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

2010年的時候，越南慶祝遷都河內拍攝了一部電視劇《李公蘊——到升龍城之路》。結果這部電視劇在最後時刻被越南當局禁播，理由是太過“中國化”。這實在是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因為在李公蘊（越南李朝的建立者）的那個時代，越南統治者大概只會是“華”化猶嫌不足，而不會急急與“中國”劃清界限的。

現代越南的主體民族自稱“京族（Kinh）”，意即住在京畿里的人，但越南北部少數民族傳統上都稱呼京族為“交（Keo）人”，這個名稱來自歷史上的“交趾（阯）”。最初的“交趾”指的是南嶺以南。在秦末動亂中，河北正定人趙佗割據嶺南，建立了持續將近一個世紀的南越國。

越南人對“南越”的心態非常矛盾，在封建時代，南越被看做越南“自己”的政權，就連阮福映向嘉慶皇帝求取國號時最初要的也是“南越”。但趙佗終究是“北人”，於是越南的歷史被追溯到了更為久遠的時代，“雄王，貉龍之子，涇陽之孫，定都曰文郎，相傳十八世皆稱雄王”。到了現代越南的歷史教科書里，雄王已經成為越南的歷史始祖，而趙佗和他的南越國，則成了陰險的北方侵略者。

這樣的變化，一如朝鮮半島上尊檀君而棄箕子，自然更多出於民族主義考量而非真實的歷史。公元前111年，漢軍三路起兵，滅亡南越，在其故地設置7郡，其中的交趾（治在龍編，今河內東北）、九真（治在胥浦，今清化）、日南（治在西卷，今廣治）三郡在今天的越南境內。

“交趾”首次成為中原政權正式行政區名標誌著越南的歷史也進入“郡縣時期”（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越南稱“北屬時期”）。中原文化在這一時期源源輸入越南，越南封建時代的正史《大越史記全書》坦率地承認，“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士王始”，其中的“士王”即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交州太守、祖籍山東的士燮。

但與漢文化在越南牢固紮根的局面不同，中原政權對交趾三郡的統治始終未能鞏固。中原王朝派遣到那裡的官吏，多是帶罪的貶官，良莠不齊。如士燮之屬，實在是鳳毛麟角。於是，交趾地區豪族叛亂接二連三地發生，由東漢名將馬援平定的“二征起義”和梁朝大將陳霸先（日後陳朝建立者）鎮壓的李賁起義就是其中規模較大的兩次。到了唐代，交趾被改置“安南都護府”，雖然所轄仍是郡縣，但“都護府”的名稱暗示已異於內地。

9世紀中期，南詔（在今雲南）兩次出兵侵佔交州，“交趾湮沒十年……人不聊生”。為防禦南詔而調去的駐軍嘩變引發的龐勛起義最後被證明是傾覆大唐帝國的導火索，而越南本土意識也從對大唐帝國的失望中萌發。

唐宣宗時，已有人做《刺安南事詩》：“南方不擇吏，致我交趾覆；連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唐末中州板蕩，對安南的控制已是鞭長莫及，地方豪族趁機興起，939年，吳權在白藤江之戰擊敗了南漢軍隊。

雖然吳權死後安南又陷於四分五裂，但丁部領終於能夠在968年翦平“十二使君”，建立丁朝（968─980年），國號“大瞿越國”（后改“大越國”，“瞿”亦作“大”解，系漢語與本族語同義疊置。大韓民國的“韓”亦“大”之義與之類似），是為越南自主政權的開始。隨後，宋朝承認安南為“列藩”，冊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至1174年，南宋朝廷正式冊封“安南國王”，連名義上的郡縣地位也放棄了，邊徼遂變成了鄰國。

以邊藩自立的大越國儘管遠離中原王朝統治的中心，卻全方位模仿和移植了中國文化、經濟、政治制度。李朝（1010-1225年）的官制分文武兩班，各九品，地方有知府、判府、知州，中央還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的重職。李朝建立之初就修文廟以供奉孔子和周公，師法唐宋的科舉制度；文章皆用漢字，漢音亦滲入越語而形成反映唐代中葉以後漢語音的漢越音，以至於每個漢字都有對應的漢越音念法，用漢越音誦讀佛經的傳統一直保持在當代越南僧侶之中。

在“大越”的統治者看來，自己與中國（“北朝”）是同屬於“華夏”的大小國，並沒有從屬關係。《大越史記全書》開宗明義，“大越居五嶺之南，乃天限南北也。其始祖出於神農氏之後，乃天啟真主也。所以能與北朝各帝一方焉”。

曾率兵入侵廣西、屠城邕州（今南寧）並與宋軍交戰的李朝大將李常傑（1018-1105年）曾作過在越南非常有名的一首詩，內有“南國山河南帝居”之句，戰後越方在歸還宋朝的俘虜時，在20歲以上的俘虜身上都刺有“投南朝”字樣。此時的越南已有自己的正式國號“大越”，但無論是李常傑的詩句還是俘虜的刺字都不用“大越”自稱，而以類似中國古代的南朝、北朝看待兩國關係，實質也隱含著雙方平等並立，但同屬於華夏文明的意味。

