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潛

向海潛（1888—1974），字松坡，湖北大冶人。出生於1888年正月二十日，少家貧，15歲即投入湖北新軍三十二標當兵，后考入湖北陸軍小學堂。他為人豪爽仗義，敢作敢為，武昌起義前廣泛結納反清志士，素與會黨接近。

1907年1月，日知會遭受破壞，革命黨人並沒有被嚇倒，反而由原日知會會員組織的各種革命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如黃申薌、覃炳鈞（覃秉鈞）、戴鴻炳、林兆棟的種族研究會，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王憲章的將校研究團，熊子貞（熊十力）、何季逵的黃岡講習所，賀公俠、黃元吉、曾省三、江炳靈、梁維亞、湯壽煊（又名行健，字舜卿）的文學研究社，杜邦俊、楊永康、楊秉之的義譜社，吳貢三、李亞東、梁鍾漢的鐵血軍，高尚志、陳孝芬、曾尚武的德育會，向海潛、李紹白的群英會。一共成立了20多個這樣的革命團體。這些團體多半建立在軍營里，以陸軍學堂的學兵和新軍中的士兵為主要發展對象。群英會對外稱一百零八人，取水滸梁山泊聚義一百零八將之意，實際人數遠不止此數。其主要成員有李紹白、劉國祥、呂中秋、熊炳坤（熊秉坤）、秦培鑫、呂尹雄、熊開鑒、姚鴻聖、石玉山、楊慶山、胡開進、羅仁香、丁洪本等。向海潛既以軍隊組織部勒會黨，又以會黨方式團結軍隊。他在黨人中擁有一種潛在的勢力，因為以他為首的群英會，包含有不同組織的革命同志、會黨分子和部隊中的下級軍官。劉復基十徠分贊同並支持他組織群英會這一行動，認為運用這種組織形式，可以大量結納會黨成員，而會黨素有反清傳統，對革命非常有利。事實證明，群英會成員後來無論是在武昌起義還是在陽夏戰爭中，都表現十分出色，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戰功，不可等閑視之。

武昌起義前，向海潛負責與炮隊聯絡。起義后，他率領民軍攻打漢口，火燒華景街，為武昌起義的勝利立下了戰功。湖北都督府成立，他任參謀。有的文章說，他曾任過武昌衛戍司令。當時是否設立過這一職務，無法考證。此時，他對會黨的聯絡仍不放鬆。陽夏戰爭吃緊時，他曾以參謀名義赴湖南，聯絡會黨援鄂。南北議和期間，孫武成立民社，創辦《民聲報》，公開與中國同盟會和南京臨時政府對抗。向海潛對孫武的驕橫跋扈、黨同伐異本來就不滿，孫武竟改變革命立場，投向袁世凱，這令向海潛更加痛恨。1912年2月17日的倒孫事件，他本人和他的群英會起了主導作用，並由他開第一槍，群英會的標誌成為事變中的通行證。群英會事變以後，黃申薌去日本留學，他也離開武漢去了上海。

1913年3月25日，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引發二次革命。7月22日，孫中山先生在滬發表討袁通電。8月8日任命向海潛為江蘇討袁軍副參謀長（臨時總司令為何海鳴、參謀長為王憲章），率領一支部隊鎮守江陰。袁世凱對向十分忌恨，曾賞銀10萬元捉拿他。袁軍猛攻江陰城，討袁軍處於敵眾我寡之劣勢，軍事失利，人員傷亡慘重。部下建議他棄城救人，保存實力，向海潛說：“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即使我被打得只剩下一兵一卒，也絕不棄城逃走！”孫中山聞訊后，急忙電令向海潛撤退，並對在場人員說：“我寧失江陰一城，絕不可失向海潛一人！”

二次革命失敗后，向海潛流亡日本，不久即加入了中華革命黨。他曾和黃申薌一起拜見過孫中山。如《孫中山在日本活動秘錄（1913.8——1916.4）——日本外務省檔案》：“晚七時四十分（1913年12月1日），黃申薌、向海潛、鄭林雙、丁仁傑、何仲良一起來訪，議事，九時三十分離去。本日下午二時二十分，夏述痕、凌鉞來訪，議事，晚九時三十分離去。下午四時四十分，陳其美來訪，五時十分戴天仇（戴季陶）來訪，一起議事……”孫中山雖比向海潛年長許多，卻按洪門規矩稱向海潛為向大哥，因為孫中山早年曾參加過海外洪門組織致公堂。

