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寇松

喬治·納撒尼爾·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 (1859年1月11日英國德比郡凱德爾斯頓-1925年3月20日倫敦 ) ，第一代凱德爾斯頓的寇松侯爵，英國保守黨政治家，曾任印度總督 （1899-1905），因在印度分割孟加拉，用兵西藏，劃分蘇波邊界而聞名。

寇松出身於英國的貴族家庭。是第4代斯卡斯代爾男爵最大的兒子。在伊頓公學上學時，儘管與那裡的老師關係相處不很融洽，但寇松卻顯示了他在學術上的卓越才華，贏得了許多獎項。

1878年，他進入牛津大學繼續求學，1880年他當選為牛津學生會主席，並成為萬靈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他的才華引起了保守黨的注意，在黨領導的精心栽培下。

1885年他牛津大學畢業后就成為索爾茲伯里侯爵的秘書。

1886年，索爾茲伯里出任首相。在他的舉薦下，寇松的仕途之路最初就頗為順利：

1886年當選為議員，1891年～1892年出任印度事務部次官。在仕途得意的 同時。

1895年，他迎娶了芝加哥一位百萬富翁的女兒瑪麗，他們生有3個女兒，之後，他再度官運亨通——被任命為外交部次官。

寇松在學生時代就對英帝國的東方事務有著濃厚興趣，入仕之初的 “權勢+財富”生活讓他增添了少年得志的驕傲，增加了馳騁政壇的雄心，東方也成了他展示才能的重要空間。

1888年後，在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建議下，他以議員身份週遊世界。根據遊歷、考察的體會，他陸續出版了 《中亞細亞的俄國》、《波斯與波斯問題》和《遠東問題》。在這些著作中，他指出，要想維護英帝國的海外“疆界”和霸權，英國應當以印度為基地與俄國展開對中亞的爭奪，並依託印度 “打通遠東門戶的陸路和鐵路”，通過海上力量保護，鞏固它在遠東的優勢地位。

1892年，英國政客喬治·納撒尼爾·寇松勛爵曾來華旅行。他在兩年後出版的《遠東問題：日本朝鮮中國》一書中，記述了在津做客直隸總督衙門、會晤李鴻章的場景，並稱這是他“畢生最美好的回憶”。

寇松乘著綠色的轎子來到直隸總督衙門門前，步行穿過幾座略顯髒亂的偏狹前院。建築陳舊、油漆斑駁，也許這就是官不修衙的表徵。在總督接待來訪的房內，中間擺著長桌，四周都是座椅，布置簡單。寇松沒想到，總督辦公地竟如此儉樸。

寇松近距離觀察了李鴻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著灰色絲長袍，戴黑絲帽，很有威儀。”“唇上的大鬍子將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著中國式鬍鬚。頭髮是正在變白的深灰色。”在翻譯幫助下，二人就共同關心的時政問題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會談。

1896年8月，出訪歐美的李鴻章，在英國又見到以外交副大臣身份陪同英國首相接待他的寇松。寇松回憶起在津觀感，並以《遠東問題》一書相贈。

1891年，他被首相索爾茲伯里任命為負責印度事務部的國務大臣。4年後，寇松全權擔任了外交副大臣，被授予樞密院官員的稱號，使他擁有相當於內閣成員的權利。

1898年，當他39歲時，寇松被任命為英屬印度總督，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印度總督，在任命時，他選擇了一個愛爾蘭貴族爵位，以便回國后可以重新進入下院。

他在1897-1898年邊境暴動剛被鎮壓后不久到達印度，因此特別主意西北邊境那些獨立的部落，新辟了一個省，稱為西北邊境省。實行安撫和鎮壓並用的政策，這個省在他任內只發生過一次暴動，即1901年的蘇德·瓦茲里暴動。

初露鋒芒后，他那些維護殖民帝國的海外疆土“理論”開始付諸實施。他委派了許多委員會，去調查印度的教育、灌溉、警政和其他行政部門，並把各省和印度政府之間的財政關係置於穩固的基礎之上。他創立了帝國學生軍訓隊、同海得拉巴土邦王解決了比拉爾問題，降低鹽稅、救濟窮人。

1903年1月他主持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加冕印度皇帝的典禮，並把各個藩王招到德里舉行了盛大的覲見儀式。

在按照慣例五年任期屆滿后，他連任了一次總督。因而可以繼續他的各項改革措施，他檢查民族報刊，強化對學校的控制，為了鞏固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他承襲了傳統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統治原則，1905年，他公布了把孟加拉省劃分為兩個行政管理區的法令，用了孟加拉複雜的階級和民族矛盾，煽動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矛盾，破壞和分裂孟加拉民族的團結。他把印度視為英國同列強爭奪中亞、遠東的基地，以便宰割、兼并遠東那些在他看來“政治邊界”尚未確定的國家，因此他在英屬印度實施高壓政策。

為了同俄國在中亞展開 “大博弈”，他鼓勵同波斯的貿易，1903年訪問了波斯灣，同年他派榮赫鵬率軍侵入中國西藏，1904年攻佔拉薩，又逼簽《拉薩條約》，1905年又脅迫九世班禪到印度，企圖把西藏地區從中國分裂出去，進而取得在中亞爭奪中對沙俄的優勢。

但他的舉動激起了中國與南亞人民的反抗，也引起了俄國對英國的懷疑，打亂了英國的全球戰略。這時，英國為了對抗德國，正迫切需要與沙俄協調立場，所以當寇松為侵略中國西藏的“勝利成果”而歡呼時，英國政府則對他的行動頗為不滿。同時，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的自由黨內閣又取代了亞瑟·貝爾福的保守黨內閣，加快了與俄國和解的步伐，加上他與駐印度總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欽納元帥就軍隊代表在印度議會中的地位發生爭持的時候，得不到英國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在內外雙重壓力下辭職。

