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仙太子碑

武周聖歷二年(公元699年)二月初四，武則天由洛陽赴嵩山封禪，返回時留宿於緱山升仙太子廟，一時觸 景生情而撰寫碑文，並親為書丹。碑文表面記述周靈王太子晉陞仙故事，實則歌頌武周盛世。筆法婉約流暢，意態縱橫。碑額“升仙太子之碑”六字，以“飛白體”書就，筆劃中絲絲露白。碑文33行，每行66字，

行書和草書相間，接近一章草書體。碑文上下款和碑陰的《遊仙篇》雜言詩、題名等，分別出自唐代著名書法家薛稷、鍾紹京之手。歷代書法愛好者都視“升仙太子碑”為書法藝術珍品。

升仙太子碑歷經1300餘年風雨滄桑，依然矗立於河南偃師市緱山之巔，2006年3月30日由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方武則天撰文書寫的巨碑，彰顯著這位女皇的雄才大略，飽含著書法神韻。她開草書刊碑之先河，不失為女書之精品。碑額“升仙太子之碑”六字，巧隱十個鳥形筆劃，作為唐代飛白書遺存未幾中的佼佼者而被書法界推崇。

關於《升仙太子碑》的字數，清人王昶《金石萃編》卷63《升仙太子碑》條記載為：“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當代一批人據此說法，都認為共2178字。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

《升仙太子碑》的內容由碑額、標題、序、銘、上款、下款六部分組成。標題“升仙太子碑並序”與上款排在 碑右側的第1行；碑文（序）共佔用26行，讓格7處、空7格，序文末尾處空7格；銘文佔用7行，有一格兩字10處，一格三字兩處，前6行均為68字，末行為6字；下款與末行共用1行。具體情況如下：

1．碑額“升仙太子之碑”6字。

2．第一行標題“升仙太子碑並序”7字。

3．正文（序）共26行：第3行，讓格一處，65字；第8行，讓格兩處，64字；第13行，讓格兩處，64字；第15行，讓格一處，65字；第16行，讓格一處，65字；第26行，末空七格，59字；其餘20行，均滿行66字。

4．銘文共7行：第1行，一格兩字兩處，68字；第2行，一格兩字兩處，68字；第3行，一格兩字兩處，68字；第4行，一格兩字兩處，68字；第5行，一格兩字兩處，68字；第6行，一格三字一處，68字；第7行（末行），一格三字一處，6字。

5．上款“大周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御制御書”，14字。

6．下款“聖歷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19字。

真實情況是：《升仙太子碑》為34行，武則天所書2129字（包括碑額6字），薛稷所題上下款33字，總字數為2162字。

關於升仙太子碑的廣高尺寸，《金石萃編》同條記載為：“連額高一丈七尺四寸，廣六尺五寸。”《金石萃編》完成於嘉慶十年（1805），當時1尺等於今0.31米，以此換算，則碑連額高5.394米，加碑座高1.30米，碑通高6.694米，碑寬2.015米。再用魯班尺1尺等於今0.275米來換算，則連額高為4.785米，加碑座1.30米，通高為6.085米，碑寬為1.7875米。《洛陽市志》卷14《文物志》第205頁說：“高6.7米，寬1.55米，厚0.55米。”《偃師縣誌》第697頁和《偃師文物志》說：“高6.70米，寬1.55米，座高1.30米，全碑通高8米。”地方志書中不僅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且和王昶的說法不同，以至於當代學者在文稿中出現了碑高6.70米和8米的混亂說法。

我們2005年為河南省博物院拓印《升仙太子碑》時，對碑體進行了測量，其數據為：碑身高3.59米，蟠龍首高1.65米，贔屓座高1.30米，身、首、座加在一起通高6.54米；碑廣：上寬1.58米，下寬1.74米；碑厚0.55米。由此可知，《金石萃編》、《洛陽市志》、《偃師縣誌》、《偃師文物志》的數據，都不正確。

