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

1896年協助梁啟超辦《時務報》。在該報上發表《中國除害議》一文，抨擊科舉制度，受到張之洞干涉，文未登完而中輟。1897年隨梁啟超赴長沙任時務學堂教習，同時給澳門《知新報》撰稿。不久，被康有為推薦為日本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大力進行維新變法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在旅日華僑中影響很大。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追隨康有為在海外流亡多年。1889年在美國舊金山與梁啟田創辦保皇黨機關報《文興日報》進行論戰達兩月之久。失敗后前往廣州，創辦《國事報》，繼續同革命派報紙進行爭辯。辛亥革命后在天津作寓公。1945年去世。

1890年秋初次謁見康有為，著弟子籍，1891年入長興里萬木草堂受業。徐勤治學勤奮，“堅苦剛毅，以進於成”，是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又因其為人慷慨，性情爽直，能“急朋友之難”，深得康有為的嘉許。徐勤家境相對寬裕，且少年持家，“常供養朋友之才賢者”，萬木草堂幾次搬遷及平日刻板印書之費，皆由他出，而他自己“幾以任恤破其家也”。徐勤心直口快，康有為也曾當面指出他“好善如不及，疾惡如探湯，好面折人，不能容人過，強御則益折之。”在萬木草堂，學有餘力的弟子常協助康有為編書，“編書工作徐勤最積極”，“逢編書日，有晏起未列席者，即入室干涉。”1896年，徐勤與另一名草堂弟子王覺任擔任學長，主持草堂的管理和教學工作，講課答問，一如既往，這也為他後來主持橫濱大同學校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徐勤是最早接受康有為變法思想的草堂弟子之一，也是最早投入變法宣傳和實務之中的弟子之一。1895年12月，上海強學會成立，康決定設立一機關報即《強學報》，以與北京的《中外紀聞》形成南北呼應之勢，因康有他事在身，於是電調徐勤與何樹齡赴滬主持報務。徐何二人於次年1月初抵滬，他們秉奉康有為釐定的宗旨，以孔子紀年，高舉“自強”的大旗，大論變法的必要性。《強學報》雖然只出了三期便遭封禁，但因由徐何二人主編，完全反映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政治色彩鮮明，甚至還第一次在報刊上登出了開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其意義不可低估。同時，這次上海之行也是徐勤正式登上政治生活舞台的開端，徐勤在上海結識了不少新學之士，開闊了視野，為日後的政治活動打下了一定基礎。

1897年2月，徐勤與康廣仁等人在澳門辦起《知新報》，並出任撰述，連續發表了《地球大勢公論》等系列政論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指出俄國是當前中國的頭號敵人，寄言中國學習歐美日本，實行變法維新，十年就能收復國土並抬頭於世界，在當時的維新派人士中，也堪為較有見地和激進的言論。1897年秋冬，徐勤在《時務報》上連載發表了《中國除害議》，揭露中國的“十二大害”，鼓吹變法除害，又極力抨擊科舉制度，引起清朝官員的仇視，張之洞特授意幕僚梁鼎芬馳函當時《時務報》報館經理汪康年予以壓制，汪遂不續登。

徐勤還稱讚孟子“重民仁天下”的思想，認為這是“孟子大義”，但不幸為後人所忽視。他把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糅合到“民本”思想中，在《<孟子大義述>自序》中，他指出：正是由於“為民”還是“不為民”，使孟子與吳起商鞅等“一時之士”或“一國之士”不同，成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同時，他寄希望於統治者，若他們能像華盛頓一樣“變民主而為民”，則天下變為“君民之世”，而“非君之世也”。

徐勤也是康有為最忠實、信賴的門徒，被人譽為“康氏之子路”，他與康有為關係之密切，甚至連梁啟超都及不上。戊戌政變發生后，康有為罹難舟中，危難之際，作書託付徐勤照料老母家人，由此可見一斑。後來徐勤任保皇會副會長，保皇會改為憲政會後則出任副總裁，積極協助康有為推行保皇運動，論其力其功，不愧為康氏之股肱。

1897年正值維新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康有為發動手下弟子，聯絡國內維新志士，廣造變法言論，大設學會及各類新式團體，躬身維新實踐，應該說正是身邊需要得力助手的時候，而此時康有為派遣以徐勤為首的四位心腹弟子東渡日本，執教橫濱，不愧為康有為高瞻遠矚之舉。徐勤等人也不負師門厚望，他們在推行以“學以報國”為主旨的勵志教育的同時，以橫濱大同學校為中心，廣泛聯絡華僑，鼓吹變法維新，開創了維新派在海外的第一塊根據地。

1897年冬徐勤受任橫濱大同學校總教習之時，年僅二十五歲。

在許多方面，徐勤都接受了康有為的觀念，從徐勤的身上，的確最能看到康有為的影子，是故有人稱他為“不是康有為的康有為”。同康一樣，徐勤也是在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代表，在看到西方槍炮威懾的同時，他們亦領悟到西方國家在政治制度上的優勢，感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康有為、徐勤等為救國奔走，倡導維新，致力於啟蒙工作，並希望從傳統之中發掘出能立得起來並可與西方文化抗衡的東西，“孔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們唯一能找到的答案。他們希冀在“傳統”和“新學”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以使文化的發展符合社會變革的需要，然而傳統的教化已經深入骨髓，儘管提倡新學，也改變不了他們心理上的傳統文化的優勢，使他們呈現欲“新”還“舊”的特點。這種思想上的矛盾也是文化轉型時期近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共性問題，即既有固守傳統的一面，也有因時“納新”的一面，並希冀尋找二者的結合點。儘管這種努力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從努力的方向和動機來看，他們還是邁出了有意義的一步。