1906年，他的妻子去世，“權勢+財富”的生活隨之結束。但寇松並未心灰意冷，依然為保衛英帝國的海外疆土而忙碌。

1907年，寇松出任牛津大學校長，他對自己的職務非常認真，對該大學的規章制度作出了若干重要更改。這時他已決心放棄再入下院，而作為愛爾蘭貴族代表進入上院，並出版了新書 《邊疆線》。在這本新作中，他仍然關注日益脆弱的英帝國邊疆，主張實施強有力的“前進政策”，維護英屬印度疆域的持久安全。

1911年，寇松被授予伯爵稱號，同時作為喬治五世加冕榮典，又獲得斯卡斯代爾子爵和萊文斯德爾男爵的稱號，他是議會改革的強烈反對者，但是當危機來臨時，他卻站在蘭斯多恩侯爵一邊，勸說大多數保守派貴族棄權，使得該法案得以通過，避免了一次憲法危機。

在世界大戰之前黨爭激烈的那些年代中，他是蘭斯多恩侯爵在上院中的主要副官。但此時他的注意力，許多都花在牛津大學的校務上，此外，他對古物有一種學者式的愛好，購買了林肯郡塔特夏爾和蘇塞克斯郡達姆的兩處古堡，使他們免遭破壞，並且最後將它們獻給了國家。

1914年，寇松參加了戰時內閣，1915年他成為掌璽大臣，第二年勞合·喬治代替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成為首相。

1917年他又娶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富有的寡婦，美國駐阿根廷領事門羅·欣德斯的女兒。

1919年～1924年他成為外交大臣，然而，勞合·喬治不相信職業外交家，寧願通過自己的私人渠道來左右外交政策。按照一般人的看法，他是一個相當嚴厲的人，只有少數密友才了解他威嚴外表下的詼諧、親切甚至謙虛，按照他在印度獨斷獨行的做法，他和基欽納的衝突，他居然沒有反抗就忍受勞合·喬治對外交事務的越殂代皰，讓人很是奇怪。

1921年被封為侯爵。作為外交大臣，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國際大棋局，如何防範俄國的革命之火向全球蔓延，如何維護英帝國的海外疆土，是寇松關心的頭等大事，為此他在蘇俄的東西兩側實施了“畫線防火”戰略：在遠東地區，他力圖把中國西藏變成“緩衝區”。

寇松出任外交大臣后，英方更加積極地與中國交涉。但寇松這次徹底失望了：面對五四運動后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熱情，北京國民政府不敢違背民意，1919年還故意通電全國揭露1914年以來英國的無理要求，一時間全國各界紛紛抗議英國干預中國內政，而後以人民反對為由拒絕重開“三方會議”，1924年後又明確拒絕了英國的無理要求。

為了在蘇俄西側建立“防火牆”，1919年12月寇松提出一條劃分蘇波邊界的臨時邊界線，主張把應屬於波蘭的一切地區都劃歸波蘭，這就是著名的“寇松線”。但蘇聯不接受這條邊界線，1920年蘇聯在蘇波戰爭中失敗，波、蘇兩國簽約，把“寇松線”以東的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大片領土併入波蘭。於是，蘇俄西側形成了一道“防火線”，寇松暫時達到了強化波蘭地位、防止蘇俄影響進一步擴大的目標。但這條線使波蘭同蘇俄、立陶宛發生了衝突，為日後波蘭外交上的孤立埋下隱患，還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誘因之一。二戰后，這條線經過微微調整后正式成為蘇聯和波蘭的國境線。

儘管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一直維持到1922年，但是經濟蕭條，政治和外交爭議導致了它的垮台。安德魯·博納·勞接替勞合·喬治成為英國首相。這時寇松才掌握了外界部長的全部權利，然而，6個月後，博納·勞惡劣的健康狀況使他不得不辭職。雖然寇松一直是首相的最有利，也是最合適的候選人，但是戰後英國的政治現實卻斷送了他的候選人資格。因為認識到好戰的工黨日益整長的權利，保守黨領導人士決定首相應該從下議院選出，他們拒絕寇松而推選了新首相斯坦利·鮑德溫。這一決定為英國政治開創了一個先例，在整個20世紀都生效。

在法國總理雷蒙·普恩加萊挑起魯爾危機后，他先是表示否認法國的行動和英國有任何關係，接著乾脆再8月發表了一個嚴厲譴責法國的聲明，支持支持了德國的要求。這個結果就是道威斯計劃的形成。

在1924年鮑德溫戰勝工黨的拉姆齊·麥克唐納，第二次擔任首相的時候，沒有讓寇松回到外交部長的位置上，只是讓他擔任了樞密院議長，這是寇松晚年第二次失望的事。他還是體面的接受了這個職務。寇松一生孜孜不倦，遵循一種嚴格的養生法，不斷的工作和寫作，儘管他的脊柱骨早在學生時代就彎曲了，有嚴重的身體缺陷，他卻進行激烈的體育活動，當他在東方旅行時，常常騎馬走幾百英里，他全靠毅力強迫自己日復一日的進行超過常人所能及的工作。

1925年春，他突然病倒，卧床半月後於3月20日死於倫敦。由於無子，他的侯爵和伯爵爵位斷絕。斯卡斯代爾子爵和男爵爵位傳給了他的侄子。長女艾琳·寇松繼承了萊文斯德男爵的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