1915年回國后，向海潛繼續參加了一系列反對袁世凱和反對段芝貴、王占元對湖北人民殘酷統治的鬥爭。由於向海潛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所以在反對段、王的鬥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據辛亥革命老人盧智泉回憶：“……同志們舉熊先生（熊晉槐）為討袁軍總司令，以謀繼起。同志們身上都帶有三角形的藥水刀子，對反動派的走狗，哪裡遇到就在哪裡跟他們干。革命同志把反動派的走狗往租界上拉，他們把革命同志往華界拖。就這樣，偵緝老爺們被黨人弄死了不少：熊先生家裡就弄死了三個；盧志泉勒死了陳捷三；向海潛、馬驥雲、呂丹書等殺死了走狗幾十個。工程營發難有功的程正瀛，墮落成為王占元的特務，也就是在這個鬥爭中被黨人拉到租界，裝入麻布袋沉之長江的。經過黨人這種堅決的鬥爭，王占元的稽查長周三毛甘願兩不相犯。至袁世凱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釋放政治犯，反袁鬥爭始告一段落。”

1917年，孫中山反對北洋軍閥解散國會，提出擁護約法，恢復國會的主張。他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當選為大元帥，誓師北伐，抗擊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軍事進攻。孫中山任命向海潛為護法軍政府軍事委員，以後又任命向海潛為大元帥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長、湘鄂聯軍總指揮、湘軍援鄂鄂省自治軍左翼總指揮等職。

1923年，向海潛來到上海，創立洪門五聖山。1936年，四十多個洪門團體為克服各山頭互不聯繫、在社會上影響不大的弱點，於是打算在上海籌建洪門聯合團體。經過醞釀，於上海大境路關帝廟召開洪興協會成立大會。洪興協會取義“同心協力，復興洪門”之意。在當時的上海洪門中，向海潛的勢力最大，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會議推舉向、汪兩人為洪興協會董事長。洪興協會成立后，事務所就設在浦東大樓五聖山的會所里。洪興協會成立之際，抗日救亡運動正蓬勃發展，向海潛在理事會上要求具有愛國傳統的洪門成員投身抗日鬥爭。他派代表到英商上海電車公司等企業，向下層洪幫工人弟兄講演洪門反清故事，號召大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還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紗廠和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廠企業的工人在大中華酒樓聚餐，告誡大家不僅要抱洪門的義氣，還要抱中國人的義氣，團結抗日。七七事變爆發后，向海潛更加積極投身於抗日洪流。1937年7月21日，他致電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軍全體將士：“……二十九軍的抗戰為民族爭光，海潛韜晦滬上，願本孫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門健兒，與敵寇周旋，雖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辭。”為能率洪門為保家衛國出力，向海潛又於次日致電蔣介石說：“我雖不才，願以在野之身，統率海內健兒，與殘暴日軍一決生死，一息尚存，義無反顧……悲憤待命，無任屏營！”向海潛還與青幫首領捐棄前嫌，共同發表申明：“有群眾數十萬人，聽候點編指揮！”由於蔣介石輕視，甚至歧視民眾的抗日，因此向海潛的願望沒法實現。但是，向海潛仍積極參加上海的抗日活動，他是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的主席團成員。上海淪陷后，他與五聖山各堂主相約，無論在何地，繼續參加抗日。信廉堂堂主張子廉到香港后，召集在港洪門弟兄，成立中華民國香港聯合保安隊，與港英政府合作，抗擊日軍對華南的進攻。義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員和漁民中廣收門徒，並創建義勇軍參加抗日。禮德堂堂主明德於1938年在河南許昌組織抗日游擊隊，並請洪幫首領楊慶山為顧問，聲勢浩大，使日軍聞之膽寒。五聖山會辦李濟深也發動本山弟兄護送大批難民從廣東向內地撤退，曾將二百婦女、兒童一直護送到廣西桂林。日軍佔領上海后，向海潛離滬先到武漢活動，後進入萬縣，最後到重慶。在四川袍哥范紹增（八十八軍軍長）等人的幫助下，五聖山在四川擴展開來。首先，向海潛將禮字袍哥副總社長廖開孝，仁字袍哥、軍統骨幹羅國熙，原二十軍中將副軍長夏炯轉入五聖山，然後通過這些洪幫首領將重慶的仁、義、禮各堂袍哥全部轉入五聖山。這樣，五聖山成為全國勢力最大的洪門山頭。向海潛在重慶也十分活躍，常到洪門弟兄集中的黨政機關和企業訪談，鼓勵弟兄們全力抗日。他還派人到湖北組織抗日游擊隊，以便深入敵後打擊日軍。

抗戰勝利后，向海潛於1946年回到上海，首先便辦理洪門複員，改組洪興協會，向仍任理事長。時美洲洪門首領司徒美堂來滬，以聯合向海潛等，召集全球洪門大會，組建致公黨，對抗國民黨的一黨專政。1946年7月25日，洪門懇親大會在上海舉行，向海潛為主席團成員。但由於國民黨的干涉和分化瓦解，洪門組建統一、公開、獨立的政黨的願望最終成了泡影。此時，蔣介石正積極準備內戰，便想通過控制全國幫會組織和武裝作為打內戰的資本，便將人民行動委員會改建為中國新社會建設協會。1946年10月10日，新社會建設協會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成立大會。向海潛迫於壓力作出讓步，與杜月笙、楊虎等三人擔任了常務理事，軍統特務徐亮則擔任了書記長（實際負責人）。1946年4月，向海潛六十壽辰，洪門在靜安寺設立壽堂，孫科、吳國楨、吳開先、潘公展、王曉籟等國民黨要人和社會名流均送禮祝壽，蔣介石也送禮恭賀。這一時期，向海潛還多次在上海大開香堂，廣收門徒。向海潛雖然參加了新社會建設協會這種由國民黨控制的幫會，但並沒有像杜月笙那樣為蔣介石反共打內戰搖旗吶喊，也沒有參加偽國大代表的競選，相反，在這民族命運決戰的時刻，開始嚮往進步，積極向中共方面靠攏。

