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籠起義
南籠起義
清嘉慶二年(1797年),布依族人王囊仙、韋朝元領導的南籠各族人民起義,風起雲湧,一時之間,南籠府的普安州(今盤縣)、普安縣、永豐州(今貞豐)、冊亨州同城(今冊亨縣)、黃草壩(今興義市)、新城縣丞城(今興仁)、安南(今晴隆縣)、南籠府周邊的永寧(今關嶺)、定番(今惠水)、羅斛(今羅甸)、普定、歸化(今紫雲)、鎮寧、平遠(今織金)、威寧、黔西、廣順(今屬長順)、長寨(今屬長順)以及廣西的西隆州、亞稿寨和雲南的羅平、平彝、師宗等地的各族人民紛紛起來響應,動搖了清政府的地方統治,是布依族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起義。起義雖然被強大的敵人彈壓失敗了,但是起義推動了歷史的發展進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南籠起義 的根由一言以蔽之:即“官逼民反,終有契機”,是階級矛盾錯綜交織的結果。為了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統治,清雍正六至九年(1728-1731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區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改土歸流”政策實施后,南盤江流域仲苗(今之布依族、壯族,清文獻辱稱為“狆苗”)地區出現“土”、“流”並治的局面,流官掌管府、廳、州、縣的地方政權,土官執掌州、縣以下基層政務。南盤江流域原住居民主要是布依族,“改土歸流”前屬於廣西泗城土府管轄,實際仍是土司領地。流官通過土官斂財,土官依仗流官維持沒落的世襲統治地位。“改土歸流”前的康熙末期,南籠府轄地的加征秋米不過329石8斗,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年征秋米3639石4斗,超征11倍,賦稅額徵銀327兩。農人租種土主的土地,50%以上產量交租,“不敢少升合”。蘭鼎元在《邊省苗蠻事宜論》中記載:“聞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民發輸土徭,較漢民丁糧多加十倍;土司一娶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犯罪,土司縛而殺之,其被殺者之族,尚當斂銀以奉土司,六十兩、四十兩不等,最少亦二十四兩,名曰玷刀銀。種種朘削,無可告訴。”布依族人民在土司的盤剝之下,早已貧困,終年吃不上鹽,導致身體浮腫和患大脖子病(甲狀腺病)的人群比比皆是。
南籠起義
嘉慶元年(1796年),湘、黔交界的松桃、永妥、鳳凰、乾州四廳爆發了石柳鄧、吳八月領導的“驅逐客民奪還苗地”的苗民大起義,清廷徵調黔、滇、桂等七省祿營軍進行圍剿。南籠府奉命征派布依族青年入伍,驅駛前往湘西鎮壓苗民起義,遭到布依族人的強烈反對,知府曹廷奎見此情狀率兵鎮壓,將20多人逮捕入獄,此事更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乘貴州巡撫馮光熊率安籠鎮總兵出征湘西,郡境清軍武裝空虛之機,是年冬,南籠府親轄地的洞灑、當丈的布依族人王囊仙、韋朝元,“以木為契”,輾轉召集各地群眾至洞灑、當丈集中,南籠起義便轟轟烈烈地爆發了。
南籠起義
起義群眾公推王囊仙、韋朝元做首領,組建起義武裝,取年號為“天順”,在洞灑、當丈築木柵,砌石城,備兵器,積糧草,發告示,部署起義。領導機構分為軍、政、巫,軍以主謀軍師桑鴻升為首,政以丞相王抱羊為首,巫以仙王潘成德為首。
