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

歷史學家

王徠真(1905~1989),著名歷史學家,民族史研究專家,中國現代史研究先驅。河北省魏縣德政鎮馬庄村人。筆名王日蔚、王守真、王受真等。1925年他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基本介紹


王真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赴武漢參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大革命失敗后,他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編輯工作和學術研究,先後在大名師範、西安高中、保定師範、寶雞中學等校任教。1930年在李立三左傾路線時期被開除出黨后,他仍在黨領導的外圍組織中,繼續為黨作了大量革命工作,後來又重新加入共產黨。
1935年失業后,先生在北平開始研究維吾爾民族史,並得到馮承均的幫助。隨後其研究有很大進展,受到顧頡剛的青睞,顧氏將其文章發表在《禹貢》半月刊上。後來他又被聘為禹貢學會名譽編輯,使其文章能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史學集刊》上發表。他以王日蔚為筆名,寫出了很多有分量的文章:1、《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禹貢》第四卷第二期)考證了伊斯蘭教傳入新疆的時間、地點、路線、經過及背景,補陳援庵《回教入中國考》之闕,指出10世紀末11世紀初,伊斯蘭教始傳入新疆南部於闐、葉爾羌、喀什一帶;元末至明中葉,傳至新疆東部哈密、吐魯番一帶;清乾隆后,勢力始延伸到新疆北路。2、《蔥嶺西回鶻考》(《禹貢》第四卷第五期)批評了陳援庵“元代遊記中之回鶻系伊斯蘭教徒之稱”及洪鈞“回鶻之衰其播遷未越於蔥嶺金山以外”的說法,指出唐末回鶻已遷入蔥嶺西而為當地土著。3、《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禹貢》第四卷第八期)論述了回鶻文化對契丹的影響。4、《與陳援庵先生論回紇回回等名稱》(《禹貢》第四卷第十期)進一步對陳援庵《元西域人華化考》、《回教入中國史略》中關於回紇、回回、回鶻、阿薩蘭回鶻等名詞的含義進行商榷,認為:元人遊記所用回紇一詞為種族之稱而非宗教之稱;回回初亦為種族之稱;《元史》所用回鶻、回回意義不確定;阿薩蘭回鶻非伊斯蘭回鶻。5、《回教回族辯》(《禹貢》第五卷第十一期)考察了回族、回教等名詞的淵源,指出回族回教含義混淆之癥結在“回回”一詞。“回回”一詞在元代其含義尚不確定,至明初始確指伊斯蘭教徒;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王岱輿顧炎武錢大昕陳垣等著名學者的誤解誤用,並引起學術爭鳴。6、《維吾爾(纏回)民族名稱變遷考》(《禹貢》第七卷第四期)對新疆信仰伊斯蘭教之維吾爾族的具體情況進行了介紹。7、《唐后回鶻考》(《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一期,1936年)涉及河西回鶻的文化與宗教。8、《丁零民族考》(《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二期,1936年)認為突厥的族源是丁零,並以為丁零(丁靈)、鐵勒、狄歷、特勒、敕勒“實均一音之異譯”,還堅持認為丁零與匈奴同種,族屬為蒙古人種;他的這一觀點對後世學者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支持他的學者有譚其驤馬長壽、段連勤、林斡等。另有《新疆之語言文字》(《新亞細亞月刊》 1935年1月)、《中世紀西方史者關於維吾爾之研究》、《新疆之伊蘭民族》等文章。這些文章在民族史、宗教史研究中影響比較大。就在1939年春,重慶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會,由重慶復旦大學教授馬宗融主持,回漢學術界著名人士如王曾善、王夢揚、王靜齋白壽彝胡風胡愈之郭沫若洪深、馬天英、馬松亭、馬堅、馬霄石、唐柯三、時子周、孫繩武、賀綠汀、陶行知、劉清揚、薛文波、顧頡剛、龐士謙等均為其會員。先生也加入其中,成為會員。
1936至1940年先生在北平、西安、武漢、重慶等地任通俗讀物編刊社編輯主任,工作重心從民族史研究轉向刊物編輯。雖然顧頡剛是社長,但先生和李一非實際負責該社。先生主持的編刊社在創作理論上強調“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希望用民眾所熟悉的文體給他們以新的內容與思想”,“適應民眾低級鑒賞力以改變他們的低級趣味……克服過去文藝脫離民眾的危機”。抗戰前,為躲避日本人的追查,編刊社的成員大部分用化名或筆名發表文章,而先生則經常化名王受真、王守真,發表其對通俗讀物的看法。在國民黨統治區,編刊社掩護黨團活動,使其成為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在白色恐怖下的一個秘密立足點。1940年,編刊社受國民黨排擠,經費難以為繼,終於停辦。
