等，著名詩人梅紹靜等等。

崔道怡高高的個子，瘦骨臨風，曲高和寡，神韻中真有些外交家喬冠華的風彩。但是整個感覺是喬冠華是發散的，而崔道怡是收斂的。只是兩個人同樣有風彩。崔道怡的骨子裡透出博大的滄桑感，彷彿是屬於這個時代的。

介紹他時，有人說他是中國四大名編之一。這四大名編是崔道怡、張守仁、汪兆騫、顧志城。

在老一輩中，有許多著名的編輯家，比如《中國作家》的主編馮牧，《十月》主編蘇予、中青社的王維玲、《人民文學》的崔道怡等，許多重要作品如我們熟知的“紅色經典”《紅岩》《紅日》《紅旗譜》以及新時期的經典作品大多出自他們的手，他們也因此贏得了作家們的愛戴與尊重。

當時十三陵的爬山虎紅了，如同楓葉一般隨處點染，漫山遍野不說，滿地滿樓都是，甚至有的還爬上了電線桿，窗棱，房頂，整個療養院成了一個紅葉飄飛的大自然，真是美麗浪漫極了。

崔道怡和其它評委們看到這些紅葉跟個孩子一般的歡喜，他們摘下一長條一長條紅葉飄飄的爬虎枝葉捧回房間、提回房間、拉回房間、拖回房間、抱回房間、背回房間，興奮得一張張臉都像紅葉兒一般了。

我看著崔道怡關了門，一片紅葉被門夾住了。不一會兒，崔老師的門又打開了。崔老師小心翼翼地把那一片紅葉拉進門去。

這期間，我聽說崔老師這位《人民文學》的副主編，送走了八任《人民文學》正主編，真可謂鐵打的首席“副主編”，流水的正主編，便覺得十分好奇。

我不是蛇我是人！人是不能輕易蛻皮的。那硬蛻皮是相當痛苦的。那蛻完皮的肌膚是鮮紅鮮嫩的，是不能經受一點磨擦碰撞的。可是我就是一次一次以這種肌膚來迎擋八面來風的。當然這些的話我是埋在心裡從不肯不能跟別人說的。我只是一個好編輯，但不是一個好作家，很可惜我不能把我的感受表達出來。我心裡十分驚嘆：《人民文學》的主編原來這麼難當。

有一天，他發現了我的發表在中油《地火》雜誌的散文《沿河出走》，十分喜歡，主動找到我，讓我擴展后給他，他準備發表在《人民文學》上。

他和雷達一般對那次參賽沒有我的作品而驚奇。因為我參與其中，“近水樓台先得月”,和其它石油人一般弄個獎真可謂易如反掌。

我沒有解釋：正因為此，為了保證大賽的公正，我才與眾不同，決不參賽！我時刻都不能忘記：樊廉欣和我是組織者。雖然我們文藝部的周德軍、楊綻英、高潮紅、路小路人人都有參賽作品。雖然大會工作人員高寰、王曉玲、小紅等人人都有參賽作品。雖然樊主任特別關照過讓我拿一篇散文參賽，可是我卻堅守決不參賽。有一天，雷達不理解地問我：毛竹你怎麼了？為何不參賽？雷達的表情是懷疑我是思想出問題了？還是人事關係出問題了？雷達似乎根本無法明白這天下還有這樣的人：到手的獎不拿，能利用的權力不利用。

是的，許多的評委都問我，為何入選作品中沒有毛竹的作品？為何到手的大獎毛竹不拿？這可是整個中油的獎呢！相當於省級大獎呢！

評委們認識我后覺得我的名字毛竹很獨特，便在參賽作品中尋找毛竹的作品，沒找到，他們可能有些兒失望，所以才人人關心我為何不參賽。

可是崔道怡的沉思著的蒼涼側影，卻讓我感覺他對我的做法是有種深深的理解的，他望過來的眸子中居然還有幾分讚許和欣賞。

而我想，他是不是正因為看透了名和利才能八次不倒，創下奇迹？

他骨子裡的滄桑感讓我感覺他和我一般是看透了浮華的。

不參賽這樣的天生骨性而做出的平凡事－－平常總這樣做著，只是別人沒注意到，我也沒有注意到自己和別人有何不同。這樣的事都受人質疑，我和他有了一種知遇之感。

每天早上，請來的男評委們會結伴一大團一大團地去散步。他們稀里嘩啦地講著當下流行的“黃話”，“轟”“轟”的笑聲不時爆發，似療養院落地的滾動雷一般，撼動人心，大作家們一個一個都會講黃段子，互通有無，樂得東倒西歪。而崔老師文質彬彬的，似乎是不在他們之中的。他或是喜歡跟在後面沉思，或是在他們中間沉思。有人這樣評價：真是一個酸文人！