根據升仙太子碑保存情況，結合史料綜合分析，我們認為該碑經歷了三次大的刊刻而完成。

碑陽正文下款說：“聖歷二年（699）歲次乙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這既是升仙太子碑第一次完刻 的時間，又是樹碑竣工的時間。有學者懷疑聖歷二年二月武則天拜謁升仙太子廟到六月十九日這短短的數月時間，不可能把如此龐大的碑刻竣樹起，於是把碑陰下部安國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時間神龍二年（706）八月二十七日，作為“升仙太子碑”的樹立時間，這有悖於歷史事實。

武則天於聖歷二年二月幸嵩山路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其時正是武則天為周靈王太子王子晉重修的道觀竣工之後。《升仙太子碑並序》說：“變維城之往廟，建儲后之新祠”祠“乃為子晉重立廟焉，仍改號為升仙太子廟”，是說武則天為王子晉重新修建了廟宇，並命名為“升仙太子廟”。武則天在《升仙太子碑》中稱頌緱山美景、盛讚王子晉的同時，又以很大的篇幅歌頌武周盛世，是以自贊自諛的形式為自己歌功頌德。可以想象，武則天在拜謁升仙太子廟時，《升仙太子碑並序》的碑文已是成竹在胸，樹碑工程的前期製作早已隨著升仙太子廟的重修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在碑陰的題記中清楚地記錄了參與刊碑官員的銜名，從奉敕檢校勒碑使到採石官，從奉敕模勒御書的官員到刻御字的官員等不下十人。如此分工明細的班子，足見武則天對升仙太子碑刊碑的重視程度。在武則天的心目中這麼嚴肅而重大的一件大事，怎麼可能把它拖在自己百年身後呢？武則天在天冊萬歲元年（695）初明堂被燒毀后，當即下令重建，一年半后，高二百九十四尺、廣三百尺的明堂便告竣工。升仙太子碑的刊碑樹立僅比明堂的再造晚三年多時間，對於處事果斷、政令森嚴的武則天來說，在她拜謁升仙太子廟四個月後樹起一通升仙太子碑，只是一件區區小事而已。

如果我們再細細品讀碑陰左側參與刊碑官員的銜名題記，就會使問題變得明朗。刊碑官員的銜名題記如下：

題 御制及建辰並梁王三思已（以）下名臣薛稷書

採石官朝議郎行洛州來庭縣尉臣王晙

題諸王芳名左春坊錄事直鳳閣臣鍾紹京書

承議郎行左春坊錄事直鳳閣臣鍾紹京奉敕勒御書

宣議郎直司禮寺臣李元琛勒御書

直營繕監直司韓神感刻御字

洛州永昌縣臣朱羅門刻御字

臣卓勒字?

麟台楷書令史臣□□□勒字?

以上題記中“臣”字全部使用武周字，整個題記書寫風格一致，應是出自一人之手，說明題記是在同一時期刊刻完成的。題記同時把第一次刊刻的內容及分工情況分四大塊做了詳細說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題記中“題御制及建辰”的“建辰”二字，正是對碑陽下款“十九日壬寅建”即“升仙太子碑”建碑時間的補充說明。?

薛稷題寫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是武則天拜謁升仙太子廟時的隨行大臣。他們依次是武三思、王及善、蘇味道、魏元忠、狄仁傑、婁師德、楊再思、吉頊八位大臣，每個銜名佔一行，刊刻在碑陰右邊的中上部。第九、十行刊刻在碑陰正中。第九行全部被鑿去，鏨鑿痕迹明顯。第十行人名被鑿去，只留官銜“敕檢校勒碑使守鳳閣舍人右控鶴內供奉騎都尉臣”。以上從臣銜名中“國”、“人”、“臣”字，採用武周字題寫，整個銜名題記無修改痕迹，與碑陰左側參與刊碑官員的題記均在一個平面上，說明兩者同一時段所刻。第八位和第十位從臣的銜名中分別題寫有“左控鶴內供奉臣吉頊”和“右控鶴內供奉”官職。“控鶴府”設置於聖歷二年正月，也就是說這些從臣隨武則天拜謁升仙太子廟的前三個月，控鶴府就已經設立（天授元年初，敕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拜謁太子廟是在聖歷二年二月，所以“正月”比“二月”早了兩個月）。到聖歷三年的六月，控鶴府改為奉宸府。這說明升仙太子碑文所記與史籍相符，進一步證明了升仙太子碑的刊碑和樹立時間是在聖歷二年。