嘉慶二年(1797年)正月初五,王抱羊、黃抱良等率領近千名布依族人,從北鄉(今龍山鎮)起事。燒普坪、魯溝、半坡塘、壩弄塘,殺死訊官、塘兵,初六抵達南籠府城。南籠知府曹廷奎聞訊震驚,心想南籠府城內只有羸弱殘兵不過三百人,怎麼能夠抵擋戰火甚熾的義軍,自知失城難於倖免,於是先手刃其妻其女,自己再觸楹而亡,以報皇恩。此時的南籠府城由金淳、把總楊文海商議並集鄉勇入城參與城防抵抗。正月初八,把總楊文海燃炮擊殺王囊仙之父王文學和黃抱良,義軍陣亡數十人,府城未克,退至城郊。義軍在19歲的布依少女王囊仙帶領下,便進入了白熾化狀態,由逼死曹廷奎,繼而發展到攻下冊亨州同城,殺死州同曾艾、把總楊文海和外委梁國璋。先後攻克黃草壩、新城、安南等城,捷報頻傳的義軍又佔據安順府的永寧州、歸化廳、普定縣、鎮寧州,殺死永寧糧台千總李華純。進而佔領貴陽府的定番州、廣順州、長寨廳、羅斛州;大定府的平遠州、威寧州、黔西州。2月底,軍鋒直指省城,巡撫非常恐慌。又在黃泥河殺死守備江麟,把總龐得佩、馬珂國,外委曾繼先。廣西泗城、亞稿寨、西隆州,雲南大理平彝、曲靖等地的布依、苗、彝等各族人民紛紛起義響應。起義軍由1000多人迅速發展到20多萬人。民間傳說仙姑灑豆成兵:“仙姑顯神靈,灑豆就成兵,一把豆子兵千個,十把豆子萬個兵。”義軍所向披靡,形成洶湧澎湃之勢。
嘉慶帝剛繼位,龍床未坐穩,就遭如此黔亂,真是食不甘味,寐不能寢。為此,仁宗愛新覺羅·顒琰一共下了7道聖旨,收在《清實錄·仁宗實錄》里,所批的相關摺奏58章,收在《軍機處錄付·民族類》里。由此折射出南籠起義在清廷政治生態中的權重。
1797年2月28日,嘉慶帝急令雲貴總督勒保任統帥,調兩廣總督吉慶、雲南巡撫江蘭,助勒保平亂。勒保從湘西撤回所部,由貴陽方向進攻南籠;江蘭防衛滇黔交界進攻黃草壩、普安一帶,並向南籠靠攏;吉慶防衛桂、黔交界的南盤江一帶,並向羅斛、冊亨進攻。王囊仙、韋朝元增派將兵加強普安、黃草壩、捧鮓、冊亨、羅斛、歸化等地的防禦,又增派1000餘人防守永寧,以阻止勒保的進攻。
是年3月14日,勒保率清兵進攻關嶺,關嶺是通往黔、滇的要隘。勒保到達關嶺后,發現所有的要塞已被義軍佔據,於是就派總兵德英額、游擊伊蘭泰帶官兵從黃果樹逼近坡貢,勒保率領臬司(按察使)常明,副將施縉從黃果樹進兵關嶺,一路遭遇潛藏在樹林和石洞中的義軍伏擊,經過兩晝夜的拼殺,才到達關嶺對面的大坡嶺。勒保派人偵查,發現大坡嶺前面的八林橋附近布依寨眾多,聚集義軍上萬人,不敢冒死進攻,兵分三面包抄,然而兩翼官兵難以通行,只有攀爬懸岩通過,尤為艱難。於是命令游擊宋延清挑選精兵由左邊龍抓樹深溝潛行,竄到關嶺近郊,再派游擊常山挑選善於攀爬的兵將,由右邊懸崖迂迴而上,勒保自己則率兵從八林橋正面吸引義軍,形成對峙,等待三路兵馬會合后發起總攻。敵三路兵馬不期而至,槍炮齊發,義軍預想不到官兵會從嶺上向下夾攻,立即潰敗,勒保大獲全勝。下令焚燒寧庄、高寨、王家墳、紅岩等十八個布依寨,並乘勝追逐至巴隴屯。巴隴屯山形象箕,三面是懸崖峭壁,極為險要,正面是高達數丈的營牆,並置雷木滾石,易守難攻。勒保一面令常明、施縉挾火彈攀岩絕壁,一面對巴隴屯進行強攻,經過五個晝夜的殊死拼殺,雙方人馬死傷慘重。攀岩絕壁的清軍,從上向下投火彈,在猛烈的火彈攻擊之下,巴隴屯變成了一片火海。4月8日,關嶺被清兵奪回,通向黔滇的大門被清軍打開。4月18日,勒保進兵新城,與義軍惡戰,損失兵力過半,無力繼續進攻義軍。令貴州巡撫馮光熊火速增兵,補充軍械,發動和鼓勵當地的地主武裝協助官軍作戰。
南籠府各地相繼建立地主武裝39支,其中最大的一支是下紮寨武生陳啟麟統率的團練。陳啟麟利用其權勢和錢財,組織鄉團3000餘人,分為3營,一駐硬溪孔,一駐朗打寨,一扼興隆山,成犄角之勢。
5月11日,勒保得到增兵2000餘人,便集中進攻起義軍軍營碧峰山,義軍在山上挖壕築壘,修築防禦工事。勒保督軍多次進攻,未能得手,於是設伏兵於四周。起義軍缺乏作戰經驗,見敵軍久無動靜,以為兵少畏怯,便傾全軍下山直攻勒保大營。清軍伏兵四起,將義軍分割包圍,火槍和利箭齊發,義軍死傷過半。清軍又用大炮猛烈轟擊山上營壘,僅有數百名義軍從中逃出,退到阿棒寨一個山洞中。清軍追至洞口,義軍無一人願降,勒保放火燒洞,幾百名起義軍將士全部犧牲。
勒保解新城之圍后,便派游擊常山、普安州判丁楷,率官兵3000餘名,前往黃草壩援助,常山、丁楷至馬別河時,馬別橋已被毀,水流湍急,又無船可渡,於是抄小道從猴兒寨、手扒岩等地通過。由於地處險境,常山、丁楷想神不知鬼不覺地稍稍潛入黃草壩,行蹤卻被七綹須探知,急告知圍攻黃草壩的賀朝用、韋光萬、賀白寶,賀朝用帶領部隊回馬別河堵截。又派韋阿用通知王抱羊從尾后劫殺。就在常山和丁楷渡河時,戰鬥展開了,常山和丁楷陷入困境,被兩面夾攻。經過兩個多時辰的戰鬥,常山、丁楷、把總陳宏典、外委張世溥皆被擊斃,其餘官兵全部被殲滅,義軍士氣復振。