有一天，我們組織評委去看十三陵所有的皇帝陵墓去參觀。那秋天的陵墓是美麗而莊重的。陵墓和秋天的紅葉黃葉渾然一體。我們一起去揀那滿地的橡子。參觀到那幾座年久失修的陵墓時，崔道怡似乎找到了感覺：這種大自然中的滄桑感和崔道怡骨子裡的滄桑感是十分吻合的。崔道怡變得話多起來，顯得很興奮。

一路上，我發現他有些願望和我說話，雖然我有些躲他，他還是走路時不知不覺地就走到我身邊。他總是主動和我說話，給我提出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於是，有一回，我大膽地向他提問。問到他送走八任主編之事，他說，這些年《人民文學》老出事，一出事就換主編，幸虧我是主管業務的，不問政治。只管稿的修改校對，只說稿的質量好壞，不管可發不可發，只管發現文學新人，只管尋找好的新作品，把關當然是主編的事情，故而每次都經受一次練獄之苦，但每一次都沒有被動。

他沉思了一會兒，轉過頭來用那樣一種深邃的目光望我：你知道嗎？那過程是很痛苦的，眼看著換了八任主編，主編是“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眼看著主編們“落木瀟瀟下”“落紅紛紛走”，“花自飄零水自流”，我的心裡是很凄涼的，不知道何時輪到自己。有一種自憐還有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涼。你知道“秋風又落別人案”，我的辦公室怎能才不“山雨欲來風滿樓”。其實我的感受比那些撤走的主編還真切。他們都是一走就了事，我還要收拾政治殘局，還要堅持著在空檔期把雜誌運作下去，一次經受完了還要調整，準備適應新的主編，還要經受同事們的疑問，還要經受親人的拷問，還要經受自己良心的譴責，還要提防新的變化。更可怕的是，這樣的經歷不是一次，而是一次一次又一次。這樣的蛻皮不是一次而是已經八次。你是有靈氣的，可以想像我心裡的感受。

崔道怡說到這裡，轉身去看那陵墓的廢墟塌陷部分，骨子裡的滄桑感更多地被風吹出，漫天漫地縈繞，神出鬼沒流躥，而這時起風了，漫天漫地的紅葉黃葉落花枯草被吹起，落在他的頭髮上衣服上。而他骨子裡的瀟灑更是無限地擴大著那份秋天的滄桑和凄美。

崔道怡很久沒有說話，站在風中，頭髮和風衣都被風高高吹起。

我似乎看到一隻風中佇立孤伶的鶴，一次一次掉隊，一次一次在葦叢中尋找同伴的影子，一次在凄凄厲地呼喚曾經的戰友，卻記不起哪一個是哪一個，一時有些恍惚，一時有些迷茫，一時里有些凄涼。我的骨子裡也跟著透出無邊無際的滄桑感。

我有直感，這個孩子一般喜歡紅葉的崔道怡有著特別細膩的感情，特別敏銳的感覺，特別豐富的觸覺。他是可能注意到每一片葉子上每一根葉脈在枯萎時怎麼收縮怎麼扭曲的；他是可能聽到每一朵落花每一片花瓣墜落的聲音的。這樣一顆敏感的心讓他經受這些風雨是不是一件殘酷事情？可能是誰也沒有顧上想這樣一個問題。

後來想起崔老師，我常想起他講課講到“如何寫散文”時描述過的一個細節，那是一個人在幽深靜謐的大樓中聆聽一個人上樓腳步聲，這樣一個細節，很是感人很是動人很是撼人。

可不是，那些年，《人民文學》就是政治的風向標，標被狂風暴雨吹得東倒西歪，別人羨慕崔道怡在政治風雲中居然還能獨善其身時，沒有人在乎過他的內心世界，更沒有人觸摸過歷經風雨的他內心世界里深藏的累累傷痕，更沒有人理解過他骨子裡潛伏的漫漫凄涼。

我覺得和他有了一種知遇之感。

每一次走到陡處，他都主動伸手來拉我。

後來我們文協辦班，請他來講課。在他閑時，我乘機把我才開始寫的透明系列書的前幾章的草稿給他，請他過目。幾天後課畢，崔道怡主編叫我過去，對我說：“整個感覺挺好的，很有靈氣的，讓我想起我形容《紅樓夢》的詩句‘如天雨花，只見清輝．．．．"。可是，毛竹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小說的場景給我的的感覺十分模糊，似乎到哪兒了，暈暈乎乎；在哪兒了？暈暈乎乎。一切都是朦朦朧朧，一切都是飄飄逸逸。看不真，看不清，摸不到。我說這你可否明白？”我一下子明白崔道怡點到了我的致命弱點上。如我這類只重感受靈感滾滾橫流的人常常是看不到周圍場景的。雖然在我的導師多次提示下我特意加強，可是看來還遠遠不夠。我的心裡一下子清晰了，我當加強的地方在哪裡了。