第一次刊刻的還有題記中寫明的由鍾紹京題寫的“諸王芳名”。在碑陰左邊中上部有宣統元年（1909）韓人金秉萬等題寫的兩首詩，疊刻在一片鑿痕上，在薛稷題寫的武三思等從臣銜名上部平行對應的位置。從鑿痕的整體情況看，應是首刻“諸王芳名”的部位。

武周時期的第二次刊刻，就是碑陰額首由薛曜書寫的武則天的雜言詩《遊仙篇》：

雜言 遊仙篇 御制 奉辰大夫臣薛曜書 絳宮珠闕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飄紫芝蓋，黃庭夕轉彩雲車。周旋宇宙殊非遠，寫望蓬壺停翠幰。千齡一日未言賒，億歲嬰孩誰謂晚。逶迤鳳舞時相向，變囀鶯歌引清唱。金漿既取玉杯斟，玉酒還用金膏釀。駐廻游天宇，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翹心祈五色。仙儲本性諒難求，聖跡奇術秘玄猷。願□丹誠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

以上刊詩中，“臣”、“日”、“天”、“聖”字，採用武周字，說明刊刻於武周時期。題寫御制詩《遊仙篇》的署名“奉宸大夫臣薛曜書”，並沒有和碑陰左側的薛稷、鍾紹京同列在一起，而是直接題寫在首行“雜言·遊仙篇·御制”的下面，這是為什麼呢？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得寵於武則天，武則天置控鶴府，安排他們當長官。“久視初（700），以控鶴監為天驥府，又改奉宸府，……以左右控鶴為奉宸大夫”。“奉宸大夫臣薛曜”的署名，可以判斷《遊仙篇》的刊刻時間在久視改元后。此外，河南登封市“石淙會飲”摩崖石刻，“夏日游石淙詩序·聖制”的署款“大周久視元年歲次庚子律中蕤賓十九日丁卯，左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臣薛曜書”，也可佐證《遊仙篇》的題刻時間在久視改元后。再者，《遊仙篇》尾句說：“願□丹誠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聖歷三年（700）五月，武則天在三陽宮避 暑，服食了僧人胡超煉製的長生不老葯，“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久視”，語出《老子》五十九章：“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即永不衰老之意。《遊仙篇》詩尾句與史籍相互印證，說明其成詩時間在改元久視之時或稍後。

武則天最終還是下決心立兒子李顯為太子，於聖曆元年三月把他從湖北房州接回洛陽。八月，武則天的侄兒武承嗣對立為太子感到絕望。九月，李顯立為太子。但李、武兩個政治集團的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武則天擔心自己死後他們會爭鬥，便採用“明堂立誓”、“李武聯姻”的手段，儘力緩和兩股勢力的矛盾。“方期久視御隆周”句，明確道出武則天期待長久統治中國、穩定大局的心態！大足元年（701）八月，78歲的武則天年邁多病，政事多委於張易之兄弟處理。太子李顯的兒子李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之夫魏王武延基私下議論此事，張易之告訴了武則天，“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李顯在長子、女兒被殺后，內心的痛苦和無奈可想而知。而張易之兄弟也十分不安，擔心李顯日後登基，會遷怒於自己，為了取悅武則天，於是便上言武則天，並派薛曜把《遊仙篇》題刻在升仙太子碑上。

分析至此，可以認為碑陰《遊仙篇》的刊刻時間，在大足元年(701)九月左右。在第一次刊刻的武三思等從臣的題名往上0.20米處至整個碑身上沿連同碑額，有輕淺的鏨鑿痕迹。這些鑿痕是因為當初刊碑倉促而沒有打磨光滑，還是原刻有文字出於什麼原因而被鑿去，我們不得而知。

升仙太子碑第三次刊刻，碑陰下部有題記26行。前5行有云：“大唐神龍二年（706）歲次景午水捌月/壬寅金朔二十七日戊戍木開府/儀同三司左千牛衛大將軍上柱/國安國相王奉/制刊碑刻石為記。”後面21行是12 位“王”的銜名。唐中宗李顯神龍元年正月複位，恢復唐朝，二月即宣布廢除武周字，所以題記中已不見武周字。他命自己的弟弟安國相王李旦率一幫大臣去緱山，不會僅僅是為了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碑上。“刊”是刊削、刊定、修正的意思，因而“刊碑刻石”意為鑿去碑陰原有不需要的部分，刻上新的題記。那麼，碑陰被鑿去的內容是什麼，對中宗意味著什麼？