十三世紀，大越國先後經歷了改朝換代與蒙元入侵。1225年，陳守度篡李建立陳朝（1225-1400年）。陳朝建立后很快遭到了蒙古鐵騎的三次入侵（1258年、1285年、1288年）。大越國的民族意識在殘酷的戰爭中空前高漲，主持抗戰的興道大王陳國峻凜然表示“先斷臣首然後降”，在《檄將士文》里直斥“蒙韃乃不共戴天之敵”，普通士兵也在手臂刺上“殺韃”二字，誓死不降。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檄將士文》中，第一次出現了越南自稱中國的記載（“為中國之將侍立夷宿而無忿心”）。陳朝的頑強抵抗，加上炎熱的氣候、肆虐的瘟疫、複雜的地形，阻止了全世界最強大的蒙古軍向中南半島擴張的企圖，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陳自立，建立胡朝，改國號為“大虞”。篡陳事體傳到明朝，明成祖決定“興滅繼絕”。“頃因胡政之煩苛，致使人心之怨叛”，永樂五年，明軍順利俘獲胡季犛，將安南之地重置為交趾布政使司（省）。

但自從丁朝以來，安南自立已有四百餘年，加之中越史籍都提到明朝官員“重科厚斂”，令安南人的反抗不斷。先是陳朝宗室相繼起兵（后陳朝，1407-1413年），接著黎利在蘭山舉起義旗（1418年），“當義兵初起之時，正賊（指明朝）勢方張之日”；而數年之後，明朝的統治已經局限在東關（今河內）等幾個孤立據點之內。

明宣宗即位后，一方面已有放棄安南之意，另一方面也派兵援救安南，意圖在取得軍事勝利的條件下體面撤軍。結果也無法如願，“兩路救兵，既不旋踵而俱敗；各城窮寇（指明軍），亦相解甲以出降”，終於被迫放棄安南（1428年），承認黎利重建“大越”。黎利的謀士阮廌遂寫作名篇《平吳大誥》，以彰其功。這篇一千五百字的雄文開篇就是“惟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可以說是把越南統治者南北朝的心態刻畫得淋漓盡致了。

后黎朝在黎聖宗時代（1460-1497年）臻於極盛，但進入16世紀就由盛轉衰，1528年以後更是出現了兩次“南北朝”。先是莫朝佔據北方，后黎朝在南方復辟；1592年莫朝被趕到越北高平一隅之後，號稱“中興”的后黎朝再次南北一分為二，北方鄭松“挾天子以令諸侯”，南方阮潢與之相埒，自稱大越國阮主，中日史籍則稱之為廣南國。1627-1672年，鄭阮大戰7次，結果人口多於南方三倍的鄭主未能消滅阮主。最後雙方約和，以靈江（十分接近北緯17度線）為界，南阮、北鄭對峙的局面持續了二百多年。

公元1802年，阮主後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義（1771-1802年），統一全國，建立越南末代王朝——阮朝，今日的“越南”正是其從北京求來的正式國號。但阮朝皇帝在國內更中意的其實是“大南”，還製作了“大南天子之璽”，用“大南”與“北朝”平起平坐的姿態盡顯無遺。

和越南歷代王朝一樣，這個政權雖在名義上接受宗藩體系，向清廷稱臣，但在國內毫不猶豫地僭越為“皇帝”。越南式的“華夷觀”於此時登峰造極，在阮朝皇帝眼中，已是唯我獨“華”，清朝的正統性受到了強烈質疑。

在阮朝看來，它才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是中國的嫡系正統，而清朝是“以夷變夏”的“夷”，是外國，只是憑藉武力征服才獲得的統治地位。阮福映曾經聲稱：“中國之於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誠來斯受之”，此處的“中國”已是阮朝的自稱。阮福映的繼承者明命帝與廷臣討論“甲胄之制”時乾脆嘲諷清朝“朝衣朝冠皆從夷習，非古人服飾之制”；當時越南名儒潘輝注甚至直言不諱，北方的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的版圖，但並未承襲其衣冠文明，“胡俗之移人，一至浩嘆如此”，清朝的“中華”資格被徹底否定了。

於是乎，在阮朝的官方史書《大南實錄》里比比皆是的“夏”、“漢”竟然全數是指京族，譬如“嘉隆年間設置職管員役，耳濡目染，漸入漢風；若加之政教，用夏變夷，想不出數十年，可使與漢民無異”，這段文字寫的其實是當時越南侵佔柬埔寨並實施強制同化，與中國的漢人沒有任何關係。

至於清朝統治下真正的中國人，就只能被稱為“唐人”、“北人”甚至乾脆是“清人”了。在阮朝時期成書的《嘉定通志》中寫有“華民、唐人、高蠻雜居”，其中的“高蠻”是高棉人、“唐人”是移居越南的中國人，而“華民”指的也是越南本國的京族。

時過境遷，曾經那麼執著於“中華”名分的越南，今天卻連一部電視劇也急急要與中國劃清界限，實在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