1947年，中共上海局提出要根據新社會建設協會中成員的政治情況和不同表現，分別對待，爭取部分幫會首領，阻止國民黨特務利用幫會進行反共和從事破壞活動，促使他們保持中立，或為我所用。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張執一秘密會見向海潛，與向海潛懇切交談，分析形勢，希望在這歷史轉折關頭幫助中共。向海潛也誠懇地表示願意協助共產黨。於是，張執一指令幫會工作委員會書記田雲樵與向保持聯繫。此後兩年內，向海潛經常向共產黨提供重要情報，如國民黨戰區指揮人員調動，部隊調動，蔣介石決定下野等等。向海潛還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李濟深合作，派智松堂的汪雲山等秘密加入民革組織。禮德堂堂主樊崧甫也與中共合作。向海潛這些活動，蔣介石不會不知道，因為戴笠早已派人打入了五聖山。1949年初，向海潛的親信提醒他已被軍統監視，向回答：“不要管他！”仍與李濟深和共產黨來往，準備棄暗投明。這時，蔣介石鑒於洪門的勢力大，五聖山的人馬遍布各地，不敢貿然行事，遂令毛人鳳一定要讓向海潛離開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潛被特務機關列入黑名單，將其本人和家屬劫持押上飛機送往香港。到香港后，向已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仍密派王智聖回上海，表示不為國民黨所用，擁護人民政府。1953年，向海潛一家被迫遷往台灣。向海潛在台灣除參加洪門活動外，並不參加其他活動。1974年9月7日，向海潛病逝於香港，終年86歲。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46年在武昌成立的辛亥首義同志會。辛亥首義同志會的成立，是與向海潛和梁維亞兩人的熱心和努力分不開的。據《辛亥首義同志會緣起》一文所述：“日寇投降，同志先後來鄂，向海潛、梁維亞兩人首先發起組設辛亥首義同志會。第一次在梁宅集會，公推楊玉如為主席，粗議大概。以人數無多，第二次又在梁宅聚議，定名為辛亥首義同志會。向海潛極力主張採用此名。自名稱定后，關於立案籌備等事，常在漢口李作棟（李春萱）家中會商。迨立案報備手續辦妥，由郭寄生起草章程，於居正來鄂之時，召開大會，正式通過。會中理、監事人數皆系照此章程推定。”由於獲得時任湖北省省主席萬耀煌、議長何成濬及居正、張知本、王世傑、賀國光的大力支持，辛亥首義同志會於1946年6月15日在武昌正式成立，登記會員1644人。另由辛亥志士後裔張希文、董大威等成立辛亥後裔聯勵會，企址設在武昌曇華林。

向海潛移居台灣時，將辛亥首義同志會有關文件、名單等資料帶到了台灣。后經旅台的張知本、趙恆惕、馬超俊、王世傑等人提出在台復會的提議，又由辛亥志士後裔李志新奔走多年，辛亥首義同志會於1965年6月6日在台復會，更名為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當時旅台的辛亥革命老人所剩無幾，參加過首義的更是寥若晨星。此時尚在世的除向海潛外，還有張知本、萬耀煌、王世傑、趙恆惕、賀國光、曹珩、馬超俊等。有鑒如此，所以除元老會員外，首義同志會又吸收了不少後裔會員和名譽會員。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的宗旨無非是發揚辛亥革命精神，繼承先烈遺志，光我中華。其任務主要是：關於辛亥革命史料之徵集、保管；關於辛亥革命史料之編輯、出版；關於辛亥革命史料之宣揚、激勵；關於辛亥革命同志後裔之調查、聯絡等。向海潛去世后，五聖山由其遺孀李志芬接掌。向海潛有二子，長鐵錚，次榕錚。1949年上海剛一解放，華東軍政委員會就登報尋找留在上海的向鐵錚夫婦。聯繫上后，鐵錚要求回湖北，組織代為安排，讓他們回到武漢。1951年，中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張執一接見了向鐵錚，分配他到中南第二工程公司工作。隨後，二公司改為華中鋼鐵公司籌備處，以後又改名為武漢鋼鐵公司，鐵錚就成為武鋼的幹部了。武鋼黨政領導對鐵錚非常關心，為照顧他的家屬，將他的妻子調進武鋼工作。向鐵錚早已退休。次子榕錚於1953年隨父去了台灣，原為軍法處少將處長，后升任中將司長，已退役，現任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