6月19日,勒保兵至壩弄塘,圍城義軍被迫毀橋退至五洞橋西,府城守軍乘機出擊,義軍腹背受敵,撤向洞灑。勒保入府城坐鎮指揮,令常明、施縉進攻黃草壩,雲南巡撫江蘭令總兵德英額督兵配合,義軍首領李阿六被俘,死傷將士千人,黃草壩被佔領。兩廣總督吉慶率領官軍從泗城出發,攻冊亨、捧鮓等地義軍,義軍各據點相繼失守,被迫退守洞灑、當丈。
8月15日,勒保彙集各路清軍和地主武裝,圍攻洞灑、當丈。義軍拚死抵抗,戰鬥十分激烈。由於清軍人數眾多,武器精良,洞灑、當丈的圍牆寨柵被攻破,義軍將士揮舞大刀、長矛、梭標與敵血戰,雙方展開生死肉搏,義軍傷亡慘重。戰至最後,遂火燒木城,義軍將士紛紛投火自盡,王囊仙、韋阿信等在烈焰中被俘。清軍生擒七綹須、王化明、韋抱堵、桑鴻升等義軍首領。此次戰鬥,2萬餘名義軍將士被殺,2600多人被俘。
勒保將王囊仙、韋朝元、王化明、韋抱堵4名義軍首領押解北京,於12月28日將4人殺害。桑鴻升身負重傷不能解京,便與765名義軍大小頭領和1052名義軍戰士,在南籠城郊北被勒保處死梟首示眾。起義將士視死如歸,沒有一人屈服。之後,勒保又遣清軍四齣搜捕義軍餘眾,並照嘉慶皇帝旨意徹底清查支援過義軍的村寨,對於所指“反側難信之人”,分別發往黑龍江、新疆、甘肅等地安插,不準留居南籠。
8月2日改“南籠府”為“興義府”,改“永豐州”為“貞豐州”,新置“興義縣”。當月26日清軍在新城巴林圍剿王抱羊所率數千人,並擒殺重傷的王抱羊。歷時8個多月的南籠起義,在清廷殘酷鎮壓下歸於失敗。
南籠起義是布依族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雖然起義時間不足一年,但卻沉重地打擊了當地的流官、土官和地主、高利貸剝削者,迫使清政府做出一系列有利於布依民族的懷柔政策。
起義重挫了清政府大員的銳氣。鎮壓起義軍劊子手馮光熊,爭功謊報戰果,被嘉慶帝察覺,嘉慶帝以“究系書生,又已年邁”開脫,才免深責;補缺南籠府知府張鳳枝,本於嘉慶二年正月到任,懼怕起義軍,在路途中輾轉逗留,有心規避軍差,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嘉慶三年(1798年)新任興義知府熊爵勛,吸取前任知府曹廷奎教訓,施政裹足不前,內閣以“庸庸碌碌、人甚糊塗,年復衰邁”為辭,降職調離。
清朝讓步主要表現在:“申明民苗典買田產,以杜盤剝欺凌等弊也。”清政府明文規定:布依族地區,嚴禁土地買賣。嚴禁漢族以任何理由購賣布依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的土地。如有違背者,一經查實,立即將購賣的土地歸還給原來的主人,沒收所有購賣土地的銀兩,並依法重處。嚴禁放高利貸者盤剝布依族人民,如有貸者沒收其財產,並加以處罰,徹底打擊高利貸者。
“釐定民苗村寨,毋許混雜,並嚴禁差役擅入苗寨,勾攝公事,以杜藏奸滋事也。”不允許漢民族混雜居住在布依族中,以避免漢族和布依族人發生糾葛,並且嚴禁差役擅入布依族村寨。吸取布依族起義之初,差役李華、胡萬年等7人,恣意盤剝布依族貧民,還姦汙布依族少女,情節惡劣引起了布依族人的強烈憤慨,成為起義的導火線。地方官如有公事,得尋找布依村寨的頭人傳喚,不允許差役進入村寨,以免搔擾事件再次發生。
“酌裁把事、土舍、亭長多名,以杜科累。”清政府特別派遣官員,清查平日欺壓布依族人民的把事、土司、土目、亭長等官員,一經查實確有不法行為,一律全部革職查辦,還要視其情節輕重給予定罪。還有那些軟弱沒有管理能力的官員也一律全部革職,並且永遠不再設置土舍、亭長等官員職務。
“酌設苗弁,以資管束各寨也。”清政府同時大量提拔彈壓起義軍有功、有能力的布依村寨頭人做外委、把事、千總、守備等低級武官,分別級層管制,可保布依族地區平安共處,達到“以苗治苗”的目的。
“酌定夫徭工所,以資窮苗口食也。”清政府看到貧窮的布依族生活艱難,而這些地區漢民族較少。官府的差事繁多,需要大量的差役。所以明文規定,雇傭布依族人民務必定價,為每人每天給五分銀子,可以讓貧窮的布依族獲得一些錢養家糊口。並且還明文規定,地方官員不得降價剋扣布依族雇傭工錢,不得經過差役之手,如有舞弊者,一經查實嚴懲不貸。這樣既可以給貧窮的布依族人提供生活來源,也可以滿足官府所需的差役。
