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稼

鄭學稼一生著譯出版了近七十部書，其中最為暢銷的是《魯迅正傳》。它脫稿於1941年2月16日重慶黃桷鎮附近的村莊井潭。那時，他在北碚夜以繼日地在菜油燈下寫作。限於戰時的環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魯迅著作來讀。即使這樣，這本《魯迅正傳》於1942年3月1日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后，在江西、廣東還出現了盜版本。1953年1月由黃震遐任總編輯的香港亞洲出版社重版，以後又有台北盜版本在書市出現。

鄭學稼和葉青、胡秋原雖然被左翼人士視為一類人，其實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學方法並不完全相同。以鄭學稼而論，他沒有葉青、胡秋原那樣顯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壇而在學校教書。他赴台後，以揭發台灣大學農場的舞弊案得罪黨國要人陳誠，只好離開台灣到印尼避禍。後來回台灣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半隱居生活，並以分析中共形勢得到蔣氏父子的賞識。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脫離社會和當前政治思想鬥爭，因而鄭學稼在做學問的同時，還不由自主地捲入了60年代初發生的中西文化大論戰。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雜誌第51期上發表的《播種者胡適》引發的。這場有關評價胡適的論戰，葉青和鄭學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對手。當時在台大念書的李敖，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勁頭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論”（即“超越傳統、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進”）開炮攻擊，鄭學稼和葉青連忙抱成一團為胡秋原助戰。鄭學稼先後發表了《五四運動與虛無主義》、《論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論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責李敖採取民族虛無主義，數典忘祖，並和胡秋原一起猜測李敖的幕後人物是殷海光，認為殷海光的學術背景十分可疑，由此引起李敖更強烈的反擊。陳鵬仁在1963年1月25日出版的《政治評論》上發表《為胡秋原、鄭學稼先生說兩句話》，就《文星》雜誌對鄭學稼的攻擊作出辯解。《文星》在眾多台灣雜誌中是以“不按牌理出牌”聞名的，它為50年代封閉的台灣社會打開了一面窗戶，讓歐風美雨吹進來。鄭學稼看不慣該刊的自由主義色彩，尤其不能容忍李敖對他政治上的揭老底，故他站在衛道士的立場上反對李敖以西化和新知識來震撼中國傳統思想、生活和文學藝術，這在客觀上為台灣當局保守的政治策略和社會上瀰漫的復古氣氛護航，同時阻礙了文學文藝走向現代化。

鄭學稼的一生以“捨本逐末”而尋找到另一條治學之路。他的本行《養雞學》還有《養豬學》已成了狗不理的學問，早已失傳，可他研究日本史、蘇聯史、第三國際史及為文化名人作傳自成一家。雖然現在還沒有人給他寫評傳，但他對自己的成長史也有交代。1965年8月，他由徵信新聞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學徒生活》，詳細記述了他在1925年至1965年從讀大學到工作的經歷，後面還列出他從1931年至1982年的著作年表。他還有一本《我的學徒生活續集》，涵蓋他從1965年至1985年間的生活歷程。這是研究鄭學稼乃至中國文化思想鬥爭史的重要資料。此外，他還十分關注大陸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理論與政策的重大轉變。

自從與陳獨秀交往起，鄭學稼對蘇聯問題的興趣就一直有增無減。除了在軍情單位教聯共黨史及社會主義運動史外，還研究蘇共黨內鬥爭，探討蘇聯文藝界的派系之爭。1963年8月，鄭學稼出版了《十年來蘇俄文藝論爭》（新亞社代售）。此書論述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至1962年蘇聯文藝界的派別消長情況，即斯大林遺留下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潮與批判僵化思想、要求創作自由的“修正主義派”展開鬥爭的來龍去脈。作者認為，赫魯曉夫雖然支持過修正主義思潮，但他反教條主義不徹底，在本質上仍未擺脫斯大林文藝政策執行者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斯大林的做法簡單粗暴，而赫魯曉夫懂得剛中有柔的道理。此書提供的某些資料，對人們認識蘇聯文藝解凍后的發展變化不無參考價值。

鄭學稼本來學畜牧獸醫，后看到中國農民生活的疾苦，轉而研究社會科學，企圖用知識去啟蒙人民大眾，並由此改變中國社會現狀。他研究馬列著作始於30年代中國發生的“社會史論戰”，由這一論戰引起他讀英文版《資本論》第3卷。儘管他標榜“獨立思考”和無黨無派，其實他的論著帶有鮮明的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成就獎，並被台灣學術界譽為“理論大師”。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對某些問題研究的創新之處。如他於1972年在政治大學學報發表《論馬克思主義異化說》，是台灣首次評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啟了80年代台灣文化界檢視“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大門。儘管他的立場觀點我們無法接受，但在禁談馬列主義的“戒嚴”時代，他反覆批判馬列主義，這也是對馬列主義的另一種“宣傳”。這就難怪鄭學稼赴台後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與攻訐，如國民黨評議員、《文星》雜誌創辦人蕭孟能說他大談馬列主義是和共產黨“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過了十一年多才勉強解決。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雖高產，但讀者面甚窄，多半只成為研究生的讀本，而不能被官方欽定為宣揚三民主義的“模範著作”，甚至連主張統一的人士也不愛讀他的書。他晚年常向友人發牢騷。他的老友、新文學史料專家劉心皇為了使他心情開朗起來，曾帶他到地下酒店去尋花問柳，可惜他年過花甲，沒有這種本事，最後在落寞和被人惡意攻訐的哀嘆聲中離開人世。