前面提到，碑陰上共有兩處明顯的被鑿痕迹。一處在中間，即第一次刊刻時由薛稷題寫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第9位、第10大臣。第9位的銜名自上而下全部被鑿去，留下一道1.40米長的鏨痕。第10位的名字被鑿去，空留著一行職銜在上面，為“敕檢校勒碑使守鳳閣舍人右控鶴內供奉騎都尉臣”，可見是一位控鶴府的官員。聖歷二年置控鶴府時，除張易之為控鶴監外，張昌宗、吉頊、田歸道、李迥秀、薛稷、員半千6人均為控鶴監內供奉。碑陰題名為控鶴內供奉吉頊、薛稷的名字沒有被鑿。員半千“長安（701-704）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可見他並沒有當這個官。田歸道、李炯秀雖分別有免官、遭貶的經歷，但均又被中宗所用。那麼，這個“奉敕檢校勒碑使”應該就是張昌宗了。右邊被全部鑿去的第9行，也只能是當時的控鶴監張易之了。二張兄弟在神龍元年中宗複位的軍事政變中，以叛賊的罪名被殺掉。但與升仙太子碑僅有一山之隔的“石淙會飲”摩崖石刻，他們的詩歌怎麼沒被清除？張昌宗的名字被鑿去，應該和一件事情有關。在升仙太子碑刊立一年後的久視元年初，因張昌宗貌美過人，武三思上奏武則天，說張昌宗是王子晉後身，武則天遂命張昌宗穿著羽衣，模仿仙人王子晉的樣子，騎著木鶴，吹著笙嘻戲於內殿，奉宸府的文學之士皆賦詩讚美之。這件事情傳到宮外以後，不明事理的人認為，升仙太子碑是武則天為張昌宗之輩樹立的（至今尚有人這麼認為）。中宗擔心銜名於碑陰正 中的張昌宗之名誤導更多的人，以至於曲解母親武則天書立升仙太子碑的真正意圖，從而命相王李旦把張昌宗之名鑿去。以上分析說明，中宗因兒子、女兒竊議二張而被逼殺，不敢歸咎於自己的母親，遂遷怒於二張，把他們的銜名從碑上鑿掉。

另一處被鑿去的是鍾紹京所題的“諸王芳名”，鑿痕寬0.48米，從下部參差不齊的鑿痕看，“諸王芳名”與“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書寫款式相同，即每人佔一行，共有10位。第一、二、九、十行的鑿痕長0.88米，第三行至第七行的鑿痕長0.70米，第八行的鑿痕長1.60米。被鑿去的這十位王的“芳名”是誰呢？中宗當過廬陵王，在拜謁升仙太子廟之前的聖曆元年（698）九月，已被立為皇太子，不可能再作為“廬陵王”位列“諸王芳名”之中。武則天的孫輩諸王尚在幽禁之中，直到聖歷二年十月方復出閣，所以他們當時不可能參與“拜謁”之列，也就不可能把“芳名”題刻到“諸王”之中。只有聖歷二年正月被封為相王的“武旦”，才有可能題刻於“諸王芳名”之列。餘下的九位“王”則可能是武則天的侄兒、侄孫諸王的銜名。李顯立為皇太子，武承嗣怏怏而死，不能不說是對武氏諸王的一次打擊。深知後果嚴重性的武則天，在剛剛拜謁升仙太子廟后的聖歷二年四月，便親自導演了旨在緩和李武矛盾的“明堂立誓”之事。試想，正在煞費苦心地為消除太子兄弟與諸武之間的矛盾而做著一系列努力的武則天，怎麼可能拋卻武氏諸王而把尚在幽閉之中的孫輩諸王全題刻在升仙太子碑上呢？