在後幾章的寫作過程中，我常常想起崔道怡的提醒。寫作也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原本模糊的小說環境在我筆下也變得清晰起來，連我自己都覺得身臨其境。

有一次我去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大樓洽談我的書的出版事宜。《人民文學》雜誌也在那個樓中，我順便去看他。一見面，他很興奮，說看到我出的新書了，封面設計十分好，內容徐松林責編沒讓看，希望我能送他一本。他因我出書而驚喜的眼睛里居然流露出幾絲羨慕。我十分驚奇：被稱作中國第一編的崔大師居然對小小竹子有一分羨慕。

新書我還沒有看到呢，他就先看到了。原來他一直默默地關注著我的寫作。

後來我們石油文協辦班又請崔道怡來講課。

我有了發現，崔道怡被各省請來請去，崔道怡的課，在中國天南地北地講，飛來飛去地講，講得實在不錯，可是每一次講的課的內容都一樣的。

於是，有一天，我和學員和崔道怡在樊廉欣主任辦公室。學員們圍著崔道怡，都說他課講得好，都說下一次崔老師你到哪兒講課通知我們一聲，我們再去聽您講課。崔道怡連聲說好。

崔道怡給大夥兒題字，給我題了幾個字：“毛竹必成大樹！”

我心想竹子是一種草，是一種空心草他知道嗎？竹子怎麼會變成樹呢？如果竹子變成樹這也是一種神變一個奇迹呢。但是我知道這裡面有崔道怡的對我前景的預言，有對我深深的祝福。

我忽想起崔道怡多次講課都拿著同一教案。我問崔道怡：“崔老師，如果我去聽您的課，您肯為我換教案嗎？”崔道怡說：“肯！為了毛竹全部換！”“真的全部換？”“真的！但你一定要提前幾天告訴我，做好準備。”

崔道怡看我樂得開心，又重複了一遍：

“為了毛竹，我的教案一定全部換！”

我說：“好！一言為定！”

崔道怡說：“一言為定！”

我們倆個孩子氣地擊掌為盟，讓學員們笑得東倒西歪。

崔道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才生，一九五六年，二十二歲的崔道怡分配到《人民文學》雜誌當小說編輯。當時，恰逢《人民文學》雜誌的繁榮期，王蒙寫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望著血氣方剛的崔道怡，《人民文學》雜誌社的人開玩笑說咱們編輯部也來了個年輕人。

剛一上任，他就從自然來稿中發現了李國文。李國文當時是鐵路文工團的業餘作者，一口氣寫了六個短篇小說寄給了《人民文學》。崔道怡覺得小說寫得很精彩，就給李國文寫信熱情肯定了他的作品，並約他來編輯部見面。李國文接到信激動萬分，馬不停蹄趕到《人民文學》雜誌。崔道怡對他說：“這六篇小說寫得都不錯，但《改選》寫得最好。你修改一下，我先發這篇，往後再慢慢發那些。”

李國文按照崔道怡提出的意見修改了小說，《改選》在一九五七年七月號的《人民文學》頭條發表了。從此，文壇上升起了一顆新星。直到現在，李國文仍然保存著崔道怡寫給他的第一封信。崔道怡開玩笑說：“國文，把我的信還給我吧，怎麼說我也是原創啊。”

李國文說：“我複印一份給你，原件我要永遠珍藏。你知道一個名牌雜誌的大編輯給一個小小的業餘作者寫信意味著什麼，你是我文學上的擺渡人啊！”

一九六二年，黨的文藝政策調整，崔道怡又從自然來稿中發現一個叫汪曾祺的作者。他的小說《羊舍一夕——四個孩子和一個晚上》，不僅題目充滿詩意，而且內容很有味道。他及時把小說上報主編，編髮時還提出請畫家黃永玉為之插圖。很快，汪曾祺的這篇小說就刊登在《人民文學》雜誌。十八年後，汪曾祺又寫出小說《受戒》，崔道怡激動萬分，稱之為可以傳世的精品。由於種種原因，這篇作品未能獲獎，崔道怡便將《受戒》收進自己編輯的“獲獎以外佳作選本”中，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鼓勵汪曾祺。汪曾祺不負眾望，很快又寫出了佳作《大淖記事》，榮獲一九八一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有人認為這篇作品結構不完美，崔道怡卻覺得結構別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觸地說：“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賞，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從心裡往外舒坦。”