無論如何，作為近代愛國志士和先覺者之一，徐勤的所有活動，都是以救國報國為出發點的，他身在日本，心繫中華，始終都關心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1898年初，徐勤剛到橫濱不久，他就飛鴻至當時消息靈通人士、上海《時務報》編輯汪康年，問訊國內最新舉動。1898年11月，徐勤還秘密回國，處理一些政變的善後事宜。庚子前夕，康有為策劃勤王運動，調徐勤離橫濱，此後徐勤再也沒有回過橫濱大同學校。

徐勤離開橫濱后，由另一康門弟子林奎（字慧儒）繼任總教習。1923年橫濱遭大地震，橫濱大同學校毀於一旦，是故“無形解散”，今校址已不復存，檔案也全無，其歷屆學生姓名也多無從稽考，但其畢業生咸備愛國之志，大都投入了當時浩浩蕩蕩的救國運動，如近代愛國學者蘇曼殊就是其中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政變后，以梁啟超為首的康門弟子群來到橫濱，為橫濱大同學校增添了新的力量，除林奎外，梁啟田（字君力）、鍾卓京、勞焜（字伯燮）、鮑熾、羅昌等都先後出任過中文教習，1899年橫濱大同學校的學生總人數也由150名增至200餘名。梁啟超還在橫濱大同學校創立了“志學會”，引導學生討論政治得失，分析各種變法主張。稍後梁啟超又創辦了神戶同文學校和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橫濱大同學校的優等生馮懋龍（自由）、馮斯欒、鄭貫一、曾廣勷、鄭雲漢和張汝智等七人也升入東京高等大同學校繼續學習，同時湖南時務學堂的林圭、蔡鍔、范源濂、秦力山和唐才質等十餘人也進入該校。由於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更為自由寬鬆的氣氛，諸生“高談革命”，並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前往交流學習，使之成為中國留學生在日本一時之大本營，這也算是橫濱大同學校的擴展和提升。

1900年徐勤隻身南洋，聯絡華僑志士，籌集經費和籌劃起義，冀圖對抗以慈禧、榮祿為首的后黨，重新扶立光緒帝，同年4月還曾潛回廣東，召集勤王之士，數月後，勤王運動終告失敗。1904年徐勤在香港創辦《商報》，翌年冬在新加坡創辦《南洋總彙報》，後來還創立廣州《國事報》和《國是報》，“日僕僕於南洋、美、墨十餘年”，全力投身於保皇活動。1912年徐勤被海外華僑推選為國會議員，歸國后曾任進步黨廣東支部長、華僑宣慰使等。1916年2月曾募兵反袁，在“海珠事變”中負傷，逃至香港，后移居澳門，晚年居住天津。

縱觀徐勤一生，雖未秉革命之志而行維新保皇之道，但其“志芳而行潔，至公而無私”，為國奔走，飄零半生，“二十年中雖敗不舍，雖勞不倦，貧賤不移，威武不詘”，精忠報國，令人敬服。而橫濱大同學校時期是徐勤事業的第一個高峰，他在橫濱大同學校推行的勵志教育，儘管仍有諸多不足和缺陷，但它最早在海外吹響了教育救國的號角，傳播了變法圖強的思想，促進了海內外華人的覺醒，也不失為近代中國史冊上的一個亮點。

摘自 陳學章、王傑：《徐勤與橫濱大同學校》，方誌欽、王傑 主編：《康有為與近代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69頁。

摘錄經作者本人同意。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神州國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24頁。又，康有為在《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1913年2月《不忍》第一冊，文部第4－6頁）稱（徐勤）“從吾游者二十有四年”，疑為誤記，參考其它著述，應為二十三年，即一八八九年徐不曾拜見康。

《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26頁。

《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不忍》第一冊，文部第4頁。

梁啟勛：《“萬木草堂”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第68頁。

北京強學會機關報，初名《萬國公報》，因與上海傳教士所辦報同名，1895年12月16日起更名為《中外紀聞》。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35頁。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8頁；康有為：《致何樹齡徐勤書》（1896年1月26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戊戌變法前後·康有為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頁。

按，徐勤的《地球大勢公論》系列文章，連載於光緒二十三年《知新報》第二、三、四、五、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冊。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頁；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上編），第87頁。

徐勤：《<孟子大義述>自序》，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知新報》第二十一冊。

任啟聖：《康有為晚年講學及其逝世之經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第239頁。

歷來著述多稱徐為橫濱大同學校校長，這是不太正式的說法。查當時報紙，皆稱徐勤為“總教習”而非“校長”，而後來延聘掛職的犬養毅則被稱為“（名譽）校長”。又，教習為清末對官學教師的通稱，而校長為一近代名詞，並沿用至今。按《辭海》解釋，“（清末）有些學校設總教習一人，相當於校長或教務長”；又查，清末京師大學堂曾擬設中西文總教習各一人（見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知新報》第二十二冊“京外近事”欄），由本文稍後對橫濱大同學校的組織管理機構情況的介紹可知，徐勤所任的總教習與今天意義上的校長頗有不同，而更類似於“教務長”一職。但是，此後“總教習”這一稱呼逐步被取代，鍾卓京在以後成立的神戶同文學校也常被稱為校長，到1908年，梁啟超也曾致信給“橫濱大同學校‘林校長’”。（參見湯志鈞：《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667頁。）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二），第1517頁。

橫濱大同學校的畢業生，除了蘇曼殊和下文提到的馮自由、馮斯欒、鄭貫一、曾廣勷、鄭雲溪和張汝智等人外，楊維新在《任公先生事略》（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85頁）還提到有盧藉剛、鄭錦、楊維新、鮑文、陳國權、陳日平、張金燦、張汝可等。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革命逸史》初集，第72－73頁。

《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不忍》第一冊，文部第4－5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萬木草堂詩集——康有為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