神龍元年正月政變中，武則天被迫傳位於中宗，被武則天改姓的李氏子孫恢復舊姓。五月，中宗下旨，旨諸武河內王武懿宗等12人都由王降為公。十一月武則天崩於上陽宮，次年五月同丈夫唐高宗合葬於乾陵。八月，相王奉制“刊碑”，同月二十七日“刻石”為記，相王已由“武”姓恢復為“李”姓，怎能讓碑上還留著“武旦”的姓名。這樣，鑿去的是中宗、相王兄弟一段難以啟齒的辛酸屈辱史，刻上的是李唐王朝的威風，因而碑上題記開頭的“大唐”二字顯得格外耀眼。

“諸王芳名”雖被鑿去了，而“題諸王芳名左春坊錄事直鳳閣臣鍾紹京書”卻被完整地保留下來。這絕不是中宗一時疏忽大意，而是通盤考慮的結果。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題記里，鐫刻了中宗敕封的包括李旦在內的13位“王”的銜名，唯獨缺少了題書者的銜名。這一鑿一刻中的“留”和“缺”，兩者相互印證，恰恰說明神龍二年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題記，當出自鍾紹京之手。只有這樣，李旦才有可能手下留情，保留聖歷二年“題諸王芳名左春坊錄事直鳳閣臣鍾紹京書”的銜名。鍾紹京以書法著稱，武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鍾紹京所書。遺世的《靈飛經帖》，字體精妙，後人多用做習寫小楷的範本。升仙太子碑由鍾紹京書寫的神龍二年題記，為鍾紹京書法碑刻之僅存者而被世人所珍視。

碑陰中、下部有宋代題名和清代題詩，這裡就後者略加論說。

據中州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清人耿介《中州道學編》“鍾國士傳”記載，鍾國士字爾知，河內（今河南沁陽 市）人。7歲時就學師塾，成年後憤世憤世嫉俗求仕途。他早年攜家隱居於陽翟（今河南禹州市），寫過一首《移家陽翟》詩，云：“卜居家陽翟，結茅潁水隈。高台堪眺望，曲岸足徘徊。攜冊隨榆柳，荷鋤問草萊。薄田充八谷，晨夕亦悠哉。”可見他早期即追求田園生活。后奉父移居於緱山下，讀書論道，從學者日眾。聞直隸容城孫奇逢倡道河南輝縣蘇門山，遂棄舉子業，從學蘇門。在這裡他喜得伊洛淵源之要旨，於是廢寢忘食地研學其精髓。后復還緱山，結茅數椽，題曰“存一齋”，讀書其中，悠然自得。空暇時則攜酒登山，與友人相坐於古柏下，談詩論文，竟日忘返。染病後自作輓詩，沐浴更衣，卒於緱山。可見鍾國士鍾情於緱山，在此度過了他的後半生。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冬日，他於升仙太子碑碑陰神龍二年題記得記得部題詩兩首。其一，七言絕句《登緱山》：“地以人稱自古然，緱山指大列中天。不因王喬修道后，誰譏孤峰海內傳。”其二，五言律詩《緱山社集》：“子晉飛升處，古今人盡傳。群峰拱四壁，一嶺主中天。笙鶴仙蹤杳，詩書靜習偏。得聞如我輩，日上弄雲煙。”他在詩中寄寓著尊道崇仙的思想，同時他還偏愛緱山的美景。因此，他棄文學道，效法王子晉，悠然自得地隱居緱山，直至終老是山。

升仙太子碑碑陰左邊中上部的鑿痕上，刻有一首七絕：“黃河嵩岳抱縈廻，中有緱山遠客來。王子不還笙鶴斷，夕陽呵筆下荒台。”署名為“韓人正三品通政大夫內閣前秘書監丞金秉萬”。