早在1938年,先生就曾在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1946年先生去當時晉察冀邊區首府張家口,在邊區教育處任編輯。1947年至1953年他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先後任教育研究室、黨史資料室編輯,研究方向也轉向中國現代史。1953年,先生轉到北京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擔任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革命史。同年,與同事劉立凱合作編寫《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出現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形成,敘述了黨成立前後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論證了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動力和領導力量。1956年先生轉到歷史系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現代史。這是我國高校成立較早的一個中國現代史教研室,這個教研室不僅擔負起本系中國現代史教學任務,還為各地高校培養中國現代史教師。
1956年秋,先生帶領王文瑞、任翰和王檜林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的編寫工作,與李新、孫思白、彭明等一起擔任主編(後來,先生被划右後,李新又調進陳旭麓蔡尚思擔任主編)。先生帶領的小組負責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全書分四卷,此部分為全書第三卷)的編寫。王文瑞寫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部分,任翰寫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政權部分,王檜林寫國民黨統治區和文化思想部分。為了寫好抗日時期的中國通史,由先生親自指導,擬定綱目,組織大家分門別類從各種報刊上收集抄錄原始資料,經整理成冊,共20餘冊,作為寫書的重要依據。經過兩年多的時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抗日戰爭時期卷》全部書稿完成,約30萬字。從1959年出版第一卷到1962年出版第四卷,《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全部完成。這是高校第一部1919到1949年間的通史教材。它確立了中國現代史框架,與中國革命史有很大不同,增加了一般革命史所沒有的內容,是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框架的奠定,為後來撰寫中國現代史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但可惜的是,由於先生1958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直至文革后,這部書的主編未能寫上他的名字,直到現在也沒有糾正。對此,李新在回憶錄里也引以為憾。
先生對待教學一絲不苟。1953年,王檜林師從先生學習如何教授中國現代史時,為了讓王檜林儘快掌握1919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的內容,先生把他全部講稿都給了王檜林,裡面有他手寫的稿子和抄錄的材料,還有從報刊上剪下來的珍貴文章和資料——先生把講這門課的家底兒全拿出來了。限於當時的條件,先生的講稿主要是革命史,王檜林在此基礎上補充了一些通史方面的資料,整理成一份比較系統的講稿,之後王檜林就根據這份講稿開始了中國現代史這門課程的教學工作。1981年,先生成為李占才和張壯強畢業論文寫作的導師,這是他平反之後第一次被安排做的“教學工作”。他要求畢業論文一定要發前人所未發。他還要求學生讀書,並做讀書筆記和讀書卡片,每周三下午將一周的讀書筆記和卡片送給他,他要核對讀書“抽象”、“感悟”、摘抄的準確不準確,然後星期六下午把核對后的筆記卡片還給學生。每周都要這樣做。當時他有中風後遺症,但仍然將錯誤一處一處的改正,哪怕是標點符號;而且對讀書筆記中學生總結的別人的思想、精神,他也要寫上一段話,指出哪些分析是正確的,那些分析值得商榷,哪些是明顯錯誤的。李占才坦言,如此嚴格的要求對他的以後的治學之路影響很大。
1985年先生從北師大的教學崗位上退下來。1989年7月7日先生因病逝世,終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