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宅

官舍，衙門。《元典章新集·刑部·奴盜主物刺字》：“議得賊人沉阿寅浼托凌局使保送，跟隨達魯花赤瓜都，充面前使喚，就於本官宅宿食，為見本路印匣開鎖鑰匙於中堂一處頓放，因而竊取銀印匣，剝去銀皮，鎔成定子貨賣。罪已斷訖。”

異地任官

“官宅”，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曰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涵義。若用現代語彙表述，大抵就是機關住房的意思，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於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於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

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召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云云。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布《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於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至遲到西漢後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寺舍)，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宋書》卷四十一記宋武帝生於“丹徒官宅”，其父劉翹時任晉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紀》記宋孝宗“生於秀州青杉之官宅”，其父趙子時在秀州居官；《成都文類》記司馬光生於郫縣官廨，其父時任該縣縣尉。《曲洧舊聞》卷三記，歐陽修也是其父親任綿州司戶參軍時“生於司戶官宅”的，後人還把這個住宅改為“六一堂”(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以志紀念。居住官宅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鬱憤而卒的目的。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惇貶到雷州，“不許居官宅，遂僦民屋”。章惇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覆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鬥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宅的。

官宅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係。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餘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朝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足見規模之大。《後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於御史台，因字台卿”，由此推斷出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複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后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乾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於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鬟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成官署嗎？

《後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宅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捨去，其表面理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宅。但進一層推度，則應是京師官宅緊張，不如自己識相。

總之，隨著中央官制的不斷擴張，京朝官住房辦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對於大多數京朝官而言，衙與舍的分開就意味著向攜眷免費居住官宅之傳統告別，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現。像柳宗元出生在長安祖屋而自有老窩可居，當然再方便不過。若甘願打光棍，則官署里仍有單身宿舍可住。《唐語林》記“趙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個宿舍的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兒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師又無祖業，那就必須別作選擇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套購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房”。假如經濟條件困難，便只能陋室將就了。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請長病假，同僚宋、盧從願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堂堂副相“卧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

和盧懷慎同時任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舊唐書》卷一二四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里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就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里，為他開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長安志》介紹唐都城名人居所時，謂興寧坊有姚崇宅，“屋宇並官所造”。看來，最終還是唐玄宗讓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所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退休離任須搬出官宅

“屋宇並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宅”了。若從所有制關係上考察，分佈在長安居民區里的京朝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產業屬國有的宅第，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大唐新語》卷三記，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准，“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宅，搬進其他房子。

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於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唐朝一般不為京官提供免費住房的做法，基本上為以後歷朝所繼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慳”。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有樓店務(后改名店宅務)作為主管國有房產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於近世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皆僦屋而居，雖宰執大臣亦然。屢從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將劉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結果等他死後，子孫們竟無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照樣借住樓店務的房子，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其“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雖然能節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葉夢得《石林詩話》：“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就是說，有時候他們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緊急公文需要辦理，按制度還得軍政兩府(即宰府、樞密院)的首長連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員拿著公文一家一家去請各位領導畫押，“既稽緩，又多漏泄”。於是，“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四位，俗謂之八位”。因知從宋神宗元豐時起，兩府首長才有了建在皇城區的官邸。

不過，能免費住進“兩府八位”的畢竟沒有幾個，中下級官員還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後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職的江休復曾抱怨說:“望月初請料錢(即月薪)，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江鄰幾雜誌》)，可知房租是按月繳納的，對比收入，“恩格爾係數”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貸志》等載籍里，還不時見到有關“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的爭論。

調任不得帶走公家用品

《玉堂叢語》卷二記，謝鐸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時，把這些錢全積攥起來，“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值”。就是把原先國家租借給學官們的住宅一次性買斷，使其所有權關係從國有變為機關所有，專供在本機關任職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錢。仔細推敲起來，用來買斷產權的這些工食銀，原來該按月分給各人的，謝鐸的這一做法，從長遠看是為後人辦好事，從眼前看卻是讓現任者吃虧了，因為房子屬機關所有，一旦調任或退休，還得退還。

相比之下，以禮部右侍郎兼北京國子監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為機關蓋住房，為眾人謀福利。

這兩條資料，還透露出一點信息，就是同樣為兩都的京朝官，若在台灣中央大學任職，因別無“外快”收入，經濟上更困難，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負擔。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傢具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傢具雜用有六十三種二百餘件，縣丞、主簿等有六十種，典史僅十九種。

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彙報。朱元璋得知后，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據此可知，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宅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