六十年代初期，一封來自內蒙古的來稿信引起了崔道怡的興趣，作者叫瑪拉沁夫，崔道怡覺得小說的生活氣息濃郁，但藝術上還欠火候，就給作者寫了一封信談了自己的意見，希望他能修改。瑪拉沁夫說：“崔編輯，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修改，我在呼和浩特熟人太多，根本靜不下心來。乾脆咱倆躲到包頭，您指導我改好嗎？”

那時候的編輯就是這麼敬業，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鐵鞋。崔道怡和瑪拉沁夫住進了包頭賓館一個套間，瑪拉沁夫住在裡屋，崔道怡住在外屋。有崔道怡在身邊，瑪拉沁夫覺得有了主心骨。他寫一段，崔道怡看一段，提一段意見，兩人邊討論邊研究如何改寫，桌子上散落著雪片般的稿紙，兩個年輕人的心緊緊地貼在了一起。在崔道怡的幫助下，瑪拉沁夫很快就修改好小說《騰格里日出》，刊登在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學》的頭條。

“文革”期間，文壇百花凋零，《人民文學》停刊了，編輯們各奔東西。一九七五年，李季主編把原來《人民文學》的編輯都調回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籌備《人民文學》復刊。崔道怡從《天津文學》雜誌發現有個叫蔣子龍的人寫東西不錯，就約他到出版社見面。蔣子龍高高興興來到出版社，崔道怡得知他是天津重型機械廠的工人，就建議他寫點最熟悉的工廠生活。那年頭名牌編輯接見業餘作者是件很榮耀的事情，受到鼓舞的蔣子龍一鼓作氣寫出了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描寫一個工廠的中層幹部大膽抓生產的事。崔道怡鼎力相助，這篇小說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刊登在《人民文學》復刊號上。那時候“四人幫”還在台上，帽子棒子滿天飛，在黑白混淆的日子裡，這篇小說遭到批判，說是應合了右傾翻案風。作為小說組副組長和責任編輯的崔道怡挺身而出，替蔣子龍抵擋風雨。粉碎“四人幫”后，蔣子龍歡欣鼓舞，寫出了《喬廠長上任記》、《赤橙黃綠青藍紫》等一批重量級的小說，成了全國家喻戶曉的著名作家。

崔道怡廣泛瀏覽各地的文學報刊，一個叫劉心武的新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覺得劉心武的文章中有一種特立獨行的東西，便寫信向他約稿。劉心武當時是北京十三中學的老師，接到《人民文學》編輯的來信很受鼓舞，他把自己寫的小說《班主任》寄給崔道怡。崔道怡看后非常激動，立刻給劉心武回信說：“稿子寫得很好，我已提交給主編審閱。”

劉心武接到崔道怡的信心潮起伏，因為稿子才寄走一個禮拜就收到了編輯肯定的來信！但沒想到小說在編輯部引起了爭議，有人認為這篇作品太危險，當時中央文件還沒有正式否定“文革”，這篇小說會不會捅婁子？崔道怡據理力爭，在主編與幾位同行的支持下，《班主任》於一九七七年夏天刊登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立刻在全國掀起巨大反響。那時候的《人民文學》雜誌發行量達一百八十萬份，在讀者中有很高的威望。那時候的中國人對文學的熱情空前高漲，人們喜歡從文學作品中看政治動向。《人民文學》獨領風騷，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劉心武的《班主任》振聾發聵，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運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啟蒙作用。從《班主任》之後，《人民文學》雜誌發起建立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評獎，極大地促進、繁榮了新時期的文學創作。

崔道怡有著四十二年的編輯經驗，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力極高，很少看走眼。所以很多著名作家都把崔道怡對自己作品的鑒賞，視為一種重要評價。王蒙曾經在一篇《關於<夜的眼>》的文章中寫道：

“當時沒有幾個大家注意它，最好的也不過說你再試著創新吧。只有《人民文學》的崔道怡對之讚不絕口。他堅持把它收到建國三十年小說選里去了。當時與中國關係並未正常化的蘇聯很快把它譯成俄語，選到他們的《外國文學》雜誌里。八十年代美中第一次作家對談時，美國人帶來了他們的一個中國當代文學譯本，收了這篇小說，對它作了好的評價……”

崔道怡一生甘為綠葉，不願拋頭露面，可他卻得到了大家發自內心的尊重。正如李國文所說：“一些赫赫有名的作者，一些膾炙人口的作品，都和崔道怡的發現分不開的。”

2020年11月26日，榮獲2019年度“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全國文學報刊聯盟獎”致敬·資深文學編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