“免貴州仲苗擾之興義府普安、貞豐二州、普安、安南二縣,並冊亨州同、新城縣丞,捧鮓巡檢所屬本年額賦”,“並且戰爭中損壞房屋,無論是草房或瓦房,每間都給予修理費用二兩銀子,並酌借牛具給難民耕種,促進生產,早點把家安定”,避免再生混亂。清政府作出的政策調整,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布依族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穩定了對布依民族地區的統治。
南籠起義是以布依族農民為主,並有苗、漢、彝等其他民族參加的反清鬥爭。如漢族桑鴻升,為起義軍的主謀軍師。各族人民並肩作戰,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團結。
“南籠起義”在布依族歷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為推動布依族社會的發展,立下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布依族不畏強暴、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的起義軍將士,永遠值得懷念和敬仰。
如今是社會昌明,科學發達,經濟騰飛的時代,布依族人民繼承民族的頑強拼搏、不屈不撓的優良傳統,走出狹隘的民族意識,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追趕時代前進的步伐,在布依族先烈倒下的地方,建設一個和諧美麗富饒的家園。
該遺址位於貞(豐)至卡(子)公路旁,城垣周長約2100米,用青石砌就,分為東、西、南、北四門。該城的形狀為梯形,西面城垣長約650米,南面城垣長約350米,東、北兩面城垣各長550米,城牆厚1.5米,總面積約0.19平方公里。殘牆最高處4米,最低處1米以上。現僅存西門門拱,高3.9米,寬3.28米,厚2.42米。該城北門為上街組,南門為下街組,現住有165戶農民。
古城外驛道明顯,北門出城古驛道,有較長一段,用石板鋪成,寬1米多,出南門古驛道,均用青石板鋪成,寬在2米以上,東門出城的古驛道保存了一小段,呈梯坎式,西門出城驛道接貞卡公路。
在下街至南門有一段長200米的街道,寬10多米,用石板鋪就,歷經幾百年風雨洗禮,至今仍保存較好。關帝廟是在修城時建的,后毀於戰火,再由劉澍滋承辦,劉崇高率族人重修,曾經香煙不斷,來者多為求子,此廟保存完好,是上下街的分界標誌。
城內東門一土堡上,修過縣衙門,遺址至今尚存。
當年王囊仙和韋朝元率領布依族、苗族起義,義軍急欲攻克定頭城。因定頭城地形險要,久攻不破,守城將士越戰越勇。據傳,一天夜裡,土地給率兵攻城的頭領託夢,道此城為困牛形,從南面攻打它的頭,越打就越勇猛,要從屁股後面用火燒才能攻破,結果此城就被北面攻破……
位於定邊城遺址西門外100多米處,建有定頭“萬人墳”。該墳建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是事隔22年後,於嘉慶己卯年,當地人在西門前一大田裡,將填了的水井挖開重新使用,(一說北門“新房子”屋基下)發現了大量的骨骸,經查證屬當年那場戰爭中死難者的遺骸,於是,就建了一座“定頭城被難眾姓老幼男女遺骸之總墓”。
定頭城遺址,具有歷史文化的厚重感,其建築風格展現了當時經濟、文化的繁榮與軍事的戰略防衛地位。它雖然毀於一場戰火,留下如今殘缺的城牆遺址,但漫步其間,那築城時錘鍊打造的鏗鏘聲彷彿縈繞在耳畔,當年雙方攻防對峙的廝殺,烈焰騰空的戰火和腥風血雨的慘景,儼然就在眼前。
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歷了歷史的風風雨雨,該城遺址及“萬人墳”的碑記更加具有歷史價值和旅遊觀光價值,是黔西南州難得的人文景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