金秉萬，字宜橋，朝鮮人。他在朝鮮李氏王朝中擔任的職務，署名作了交代，是朝廷高級官員。他是著名的反日誌士。朝鮮自甲午戰爭（1894）后，從清朝的屬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於1907年在朝鮮專設統監府，由日本原首相伊藤博文任統監，挾制朝鮮李氏傀儡皇帝。伊藤上任后，立即增兵入朝鮮，瘋狂鎮壓當地的反日鬥爭，據日局統監府的統計，1907-1908不到二年的時間，日局就捕殺了15000多名反日朝鮮人。金秉萬為躲避日局的追殺，於1907年來到中國河南。當時中國正處於辛亥革命前夜，金秉萬積極投入其中，與張鈁、于右任、楊勉齋等眾多的辛亥革命先驅有過交往。據《偃師縣誌》記載：“楊源懋（1886-1912），字勉齋，偃師緱氏官莊人。自幼聰悟異常，學識超群。17-19歲之間，連續考取秀才、舉人、進士，人稱‘中州才子’。曾授法部主事，目睹清庭腐敗，辭官回鄉，借緱山南麓古廟，創辦偃師警務學堂，開豫西警務之先河。1912年舉為省臨時議會議長，到汴任職。”就在這幾年間，金、楊二人過從甚密，建立了特殊的友誼。民國 20年（1931），張鈁為楊父撰額的《楊治堂墓表》（碑現存偃師市第二高中）中記載：“勉齋主任中州教育，先生創巡警學校邑之緱山，畢業者百餘人，開豫省警政之先聲。”“海內志士群起，謀改政府，邏騎四方。山左劉恩錫走嵩洛間，住先生家。朝鮮人金秉萬亡命來歸，寓緱陽學校，供給將獲久弗衰。”按：這裡所說的劉恩錫（1872-1925），字冠三，山東高密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曾任山東臨時議會副議長、山東招討使、國會議員等職。金秉萬題詩的落款時間為宣統元年菊月（1909年農曆9月），正是楊勉齋創辦緱山警務學堂，金秉萬在豫活動的時期。據其它資料記載，1909年間，金秉萬不僅頻繁地來往於汴洛之間，還和劉恩錫、商震等於河南新蔡的“同盟先驅”單懋統處商籌傳播革命的方法。商震（1884-1978），字啟予，浙江紹興人，日本陸軍學校畢業。早年加入同盟會，歷任國民黨軍中要職，抗戰後任國民黨外事局長，駐日代表團團長。1949年從商定居日本。1978年5月15日逝於北京。單懋統（1893-1927），字錫嘏，曾用名單昌、單希古，河南新蔡人。清河陸軍預備學校（后改為中央軍政學校）畢業，入保定軍校九期步科，后入黃埔軍校，曾任第四、五期黃埔教官。

1912年楊勉齋就任河南省臨時議會議長不久，病逝省城開封，金秉萬寫過一副輓聯，云：“公真由嵩岳鍾毓而生，雅望重當時，亦俊偉，亦光明。為學界則樂育才，為戰事則思流血，為議會則倡發言。何期大局粗平，振衣看民國成功，一笑乘風遽歸去。/ 我倍增秋水蒼茫之感，私交在平日，無主賓，無畛域。論疏財似齊鮑叔，論救難似漢孔褒，論詩文似唐杜甫。竟致中途長別，伏枕疑故人入夢，五更落日太凄涼！” “戰事則思流血”指1911年10月于右任、張鈁、楊勉齋新組建的東征軍之崤西之戰，楊親自督陣，身先士卒，與敵血戰三日夜，終於擊潰清軍，取得勝利。“疏財似齊鮑叔”用齊國鮑叔牙疏財於朋友管仲的典故。“救難似漢孔褒”用東漢孔褒、孔融兄弟爭相承擔責任、甘願受法律制裁的典故。聯中對逝者的人格、文才、功德等，給予極高的概括評價，又憶及逝者生前對自己的恩德，二人“無主賓，無畛域”即不分彼此、沒有界限的深厚友誼，對逝者充滿著感激思念之情。整個輓聯遣詞精闢，用典貼切，對仗工整，平仄和諧，不難看出金秉萬有著深厚的漢文化修養。金氏作為朝鮮人，出此佳作，實為難能可貴。

金秉萬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緱山，題詩升仙太子碑碑陰。他雖然身在異國他鄉，但自己祖國的反日獨立大業始終縈迴於心中，懷著憂國憂民、壯志未酬的心情登上緱山，賦詩抒志，以壯情懷。國際反日誌士登上緱山，題詩碑陰，應該是留在緱山滄桑經歷中的特殊烙印，是升仙太子碑上的一個歷史點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